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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基调的判断(1994)

更新时间:2018-02-04 23:35:22
作者: 刘鹤  

   9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表明,对城市化的渴求、国际收支压力增大、外资大量流入和新产业投资剧增等现象,已非短期周期性波动所能解释。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国人均收入提高后,引起的产业结构转换现象。从局部出发,是无法理解甚至解释这些现象的,唯有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才能使我们从光怪陆离的现象中解脱出来,抓住其主要的发展线索。在90年代后期,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实现小康水平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内生性需要,也是国家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的聚合点。


一、我国经济新的发展现象

  

   80年代中期至1992年初,我国经济发展不同于以往之处的特点在于:第一,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及城乡工业的结合;第二,消费需求作为经济主动变量地位的确定;第三,对基础产业发展的普遍重视及其良性循环机制的逐步出现;第四,外资、外贸由“拾遗补缺”的地位上升为重要的增长动源;第五,地区经济活跃。从1992年春季起,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绩引起世人的震动。巨大的潜在市场,亿万人致富的热情和经济体制的实质性变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幻想。据世界银行一份内部报告估计,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经济正在改变世界格局。该报告分析,1992年这个地区的进口额已达到724。亿美元,其数额已超过美国。更为惊人的判断是,从现在起到2000年,这个地区的购买力增量将占全球增量的50%,其实力之大,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形势是乐观的,但经济学家的任务不只是鼓励人心,而在于抓住新的有代表性的趋向,提出对策。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22个月的高速增长,这个势头正作为一个长期现象而继续,而不是短期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结果。在这次高速增长过程之中,有些作为80年代增长特征的现象被进一步强化,新的特征逐步显现。

   (一)新消费需求的形成。

   对汽车、电子及通信产品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些产品的现实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并快速扩张,其市场份额中家庭消费的重要作用逐渐扩大。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私人轿车保有量直线上升。北京自1986年以来,私人轿车以每年274%的速度增加。通讯业的研究报告指出,设备及服务的增长率居高不下,私人电话以51%的速度增长。至于私人住房,增长的速度更快。这表明,我国居民消费重心正由食品、服装和一般家用电器,转向包括住房、电话、汽车等高档大宗耐用品。这个变化暗示着许多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这种变化,稳定农业的含义已与80年代的定义迥然不同,而促进资本和技术含量高的支柱产业发展,今后则成为与国际和国内收支平衡等目标密切相关的实质性政策。

   (二)城市短缺。

   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从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每年一次的民工潮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跨地区的流动人口已达7000万以上,安徽、河南、湖南等省1992年外出打工的劳动力都超过了500万,四川则超过了1000万,这些地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大体都占到本地农业劳动力的20%以上。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过分集中于现有特大城市和少数发达地区,加剧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交通的拥挤和基础设施的负担。北京、上海等地,抽样统计的流动人口已越三成,广东的交通状况已与世界公认的“曼谷病”不相上下,就连新建的深圳也出现了“未老先衰”的城市综合症现象。

   农业过剩人口进入劳动密集型工业的门槛大大增高,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自8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大幅度下降,1988年乡村企业每千元资本吸收劳动力0.31人,1991年降到0.18人。另一方面,就业弹性很高的第三产业在农村发展严重不足。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以工业为1,第三产业的就业在发达国家一般是2~3,我国城市大体是1,而农村只有不到0.5。1992年以来开发区迅猛发展,这也预示着一种内在需求积累后的膨胀—对城市化的追求。这些情况表明,80年代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方式,已难以适应今天乃至今后的发展趋势。在人口从农业涌向非农产业的历史阶段,“城市短缺”已成事实。

   (三)经常项目的逆差趋势。

   1993年,按5.8,1的当年官方汇率折算,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NP的比重已达37%,表面数字显示的我国外贸依存度已超过美国和日本。出口已经遵循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具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的产品仍然占出口的主导地位。1986年我国纺织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为23.1%,1993年上升为29.6%。电扇、收录机、彩电等少数产品已经走过“学习曲线”之凹部,逐步占领国际市场,“雁行”理论过程已经体现。1985年彩电的竟争力系数还是负的0.9636,1991年就上升为正的0.8177。最令人关注的特征是进口变化的趋势。对机器设备和资本含量高的原料进口比重一直在稳步上升。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对这类产品的进口量在扩张;当货币政策偏紧时,虽然这部分产品进口绝对量在减少,但相对比重却并没有下降,进口需求呈刚性。

