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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中国—欧盟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前景

更新时间:2018-02-05 14:33:16
作者: 崔洪建  
[12]此后的历次中欧战略对话及领导人会晤均将各自关注的地区和全球事务纳入讨论范围并积极寻求共识。2.提出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定位。继中方在2013年12月领导人会晤期间提出中欧是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的表述后,习近平主席又在2014年3月访问欧盟总部期间,提出“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13]随后发表的《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对“四大伙伴关系”进行详细阐释,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地将中欧关系界定为“中国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14]

   (三)经贸关系从单纯依赖相互贸易向投资、产业和金融合作并重的结构演变。

   首先,出现了贸易与投资并重的新格局。在贸易方面,尽管双边贸易持续波动,增长乏力,但进出口结构趋于平衡,贸易依存关系发生变化。在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演化、欧洲多国处于财政困境的情况下,中欧都希望从提升相互贸易中获益。但受经济不景气影响,中欧贸易持续波动,经历了下滑、反弹和回稳等不同时期,贸易增长整体乏力。[15]尽管贸易额下降,但中欧贸易结构正在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趋于平衡,中国对欧盟出口连续下降、进口增加,贸易顺差持续收窄,高技术领域贸易和服务贸易比重上升。双方贸易依存度也发生变化,中欧货物贸易占中国对外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9年的16.5%下降到2016年的15%左右,而同期占欧盟对区外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则从7%上升到15%。[16]在投资方面,中国对欧投资增长迅速,成为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中国对欧盟投资在2010年首次覆盖欧盟27个成员国,另据普华永道2012年10月发布的研究报告,2011年中国对欧并购投资在数量和金额上首次超过欧洲对华并购。[17]尽管2012年后中国对欧投资增速有所放缓,但2015年后又迎来投资高潮,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自2014年1月正式启动。从中长期来看,欧洲将是中国资本和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中欧投资结构朝着双向均衡的方向变化是大势所趋。欧洲较为成熟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提升中国对外投资质量和管控投资风险的能力,欧洲相对发达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也有利于中国企业改善技术、品牌、提高附加值等战略需要。因此欧洲是中国在非自然资源领域投资的首选目的地。欧洲对中国投资也有巨大需求:债务危机需要长期治理,对外资的需求也将长期化,因此相较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欧洲市场对中国投资仍持较为开放态度,欧洲企业的估值也较为合理。

   其次,开启了金融合作。2009年后,中欧金融领域合作成为重点。除按份额支付155亿欧元分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救助外,中方在危机期间一直增持欧洲国家债务,并首次同欧盟达成本币互换协议,开创了中欧金融合作的新模式。中国央行与欧洲央行分别于2015年上下半年成功进行两次欧元和人民币资金互换测试。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集团、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共同出资成立的中欧国际交易所于2015年11月在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开业。截至2015年底,中欧所产品总成交金额达2.66亿元人民币,高于欧洲其他交易平台中国相关产品同期交易总量。[18]在成员国层面,中英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启人民币对英镑的直接交易。英镑成为继美元、日元、澳元和新西兰元之后第五个可以和人民币进行直接兑换的货币。法兰克福、巴黎和卢森堡继伦敦之后,与中方合作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成为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19]

   最后,创新合作成为重点领域。为应对发展挑战,中欧当前都致力于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升级,为拓展新技术、新产业、新领域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实现创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是中欧共同面临的任务。创新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0] 在成员国层面,中法创新合作历史最为悠久,双方合作在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得到进一步加强。两国举行了“首届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活动,以促进协同创新,推进产学研交流与合作,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21]为加强创新合作,中英双方共同设立总额为2亿英镑的科学基金,以加强联合科学创新合作,太空项目成为第一个合作项目,显示了双方合作的“雄心”。[22]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最大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伙伴,中德创新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和示范效应。工业、科技、农业、教育、环保、城镇化、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成为两国将开展创新合作的重点领域,通过创新合作模式、机制和举措,推动中德务实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根据《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双方致力于通过改革与创新促进增长,提升两国竞争力,建立互利共赢的“创新伙伴关系”,并将2015年作为“创新伙伴年”。[23]

  

   二、中欧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背景

   2008年以来中欧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背景是:中欧经济实力对比加速变化;进取性增强的中国“自信”外交与欧盟政策重心的“内向化”态势同时发生;同时期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对中欧关系变化施加了重要影响。

