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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改革的目的在于还政权合法性

更新时间:2018-02-02 17:25:12
作者: 张崑  
而古希腊的善,如同其多神教中的众神一样,没有绝对的完美。因此,古希腊的沉思之中追求的善,也就是“爱智慧”所追求的善,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而去求知,追求达到众神所知的境地,因着多神论的缘故,是相对的善,不是绝对的至善。在基督教教化下的西方世界,人们信仰唯一真神,追求绝对的至善,方式却不是思辨,而是依靠不假思索的虔诚信服。在数个世纪的神学政治冲突中,人们试图以理性取代信仰,正是在这个理性沉思取代盲目虔诚甚至迷信的过程中,卢梭发现了巨大的隐患。

  

   卡西尔的卢梭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是肯定了卢梭坚定不移的基督教信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那个启蒙的世纪,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在为以理性取代信仰而拼搏,同样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卢梭,仅凭这一点,就不难被看作一个自相矛盾的怪物,自绝于启蒙思想家们的圈子之外。卢梭依靠对上帝的信仰,坚守住了孤独,在“绝对的至善”与“相对的善”之间,卢梭选择了“绝对的至善”:

  

   >证明上帝之正义,这正是人类的事业与最崇高的使命——但不是通过对幸福与不幸、善与恶作形而上学的沉思来证明,而是照着人类所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秩序,来自由地创造、自由地塑造秩序[25]。

  

   旧制度依靠沉思的经院哲学,已经越来越不能被忍受。欧洲启蒙运动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人们要求以自由而非奴役重新构建他们的生活。然而,自从人类第一次要依靠自由地行动,而非沉思来创造新秩序的时候,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此后,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几乎一切暴力与革命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到理解。打开那盒子的人,正是卢梭。第一个被卢梭击中的,是康德。卡西尔在《卢梭•康德•歌德》一书的开篇写道:

  

   >康德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他那间大有斯巴达之风的书房,简朴无华,只有唯一的一件装饰品——墙上的让•雅克•卢梭肖像。有关康德生平的最早描述还从其他方面提供了种种证据,说明康德对卢梭之其人其书是怎样的五体投地。最为人稔知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严守时刻表,并且关于按钟点支配自己日常工作的康德,只有一次打破了常规——当卢梭的《爱弥儿》问世以后,由于康德醉心于研读这本使他手不忍释的书,竟然放弃了每天例行的散步[26]。

  

   受卢梭启发,康德发展出他自己的道德哲学。从康德开始,人们不再在沉思中追求善,转而在实践中追求善。

  

   至此,我们看到,卢梭意识到,个体一旦进入社会,过去追求道德的沉思方式就完全失效了,任何人不可能代表别人去生活,继续在沉思中寻求善,无疑是企图替他人规划、指导与选择如何生活,只是奴役他人的企图。哲学家不应该越俎代庖,替所有人事先思考其偏好,那样的社会,只能不断堕落。

  

   所以,卢梭不但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极权主义的先驱,而且还是第一位反对极权主义的思想家。他是第一位试图在人与人之间的自愿地(volontairement)行动中,而非个别人的沉思中构造命运共同体的人。

  

   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二章中,卢梭写道:“…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27]。”此处“志愿的”,法语原文是一个副词:volontairelment,是旨意(volonté)的副词形式,后文中,卢梭继续“旨意”一词副词形式,神的旨意转移到人们“自愿地”社会行动中,尽管中译分别为“志愿的”,“自愿的”,等等,但无可否认的,卢梭用以取代“神的旨意”的,正是全体“自愿地”社会行动。副词用以限定动词,volontairelment的含意在于,一切的社会行动,都被“自愿地”所限定,于是,“公意”的内涵既不在于幸福、也不在于安全,甚至不在于自由,而在于:全体自愿地(社会)行动。唯有自愿地行动,是不可能不全体一致同意的,没有人强迫他同意,因此他必然是“自愿”的,当一个人试图表达不同意的时候,他却又展现了他的“自愿”。绝对至善的上帝的“旨意(volonté)”并不是通过任何人、智者或先知的沉思,而是通过上帝赋予所有人在社会中自愿地(volontairement)行动,将上帝的旨意渗入到每一个人每一时每一刻的行动中去,成就了公意。

  

   在这种“沉思”向“行动”的转向中,我们看到,作为当今最接近政治合法性的解决方案,审议民主仍然把“公意”看做一个客观事实。尽管公意就其全体一致同意的本性而言,就是在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主体间性就是其本质的属性,换句话说,“公意”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在主体与主体之间建构的过程,“自愿地行动”既没有转让“个体先定的意志”,又符合“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同时保障了整个建构过程中,没有人是被强迫的。

  

