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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更新时间:2018-02-02 10:39:44
作者: 张广达  
他在“官学”和学问之间做出第一次人生取舍,放弃了功名利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据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的日记,1894初,王国维不满十八周岁,曾经撰文“条驳”俞樾(荫甫、曲园,1821—1907年)的《群经平议》 。在当时,如果他退出科场、放弃功名之举或许由于风气之所渐还算不上罕见的特立独行,那么,早年敢于质疑经学大师俞樾,则显示了这位未来拓殖国学的学者已具卓越学识和批判意识。

   人们知道,德清俞樾主持和主教杭州诂经精舍凡三十一年,身为天下学术重镇,晚清许多清流名臣、怀疑派经学家出于他的门墙,是一位举足轻重、地位显赫的人物。俞樾的声誉还远播东瀛,日本学者岸田银次郎邀请俞樾主持选编日本汉文古诗集《东瀛诗选》(1882年);另一位日本学者楢原(井上)陈政(1861—1900年)更在1883—1884年间径奔诂经精舍就学于俞樾,并且为庆贺俞樾的七十大寿而编集了《东海投桃集》。

   清学末代大师章炳麟(太炎)年长于王国维九岁,早年就读于诂经精舍。太炎后来参加民族革命,为回答俞樾“无父无君”的谴责而写出《谢本师》,阐述了不同于乃师的立场,可是在此之前太炎曾经恭恭敬敬地师事俞氏七年有余。

   王国维撰文“条驳”《群经平议》的1894年前后,正是太炎在诂经精舍紬绎经训、研究诸子百家的时期(时太炎23岁至29岁,1890—1896年间)。王国维批评《群经平议》的“条驳”之文似已不存,但是这一事实表明,王国维少年时期已有敢于质疑俞樾解经名作的学识和见解。

   从王国维于乙卯年末(1916年初)撰写的《生霸死霸考》一文中对俞樾的同名文章的考证结果有所订正 ,从许多收在《观堂集林》中的论文对从东汉许慎到清代诸多鸿儒的意见时有商榷,可以推断王国维当年的质疑亦当立言有据。

   早年的术业选择和感情寄托往往对一个人的后半生的选择起着规定性的作用,下文即将叙及,王国维在36岁(1912年)的时候作出了回归国学的选择,或许即当以此“条驳”为张本。

   正是以学问为志业,王国维早年就在人文荟萃的故乡的文化氛围中,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在诗、文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绘画、书法、金石、篆刻等方面培养出行家的鉴赏能力。在1912年转入国学研究之后,这一知识结构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二)学习西方哲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王国维年方18岁。甲午丧师,举国大震。战败的冲击,使更多的士人出于愤悱而重新考虑自身职责。王国维在30岁时自述为学次第的《自序》中指出:“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  王国维知道了世间有所谓新学,不再满足于仅有片断的了解。由于“家贫不能以赀供游学”,王国维描述当时的心情是只能空怀向往,“居恒怏怏” 。

   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处于时代气氛笼罩之下,心情受到时局的走向、人生观的困惑、治学道路的选择造成的重重压抑,仍然离群索居的少年王国维也无从摆脱。

   所谓“新学”,依据章太炎的见证,在其初兴阶段,为政论者每将西方科技与政事并为一谈,雅好援引西来术语以附政论 。经过初兴阶段,新学不再仅指实用意义上具有优势的形而下的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括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基于理性思维发展起来的、积累了强大势能的人文学科。

   王国维回顾说过:19世纪90年代初严复译出赫胥黎 (Thomas H. Huxley,1825—1895年)《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一新世人耳目”,从此“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1809—1882年)、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

   王国维有《咏史二十首》,写作时间虽然无从确考,但似当完成于1898年来上海之前,其中《咏史》之三有“憯憯生存起竞争”之语 ,这一情况似乎表明,王国维即便困居海宁故乡,也没有与西方式论述(logos / discursus)隔绝,因而在他的诗作中也有反映。

   由此可见,王国维的心向新学不是个案。西方思想体系的传入,不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引进,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实质上都是一种外来的强加。检阅徐以愻《西学书目表》,可以一目了然。中西文化交汇的结果是,西学没有因为与中学接触而改变面貌,哪怕是改变局部面貌;可是中国旧学却在外来强制性的影响下而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学界失去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期吸收耶稣会士传来的形而下科技知识时的那种从容心态。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突然陷入了近乎失语的境地,它的代表人物只能以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稳住阵脚,精神上诉诸“依自不依他”以强作镇定 ,或者提倡国故、从中搜寻某些脱离语境的概念或片言只语以牵强地比附外来学说。面对西方思想体系的全面挑战,整个学界的有识之士无一不在认真思考如何应对。

   1898年初,王国维终于来到上海,时年22岁,在汪康年(1860—1911年)主持的维新派《时务报》馆担任书记和校对工作 。这时候,罗振玉(1866—1940年)创办的农学会为了迻译东西各国的农学书报,与汪康年、蒋黻(1866—1911年)等一道以私资合办东文学社,培育翻译人才。王国维征得汪康年的同意,“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三十《自序》一)。然而报馆工作繁重,收入极微,生活清苦,身体孱弱的一介寒士王国维为兼顾糊口与求学而饱尝生活的艰辛。