   (一)经济实力对比出现较大变化

   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差距缩小是观察中欧实力对比变化最为直观的指标。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经济联合体,经济实力一度远超中国。但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欧盟经济却长期低速徘徊,双方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在2008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程度较小,而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受债务危机的影响最重,双方经济实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始于2009年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以及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速并放大了中欧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之前的2008年,欧盟经济总量为19.029万亿美元,在危机初始爆发的2009年急剧下降到17.02万亿美元,到债务危机逐渐平息并走出衰退后的2016年为不足14.6万亿美元(不含英国)。中国同期经济总量分别为4.56万亿、5.06万亿和11.26万亿美元,中欧经济总量之比从2008年的24∶100缩减为2009年的30∶100以及2016年的77∶100(不含英国)。[24]在同一时期的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份额仅次于作为贸易联合体的欧盟。2014年中国占世界贸易总出口额和总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上升到12.33%和10.26%,距离欧盟14.98%和14.7%的占比差距进一步缩小。[25]尽管上述比较只是从经济总量来分析,缺乏在增长质量、能源消耗以及增长可持续性方面的深入对比,且仅局限于从2008年后至今的较短时段,但也可以看出,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成为了中欧经济实力对比加速变化的两个重要节点。经济实力对比变化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中欧在经贸合作上的竞争因素可能增强,但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加强协调的需求也会上升。

   (二)中国“自信外交”与欧盟政策“内向化”态势

   欧美学界普遍认为,在2009—2010年前后,以中国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以及在处理与周边国家领土、海洋争端上的政策变化为标志,中国外交进入了以“自信(Assertive)外交”为特征的新阶段。美国方面更关注中国在处理周边事务尤其是海洋争端方面的表现,而欧盟国家更为在意的是中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强势表现”,[26]这不仅是因为欧盟试图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扮演领导者角色的雄心受挫,更因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出现的“中美共治”局面不符合欧盟有关“通过多边主义达成全球治理”的目标。[27]

   与中国的对外进取相对照的是,自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除需要持续应对内部经济治理问题外,还接连遭遇乌克兰危机、恐怖主义袭击、难民问题以及英国脱欧的打击,其治理重心和政策优先向整顿内务和周边维稳转移的“内向化”态势难以避免,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28]这集中反映在欧盟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上,内部治理和周边安全问题等成为优先议题,而全球及地区事务退居其后。同时,欧盟几乎同时遭遇诸多内外问题,尤其是其内部发展不平衡、周边稳定和难民问题以及英国脱欧等重大挑战,导致内外各界对欧洲一体化前景、欧盟能否保持其权威、改善治理能力等都产生了更多悲观预期。在欧盟有能力对诸多难题采取有效应对之前,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还将持续下降。

   (三)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

   首先,中欧各自所在地区形势都发生重要变化,周边地区成为中欧重要的政策优先,导致中欧在地区问题上的交集增多,开始寻求在地区稳定和发展问题上的交流和共识,区域合作成为中欧关系的新维度。美国从欧洲、中东等地实行战略收缩并将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一方面迫使欧洲不得不几乎独自面对乌克兰以及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欧盟对于中美、中俄关系和亚太、欧亚以及非洲等地区形势走向的关注。中国则一面应对美、日等在周边地区的压力,一面通过发展对俄战略合作与对欧经贸合作,来拓展其战略纵深、维持战略平衡,在地区问题上合作的需求也在上升。

   其次,全球性问题突出为中欧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提供了机遇,中欧关系在双边和地区维度之上发展出全球维度,战略性得到提升。作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中欧在气候变化、全球反恐以及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反对保护主义等领域具有相似立场和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欧美政治先后出现保守、民粹化的趋向后,中欧应对全球化复杂态势的相互需求提升、合作空间增大,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合作正成为中欧关系新的增长点。

   最后,西方国家内部及其相互关系变化尤其是美国特朗普当政后对欧美关系的影响,也为中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了条件。英国脱欧后急于寻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欧盟以外国家发展战略、经贸关系,客观上与欧盟形成竞争,这对中欧关系形成一定的刺激因素。特朗普在当选前后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美传统关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不仅削弱了美欧盟友关系,而且动摇了双方传统的利益格局。在此背景下,中欧之间在坚持多边主义治理框架、密切彼此在贸易投资自由以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动力。

  

   三、中欧关系结构性变化的前景和挑战

   总体来说,中国与欧盟关系结构性变化的方向是战略性提升、合作领域拓宽和经贸结构更趋平衡,并将随着国际和地区整体形势变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特点。未来一段时期,中欧关系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领域。

   (一)经贸合作与竞争并存

   经贸合作仍是中欧关系的基石和主要动力,但在欧洲经济困境长期化和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经贸关系中的可持续问题和竞争因素也在上升,而且容易被“政治化”。中欧经贸合作在未来能否继续发挥双边关系结构性变化“压舱石”的作用,取决于双方能否解决好贸易、投资的可持续增长问题以及克服保护主义并就经贸规则达成共识。

1.贸易、投资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尽管在全球贸易下滑和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欧贸易的波动仍小于中欧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变化,但由于中欧贸易对彼此的重要性,如何突破瓶颈、确保中欧贸易的稳定可持续增长,仍是双方需要应对的巨大挑战。中欧在2013年领导人会晤中提出并在此后多次重申要“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但从近年的实际贸易额看(2015年5210亿欧元),该目标已难以实现。[29]中欧均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有效需求不足是双边贸易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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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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