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缘起于西安交大博士研究生杨宝德同学自杀身亡的悲剧，这也是个一言难尽的话题。我做了将近二十年导师，而且自己也是从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走过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一个不满三十岁年轻生命的殒灭无论如何都令人心痛，外人再设身处地也难以想象杨宝德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幻灭，而他的离去又会让他的家人亲朋承受何等重创。我们无法像某著名作家那样冷血和轻薄，一句“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事；我们也无从辨析究竟“杨的导师应负70%责任，杨的女友负30%责任”是否符合实际；而事件背后的个人心态、师生关系、特别是教育学术体制的弊端才是更加紧迫的问题。

在将近一百年前，鲁迅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1919年第六卷第六号），分析批评中国式代际关系“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并进而主张：父辈对于子女“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因而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将鲁迅所言父代与子代之关系扩展至师生关系，我想可以理解为双方都要有各自的担当。但是，那闸门我们肩得住吗？那宽阔和光明他们望得见吗？幸福度日，合理做人，我们和他们做得到吗？在被权力禁锢和操控的结构框架下，仅凭一己之力或者一些同仁同道同学之合力，我们确实无法改变当下的教育科研体制，尽管其不合理甚至完全无法操作的现实我们每天感同身受，每每感到除了无力，还是无力。尽管如是我们仍无法回避如下问题，在现实条件下，应有怎样的师生关系？作为导师和学生应当如何相处、如何作为？

首先，师生关系不是父母-子女关系，不是师傅-徒弟关系，也不是老板-员工关系。

现代教育中的师生之间不应沿袭传统社会中的师徒关系，如我的同事孙立平老师所说的拟亲属化的关系。师傅与徒弟，本是前现代社会中学堂、店铺、手艺作坊中的师生关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徒对师傅言听计从，还要担负许多职业之外的生活杂务。而这种情况从我读研究生的80年代直到今日，在高校中仍可见到。

学术工作中的师生关系也不应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虽然现实中许多学科的研究生承担或协助导师的科研任务，导师发给劳务或其他名目的费用，因而许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但毕竟他们之间并非公司或单位中雇主与员工的关系，也没有实质上的工作契约，而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本不该是雇佣关系。

前不久，本校一刀切地推行导师给研究生按月发放人头费（生活费？）的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遭到文科导师的强烈反对，许多导师没有这笔课题经费、也不需要研究生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工作，这还在其次，关键是没有这个道理！这种“改革”是否合法、合理？又有什么逻辑和程序上的正当性？我们之所以反对这类强制性做法，是因为它错置了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也改变了教育和学术的根本目的。

师徒关系和雇佣关系的主要弊端之一是造成学生对导师的依附性。研究生学习阶段本是培养独立思考精神和自主科研能力的时期，而经济的、心理的依附关系必然毁伤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也有一类导师太过具有门户之见和过于自负，一心要做青年导师，渴望被簇拥甚至被膜拜，其实这也是上述师徒关系和权力欲望在学界的表现。殊不知这同样会戕害学术与教育之根本，也决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奴才必不是人才，生不必不如师，这本是寻常的道理；如若学生无法超越老师，岂不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学术还有什么前景？

进而，我一直认为师生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保持正常的师生关系就很好。而最好的、最恰当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君子之交，所谓良师益友是也。平等交流，教学相长；切之磋之，乐在其中。朋友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即人格平等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当然说平等其实难以平等，虽然在更大的权力格局中，导师和学生都是弱势者，我们常戏称为“学术农民工”，但从更具体的权力关系看，导师相较于学生当然是占据优势地位的。正因为如此，导师应该有更多的担当；也因为如此，导师欺负学生，盘剥学生，潜规则学生，尤其是对学生的性侵犯更不可容忍。

最后，还想对学生们说几句，实在也是老生常谈，每年有新研究生入学都会说到：学术之路是艰辛之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更为艰难。学术的动力与精神支柱不能是外在的东西，权、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不能支撑于久远。学术真正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内心的热爱、学术的好奇与创造的冲动，来自于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真知的渴望，来自于对世界的关怀和悲悯。

做出自主的选择，就要自己负责，无论出身寒门还是豪门皆是如此。学术研究的是求知求真的过程，也是精神历练自身成长的过程，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自主意识，逻辑思维，认知能力是学生在学习阶段要发展壮大的心智品质。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要在学习中成长，变得强大。在这一过程中导师能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帮扶作用，学术志业，个人为本。当然有人选择追逐权势或随波逐流，也并非不可理解，毕竟现实如此，人各有志。以过来人的感受而言，追求学术的清明（韦伯意义上的），会获得内心的快乐。

再多说一句，相比较而言，导师比学生的空间大，老教师比青椒的空间大，虽是自身亦不自由，但仍须思考如何尽力为学生保持并撑开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能多说一句就多说一句，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能多担当一些就多担当一些。

近日刚刚上映的影片《无问西东》带给人许多联想和启示，片名来自于清华大学校歌中的句子：“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哪个时代都应成为教育和学术安身立命之本。让我们勉力而为：“爱我所爱，行我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2018年1月28日

（原文载于财新。观点网2018年1月29日 http://opinion.caixin.com/2018-01-29/1012044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