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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兰克《论列强》回顾与相关的“中国含义”

更新时间:2018-02-03 23:28:31
作者: 时殷弘 (进入专栏)  

  

一、引言

  

   在历史学家乃至一般的世界历史观察者和思考者那里,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大体面貌和内在本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对它们包含的诸多基本方面可以有大为不同的侧重,因为这一历史是那么丰富、复杂和多元,以至不可能将其全面地纳入任何单一的范式、模式或框架之中。然而,有一项共识可称近乎是普遍的,即现代世界历史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现代世界史的肇始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肇始:随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势权威的相继跌落,连同欧洲普遍道德和普遍法理观念的衰朽,它们表征的所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即中世纪国际秩序分崩离析;现代强国在内外两个意义上最初浮现并愈益形成,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成分,参与构造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初始形态。

   从此开始的现代国际关系史有如一项微型“宇宙大爆炸”,以加速度全方位地迸发出多项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无数不断展开的历史事态,使得现代国际关系在其总体上成为一个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的“大世界”。然而,现代国际体系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也逐步成形,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逐步“固定”下来。如果不揭示这个机理和模式,就谈不上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现代国际关系史,尽管这样的揭示和解释可以是多样的。

   在国际关系史学家中间,对现代国际体系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的首次揭示出自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更具体地说出自他在1833年发表的长篇经典论文——《论列强》。如后所述,该文基于欧洲大陆国际均势的动态机理,高度浓缩性地概览了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由此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项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运动模式,它对此后的国际政治实践、国际关系史编撰和国际关系理论思考都有重要影响。

   兰克于1886年去世,他的基本的国际体系观从1833年的《论列强》往后一直没有改变。其时,在思想和政治文化上得益于兰克并且急剧变动了欧洲国际体系的大事变——德国实现统一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创立——已经过去15年,但离俾斯麦被迫辞职仍有数载,一个“新时代”仍在将到未到之际,那就是德国的世界权势野心与其现代帝国主义开始主宰其民族生活和对外行为的时代。大致以兰克去世为时间界标,往前回顾他的《论列强》与其国际体系观,往后回顾他身后导致灾难的德国的国际体系观和国家目标(那与他的国际体系观的贡献和弊端密切相关),是考察兰克思想的这一大方面与其首要历史影响或后果的一个恰当方式。不仅如此,还可以从兰克《论列强》和超越《论列强》的角度,或者说以该文的根本观念和根本遗缺为“引子”,着重议论和展望当今和未来国际体系内的中国,从而有助于我们特别重大的现实任务。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兰克的《论列强》出发,形成对当代中国适切的某种“论列强”。

  

二、《论列强》的卓越揭示和现代国际体系史的“兰克主题”

  

   什么是《论列强》一文集中表现的兰克的国际体系观?兰克可以说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创始者之一,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开始迅速勃发和广泛流行的时代;然而正是他,在他那个时代,最先也最鲜明地展示了现代欧洲的统一性,即现代欧洲是一个具有各大民族相近的历史传统以及共同宗教来源、共同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恰如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所说:“从(罗马帝国晚期)蛮族大迁徙到我们今天,西方构成一个政治和文化统一体。在他(兰克)之前,没有任何人那么清晰地和从那么多方面看到这种统一。”①

   兰克确认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国家间(尤其是列强间)的权势斗争。他在《世界史》序言中写道:“历史发展并非仅仅取决于文明的发展趋势,也是来自一种非常不同的推动,特别是来自相互敌对的各国为争夺领土和政治霸权而进行的冲突。”②列强间的外交关系实际上基于国际体系中主要的权势关系,它们之间的暴力冲突则是权势的剧烈碰撞。一个强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强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这就是兰克在《论列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强国概念。③然而,兰克并非因此而类同于纯粹的权势政治论者,他以其丰富的历史感和道德感强调权势斗争底下生动丰富的文明发展内涵。在《论列强》一文中,他把这一点说得异常明白:历史并非乍看来那样,只是混乱、战争和国家的无规则兴亡,它包含着精神的、道德的、赋予生命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在它们的互相作用和交替中,在它们的勃勃生机以及衰落和更生——包含内容更丰富、价值内容和范围更广的更生中,蕴藏着世界历史的秘密”。④

   兰克像18-19世纪的许多学者和国务家一样,认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均势制约着国际权势斗争,并且因此为现代欧洲的多样化统一发展提供了一项必要条件。均势是现代欧洲国际体系最基本的运作机制,是其自在或自为的一大秩序由来,“世界的激流”,如《论列强》所说,“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⑤他确认,均势的首要功能在于防止或制止一国取得欧洲霸权,以致破坏其余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利,而其首要的构造方式,则在于一批就单个而言处于弱势的国家结成联盟,抗衡或击败趋于称霸的国家。就此,他将欧洲列强比做一群不断运动的天体,有时会合,有时分开,“它们总是自主地运行,遵循自己的内在冲动力……一个强国可以暂时同另一个强国结盟……在双方都寻求结盟的时候;然而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⑥