   工业化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实质内容,是对上述产品在引进新技术前提下的替代和逐步实现出口。工业化完成之前,国际贸易中资本品项目的平衡状况,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产业素质和工业化阶段。1992年和1993年我国机电产品的贸易赤字分别为154亿美元和266亿美元。这表明,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替代这类产品的技术开发和生产能力。渡过这个难关,不但关系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的稳定,而且影响整个制造业的水平。关于设备进口的研究报告指出:从50年代起,我国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高潮,这固然对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资本品的国内替代却远没有完成。花钱买设备买不出一个现代化来,这个结论是意味深长的。

   (四)资本项目大量盈余的暗示。

   十分明显,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的红字为资本项目的盈余所抵消。1978~1991年的14年间,外资流入总额达796.3亿美元,平均每年只有56亿美元,1992年一年猛增到192亿美元,1993年进一步增加到368亿美元左右,资本流出的数字有不同的估计,大约为100亿美元。中国经济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热点,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但仍然有3个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第一,国际资本流动到中国的动源是中国庞大的市场,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内需不足的经济衰退之际,外资涌入即表明我国市场的巨大引力,也暗示着我国制造业适应内需变化能力之脆弱;第二,外资大量流入并不总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一项来自日本大藏省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东南亚经济创造奇迹的过程中,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正相关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起负相关或不相关的作用,这取决于外资流入的产业领域和该国的其他政策环境变化。另外,外资流入的盈余也并不总能保证抵消经常项目的逆差。如果外资大量流入进口诱发性很高的领域,从长期看,则可能进一步使国际收支恶化。

   (五)初级产品供给条件的恶化。

   早在70年代,我国大宗初级产品,如原煤、原油、铁矿石等的成本弹性就开始缓慢上升。经过80年代,这些产品的长期成本曲线加快向右上方的移动,这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炼油业的报告预测,自1995年开始,我国将大量进口原油,到2000年,进口原油将达到5000万吨左右,而2010年则有可能突破1亿吨;虽然煤炭仍然净出口,但由于运输成本过高,沿海工业区正在改变能源战略,在海外寻找新的供给渠道。除了这些工业血液和粮食的输入之外,农产品供给条件的恶化和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也时时撞击着经济的根底。这些现象可以罗列许多,它的影响是深远的,起码在三点上是超重量的:从供给方面对总物价水平从而对宏观经济收支的重大干扰;进口增加从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迫使中国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开放条件下资源转换的均衡。

   (六)不容忽视的体制摩擦。

   新发展现象的出现伴有新旧体制摩擦。正如对汽车和通讯业案例分析的研究报告中描述的那样,尽管消费结构的突变和国际竞争的压力要求产业结构加速高度化(新技术在深加工产业的扩散和规模经济的实现),但由于存在一种具有垄断性的“政府行为循环”和病态国有企业的自我保护行为,这个过程迟迟难以启动。旧的体制问题尚未根治,又出现了新的体制阻力,主要是:金融体制内部因寻租行为而引起的投机性投资;财政体制分割而形成的对骨干产业中重点企业扩张的限制,以及企业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工资毫无约束的上升。

   这些现象,不但给长期的结构调整造成困难,而且加剧着短期的经济波动。当经济被投资增长的拉力推上高速增长的轨道时,很快就撞到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物价天花板上;而一旦缩紧投资,又马上遇到企业成本难以承受的极限。上述体制现象与地区间、个人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经济强化了周期短化的趋势,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压力。虽然已经勾画出改革的总体蓝图,并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各种改革方案,但它的实现仍然要经过二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上述诸现象主要说明:人均所得提高后出现的消费结构变动和人口流动现象,构成了对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的巨大需求;受到技术、体制和人力资本制约的供给体系,反应慢于整个需求体系的变动;两者之间的缺口正被国际贸易的桥梁沟通并为外资涌入所补充。然而,国际收支的潜在恶化趋势,对这种“大循环”格局构成挑战,从企业制度入手及相关的财金制度变革入手,通过有目标地精心设计新的发展模式,以探求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方法,已成为开放条件下刻不容缓的任务。与此同时,构造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占领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有利的位置,是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伴而生的同一命题的不同侧面。

  

二、发展的趋势及含义


   描述的众多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性结果,是经济进步所提出的新课题,它们提供了从更长期的观点进行发展趋势判断的基本线索。立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沿着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性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起至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将沿着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3个主流趋势前进。发展的经验和史实表明,上述趋势是不可逆的,但其发生的背景及其达到的程度、派生的结果却因国而异。尽管国际化、城市化和高度化已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的必为之举,仍有必要明确其特定含义及其派生结果。

   (一)城市化。

我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城市化是指:从成本费用及其社会两个分析角度出发,有计划地塑造大中小并举,以中小为主的城市群体网络,引导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城市功能系统,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派生的非农产业群,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城市化要实现效益与公平兼顾的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步转移,提高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实现农产品的规模经济,使城市与农村的分配关系趋于合理;另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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