   如此一来,合法性问题的焦点,就被转移到“自愿地行动”中,谁来界定一个人的行动是“自愿地”,还是“被强迫地”?答案只能是他自己:“个体先定的意志”。事实上,“自愿地行动”能成为合法性的来源,得益于迄今超过一百年的现象学运动,尤其在1960年代的哲学与社会学的分野中[28]。尽管其谱系纵深悠长,但我们今天在这里点到即止,并不去梳理,以尽快回到中国改革问题上。

  

   f )  从“我们崇拜真理”到“真理掌控我们”

  

   从在个别人的“沉思”中为世界设计好一切,到在所有人的 “行动”中建构出人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是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这个转向,将普通人——不可能像哲学家那样辨析各种概念的精确含意——卷入共同体的建构,他们中至少半数不具备中等智慧,唯一可以依赖的是“自愿地行动”。由于 “自愿地”这个词是“旨意”的副词,所以,要求人们并不是任性地行动,而是符合神的旨意的行动,可是,谁能知道自己的“自愿”是否符合神的旨意呢?在高深莫测的神意面前,哲学家并不比常人高明多少,任何人都不可能具备判断神的旨意的能力。由此,这种渗透到每时每刻行动中的“旨意”,带来了一个更为彻底的升华,这就是从“我们膜拜真理”升华到“真理掌控我们”。

  

   1913年,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在巴黎索邦大学的课堂上,猛烈抨击“实用主义”,他说:

  

   >在哲学传统中,一般可以划分出两条流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看清楚,从根本上说,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过是确证理性的两种不同方式。两者均以自己的方式固守着实用主义企图破坏的东西,即对真理的膜拜[29]。

  

   涂尔干所批驳的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但美国不仅有实用主义,还有“真理掌控我们”的基督教新教。涂尔干说这番话的时候,法国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案已经实施了八年,世俗化在法国已经成为事实。而美国,依然是当年清教徒心目中的“山巅之城”。清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与其说美国实用主义受到了加尔文教义的制约,不如说美国实用主义本身就体现了加尔文教义在世俗生活中特有的“资本主义精神”。

  

   加尔文教义的核心是“救赎预定论”,对于加尔文宗教徒来说,基督的救赎,并不是通过自己的追求、努力和膜拜就能得到的,而是早已预先确定,人到生命的终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不是获了救。但这并非说人生无可指望,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自己无时无刻不停歇的奋斗,将这些努力得到的成绩,看做自己获救的证据。

  

   于是,如何才算“自愿地”行动,而非被强迫的,只能不取决了任何他人的定义,而仅仅依赖每个人自己的主观看法。在法国历史上,拉波埃西曾写过著名的《论自愿为奴》,他为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奴役现象所深深困惑,试图追究其根源。这本书的存在,至少说明,曾经有人自愿为奴,而后来,人们关于什么是“自愿”的观念转变了,只要为奴,就必然是被迫,不再认为是自愿的了。因此,人们关于“自愿”的观念(或说“知识”以强调其主观性)变化,是一个随着人类由原始的生物秩序走向相互结合的社会秩序的历史过程(如下图所示)。

  

   §5.结论

  

   经过前面的说明,我们看到,任何政权的任何作为,都只能是为了寻找合法性。而合法性最根本的来源,是每个人在社会中(主体间)“自愿地行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因着对外开放与对内放开,使得人们更多地“自愿地行动”,政权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承认,即“改革”,确认和保障了人们“自愿地行动”,由此得以还政权合法性。

  

   只有每个人凭借不可转让的“个体先定的意志”去“自愿地行动”,才真正能满足“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合法性来源,才是任何改革的唯一根本目的。不追求合法性的改革,不是改革,而是自掘坟墓。

  

   所以,一旦确认“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权合法性不来自绩效,不来自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未来中国,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人们“自愿地行动”。同样,人类历史上不乏误入歧途的改革,无论是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幸福,还是民族复兴强大,都不能给政权提供真正的合法性,而如果以这些理由损伤了人们“自愿地行动”这一合法性根源,无论称之为“改革”还是任何其他什么称谓,都将是快速见效的自毁长城。

  

   [1] 于光远,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p. 3.

   [2] Ibid.

   [3] 韩钢,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往事, 74, 14/11/2008.

   [4] 《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  为建设起十来个大庆而奋斗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摘要)》,《人民日报》,1977年5月11日,第一版。

   [5]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6月30日,第二版。

   [6] 《华主席叶副主席接见科学和地质工作者等 华主席的指示和关怀极大鼓舞广大科学工作者攀登科技高峰、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战斗意志  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吴德、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王震、余秋里、谷牧和粟裕参加接见》,《人民日报》,1977年7月4日,第一版。

   [7] 《国家地质总局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谈话时指出 地质工作是工业建设的头一关》,《人民日报》,1977年7月11日。

[8] 即《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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