   兰克均势思想的卓越创造性在于他将均势认定为欧洲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所推动的一个新陈代谢过程。新强国崛起,反对头号强国扩张,新联盟形成,抗击普遍帝国图谋;随反霸战争胜利或大国国内变革一次又一次出现新的力图称霸者,欧洲便一次又一次经历生死斗争。15世纪开始逐步领有几乎半个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力图建立普遍帝国,到17世纪中叶最后败于以法国为头号主力的反哈布斯堡阵营;随后,法王路易十四的称霸努力导致英、荷、奥等国结盟,到18世纪初最终战胜法国;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由于大革命而国力剧增的法国又以更大的规模和野心力争征服全欧,经过反法同盟20年大战,均势才得以恢复。均势如此反复遭到严重损伤或毁坏,又反复得到修复或重建,欧洲列强及其组成的国际体系本身在这反复斗争中兴起和更生(特别是包括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和欧洲国家性质的民族国家化,它们发生于他概说的最后一轮大动荡期间)⑦——这就是兰克以《论列强》一文高度浓缩了的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这就是该文首次明确提出的一项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运动模式,或曰现代国际体系史的“兰克主题”,它对此后的国际关系实践和理论性思考有经久的重大影响。⑧

   兰克的历史研究颇大程度上围绕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及其内在变化进行。就像在他的《论列强》里那样,他最关注其主要成员作为现代强国的兴起,并且特别致力于论述它们之间的能动关系。与此同时,他还对具体的历史做理论性思考和综合表述,强调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与国家的自觉结合,是现代欧洲两项有决定意义的事态,前者意味着国家利益成为国家行为的唯一实际指南,后者则使国家利益的根本内涵转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利益。《论列强》还强烈地展示了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关键性扩展,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俄国和普鲁士的强国化。到七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国际体系显然已经固定为英、法、奥、俄、普五强结构。巨型国家俄国和“暴发户”普鲁士分别在欧洲侧翼和中央崛起,这大大扩展了列强体系;不仅如此,它们的崛起还绝对和相对地削弱了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传统的欧陆主要强国,从而造就了通过一个逐步的“拉平过程”而来的多极均势。它是那么倾向于动态稳定,以至大体上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其间经过了天翻地覆的拿破仑战争,并且经过了导致欧洲国际力量对比重大变化的德国统一,那在《论列强》发表近40年后才宣告实现。


三 《论列强》的重要缺陷和兰克式眼界的不幸后果

  

   然而,《论列强》和兰克的国际体系观有一项重要缺陷,尽管在他以前和他同时代的国际政治思考者中间仅有极少数人才避免或接近避免这个缺陷。兰克大致持一种狭隘的欧陆眼界,这使他不能意识到现代国际体系的某些关键性机理,并且较严重地限制了他对某些关键性历史事态的理解。例如,他将拿破仑帝国的败亡主要视为中西欧各民族揭竿而起的结果,并且因此赋予德意志“解放战争”过大的意义。“他未能强调一个事实,即为这些起义创造了条件的是英国和俄国——欧洲的侧翼强国……的影响。”⑨更重要的是,他大致始终全然未能认识到,英国在大洋和海外的巨大的世界性优势,加上俄国非常庞大的国家规模,在《论列强》发表时已经构成了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以后还将愈益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国际体系自初生以来的传统中心欧陆,连同那里的传统“中等强国”,开始了兰克对其缺乏意识的衰落过程。⑩

   在兰克那里,几乎看不到大致始终与欧洲均势体系共存的大洋霸权(或曰海外霸权)体系;兰克也不明白,欧洲均势体系并非如他所示基本上只是循环的和内部自动平衡的,它得以保存和更生还有赖于、并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欧洲边缘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其长远后果是欧洲地位的相对衰落、非欧强国的兴盛和现代国际体系由此而来的重大变更。从这一历史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赫然彰显的结果来看,几个世纪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贯穿着一种大均势机制——大于兰克及其以后几代绝大多数欧洲同行的注意力囿于其中的传统欧洲均势(特别是欧陆均势),并且是后一均势得以几番更生的一大终极原因。因此,要真正在总体上感知和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并且因而理解现代国际关系史,就需要有全球眼界。正是在这全球视野方面,兰克不及后代人约翰·西利(John Robert Seeley)、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甚至也不及他的同代人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兰克狭隘的欧陆眼界产生了一种政治后果——完全非他所预料的不幸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它在颇大程度上助长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头抱负,便利了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国的帝国主义。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有着一代与他大不相同的人们,充斥着“乐观主义的勃勃冲动”,全无他的冷静与温和;他们抓住了兰克关于国际体系的观念,正是因为这些观念可以被延伸和改造,以作为极端民族主义抱负的理念基础。他们拥抱这么一个思想:从欧洲列强体系中能够成长出一个世界列强体系;他们相信依靠强有力的帝国领导、大有作为的对外政策和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动能,军事效率首屈一指、经济力量勃然兴盛的大德国能够跻身于极少数世界强国之列,恰如原本弱小的18世纪的普鲁士能够成功地跃升为欧洲强国。有如德约所说:“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在全球基础上应用兰克的信念:在发动帝国主义冒险方面,他们听任自己被源出于欧洲大陆的观念主导。”(11)从兰克的影响巨大的均势史范式出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形成了一种异常突出的主流思潮,那就是强烈憧憬和追求至少与大英帝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地位,而被谈论得最多的主题,就是突破欧洲均势的狭窄限界,去造就足以制衡所有洲级大国的“世界均势”。(12)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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