   王国维在东文学社总共有二年半的时间 ,学习了日语、英语,并在探索学术途径和观察时局方面扩大了视野,例如他曾经具体建议《时务报》馆添订几份最重要的日文报刊。东文学社中的主要教习是日本文学士、汉学家藤田丰八(剑峰,1869—1929年),藤田又邀自己的同学田冈岭云(田冈佐代治,1870—1912年)来东文学社任教。藤田、田冈两人均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这两位先生当时在日本本国的教师之中也属于上选。特别是田冈岭云,身为日本明治时代文艺批评家、汉学家、新闻记者,一生称得上波澜起伏,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 。

   王国维回顾说,“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康)德、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  从田冈的自传《数奇传》可以得知,田冈“早年有厌世思想的阴影,对汗(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深为醉心。”

   王国维当时也正在受着人生观问题的困扰,由于翻阅田冈的文集而得知康德、叔本华,可以说田冈岭云是王国维踏入德国哲学领域的向导。看来,王国维由于田冈岭云的影响一见康德、叔本华而“心喜”,不是受康德的启蒙口号的感召,而是叔本华的天才论及其悲观厌世、追求心灵超越的思想,起了媒介作用。

   1901年末至1902年夏,王国维曾赴日本留学,时年26岁。他在30岁《自序》中说:“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而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王国维使用“独学”二字,不免令人产生“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联想。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王国维留日期间,感受到了日本当时盛行新康德主义、叔本华、尼采哲学的热潮,但是孤悬于欧洲启蒙思潮和德国思辨哲学的语境之外而“独学”哲学,毕竟是莫大缺陷。归国后,为了生计,他协助罗振玉编辑在上海刊行的《教育世界》杂志,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他的译著。在当时的日本,哲学、心理学、伦理学不分,王国维的译著,除了哲学之外,兼及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看来仍是受日本的影响。

   据梁启超的见证,“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在“译述之业特盛”的癸卯年,王国维译出至少三种日文著作,即学院派哲学家桑木严翼(1874—1946年)的《哲学概论》、日本试验心理学奠基人元良勇次郎(1858—1912年)的《心理学》和《伦理学》。另有《哲学小辞典》,刊在罗振玉发行的《教育丛书》二集之中,当亦出于王国维之手。

   1903—1907年(27岁至31岁)王国维在南通师范学堂、苏州师范学堂任教期间,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社会科学著作 。他学习哲学开始于阅读巴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哲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trans. from the third edition by Frank Thilly, N.Y.: H. Holy & Co., 1895)和新康德学派的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年)的《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Problems and Conceptions, trans. by James H. Tufts, N.Y.: Macmillan, 1893)。

   他在《自序》中说:“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观之,遂得通其大略。” 我们现在不清楚,王国维究竟参照了哪些“日文之此类书”,以及其中有没有日本哲学家桑木严翼的《哲学史要》。桑木严翼早年的两部哲学著作《哲学概论》和《哲学史要》曾风行日本。《哲学概论》刊于1900年,曾是日本早年被人阅读最久、备受推崇的哲学概论类书籍。

   如上所述,此书已由王国维在1902年前后译为汉文,刊于《教育世界》哲学丛书初集。至于《哲学史要》,这是桑木严翼升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之前在1900—1901年对文德尔班《哲学史》所做的节译本,刊行于1901年,王国维手边的参考书中不无可能也有桑木的这部《哲学史要》。

   如果情况是这样,王国维的哲学知识大概主要来自文德尔班书和桑木严翼相应的新康德主义著作。按哲学课题叙述哲学史的文德尔班书,在中国也风行到20世纪20年代。

   1904年,王国维翻译了桑木严翼以中西比较方法写成的研究论文《荀子之论理学》(译文改题为《荀子之名学说》) 。看来,继田冈岭云之后,桑木严翼是对王国维很有影响的一位日本学者,桑木的著作有助于王国维理解西方哲学著作、进入德国哲学殿堂,不仅如此,桑木发表的一系列研究先秦诸子的论文,也是王国维梳理、探讨中国思想的必要参照文献。

   在选定研究西方哲学之后,王国维对之倾注了莫大的热忱。他每天聚精会神研读西方哲学三四个小时 。在晚清学人之中,不能说没有其他人也注意到康德,例如,梁启超就曾通过日译介绍过康德。但是,参照日文译本直接从西文攻读康德以及叔本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等人的著作,特别是主攻德国哲学家的原著,当以王国维为最早,也最深入。

   为了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王国维先后下了四次功夫 ,这种事例在20世纪之初的1903—1907年间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1903年6月,王国维发表《哲学辨惑》,这当是王国维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所辨之“惑”凡五:一曰“哲学非有害之学”;二曰“哲学非无益之学”;三曰“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四曰“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曰“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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