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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双元革命”与现代世界体系

更新时间:2018-02-01 15:54:09
作者: 许章润 (进入专栏)  
完成“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之大转型任务,从而实现国族富强、政治民主与社会文明。其间经纬,如笔者早已多所阐释,不外乎“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此为转型中国的四大指归,也是必须恪尽之四大任务。“现代中国”及其“现代秩序”,千头万绪,纲目在此,要旨不外乎此。其中,尤以“文化中国-民族国家”与“政治中国-民主国家”这一双元革命堪当主轴,而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具体而言,第一波“改革开放”起自相对于当日“船坚炮利”之“积弱积贫”,而全力指向“富强”愿景。其所接应的是维也纳体系后的大西洋文明冲击,一个资本与国家携手、公司化经营的政经体系。其之如狼似虎,贪婪暴虐,以全球为战场,所谓“武装到牙齿”也。第二波“改革开放”启动之日,传统东亚“中华世界”分崩离析,大清第二次陷都,势禁形隔,危如累卵。置此格局,以王朝政制与朝代国家立国建制的大清,也就是中国延绵两千年的道统与政统,遂压力重重,实则即将破产清算,遂不得不转。因而,期以制度层面的变革为鹄的,希望自法制改良入手,不仅求富强,而且将立宪作为更张愿景,九年为期,虚虚实实,接应的是后维也纳体系与前凡尔赛体系之间的过渡时段。恰值资本主义进化到金融帝国时节,也是殖民帝国“双重性格”毫不遮掩的扩张时段。“富强”与“宪政”之关联自此接榫,立教与立人之文教铺排亦且展开。第三波“改革开放”启动之日,雅尔塔体系尚在,而冷战未息,世界即将迎来“二战”后的重大转机,中国此刻回归“富强,民主与文明”这一主流政治意志,总体上指向大国成长与文明复兴之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建设,强毅力行,而有今日跨太平洋之“G2共治”景象。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以三波“改革开放”回应现代世界体系,流血牺牲,波澜壮阔,已然蔚为大观。在前文揭橥的大转型必须恪尽之四大任务中,后两项有待接续努力,期期于成,是未来时段一两代人的时代使命。

   当下时刻,恰逢世界政治遭遇一轮小周期,表现为欧美右翼回潮,全球帝国情结发作,东西强人政治回归。不过,尚未足以撼动现代世界体系。毋宁,只是一轮矫枉过正的微调,一种基于力量对比的再平衡。故尔,现代世界体系及其演绎得现代历史尚未终结,正在呼唤“第二期现代文明”,而吾邦所担尤重。

  

   3、退一步,进两步

   在此,就最近的这一波改革开放来看,其历四十年而未止,实为整个近代中国超逾一个半世纪文明大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前所述,总体而言,从1978年12月起,下迄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其以“向后倒退向前进”的方式,顺应这一转型大势,而致力于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开放,为这个叫做“现代中国”的庞大实体接生。

   说是“向后倒退向前进”,就在于其间的经纬铺展和纲目排列,无他,实在不过就是在四个维度上“低头致意”而已。

   首先,向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低头致意。从1840年开始,尤其是从1860年洋务自新运动以还,一个半世纪里,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不是别的,就是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标举自由、平等与博爱,将法制人权和宽容多元等价值,收纳入怀,力争落地生根,而于移植西洋文明中启发华夏生机,重缔现代中国及其现代文明。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亿万同胞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凡违背这一主旋律,昧于这一历史意识,违忤这一政治意志,悉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而终究为历史所抛弃。晚近三十多年,所谓“拨乱反正”,正不外醒悟到这一历史意识,而逐步回归于这一主流政治意志。从此迈步,磕磕碰碰,九曲回肠,康庄大道。故尔,从发展经济、追求富强,到此刻的政治参与意识高涨,而政治体制改革势必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来收束,道出的是现代中国面临国家建构和政制建构之升级换代的时代新局。同时,国民生活水准递次提升,行止出处渐求雅驯温文,伦理社会渐次恢复和公民友爱滋长发扬,展现的是追求文明仁爱的心理脉动。凡此三项,分头合击,万流归宗,演绎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历史意识和强毅政治意志。

   其次,向中国文化传统低头致意。近代中国尝试过种种主义,西洋东洋皆有,古代现代齐至。其间,尤其是斯拉夫苏俄式的刻薄寡恩,暴戾恣睢,祸害匪浅。今日中国,依旧是主义的万花筒,举凡文化民族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温文社群学说与大同共和理想,都有市场,都有活力,也都有一定的道理。迄而至今,官民一体,开始向孔孟回归,而且,其势汹涌,也是物极必反,有以然哉。这不,包括清明、端午成为法定假日,倡议立法规定孔诞为教师节,以及执政党第一把手礼拜孔庙,再三致意,凡此种种,在在意味深长也!是啊,它不仅表明吾族吾邦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意志,经由批判性反思,而重回中国文明主脉,反视回照,即温即厉,而且,期期于作育更张,更上层楼。曾几何时,“中国传统文化”蔚为贬义,备受摧残,而今拨乱反正,重归殿堂,复兴有象呢!

   再次,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诚如夫子自道,食色性也。换言之,以一己为中心,而以人类为同胞,争求温饱,享受情色,厮守爱情,免于冻馁,免于无家可归,免于恐惧,岂非人性之常,莫非人世之福。进而,作育德性伦理,涵养规范伦理,由此照引,循此前行,造就美好人世与伟大社会,更且道尽了求存求荣的人性本根,蔚为人性之必然和人生之本然。回看晚近三十多年,静思冥想,这叫做中国的十三万万子民的浩瀚家园,其苦斗,其挣扎,其劳生息死,可不就是一步一步地,羞羞答答地,而终究光明正大地,向着承认人性,承认人性的自私,承认人性自私的合理性以及利他的必要性,一步一步地蹒跚前行吗?而前行恰恰意味着回归,回归落定于人性之常。灵肉之间,人命危浅,人命之花就系在这人性之常的枝头,深植于亿万生灵所汇聚的人世之根;生死两头,虽说“欲动情胜,利害相攻”,可人就是这么个物种,所谓“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没辙!——朋友,常识源于漫长人世累积,极高明而道中庸,于人于事,最为要害,于此可证,于今可证,在在为证。

   最后,向英美所主导的大西洋文明时代的世界体系低头致意。现代文明秩序,萌发于17世纪以还的地中海文明,繁盛于19世纪中晚期登场的大西洋文明,迄而至今,骎骎乎三四百年矣!而有模有样,也就是一两百年的事儿。此前的古典枢纽文明,东西南北,各表一枝;所谓现代文明,为地中海北岸抢得先机,发为嚆矢,再接续以大西洋文明。中国的转型,特别是晚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恰巧发生在英美横跨大西洋合纵连横,盎格鲁-撒克逊国族逐渐称霸地球这一时段。它们在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什么经验理性逻辑理性,什么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什么自然法普通法,裹挟带动着全球屁颠屁颠的。一两百年下来,所形所塑,至再至三,不过就是上述大西洋文明时代。由此形成的世界体系,统治地球超过一个半世纪,于今虽现衰象,却依然蔚为霸主。中国186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晚近三十多年的“第三波改革开放”,不管明里暗里,均以汇入此一世界体系为务,而孜孜于“与世界接轨”,免于“开除球籍”。接什么轨?其实就是向大西洋文明主导的世界体系低头致意,不得不以向侵略者学习而自救,于自新更张中汇入这一体系,进图文明复兴。在此,反帝反殖反霸也好,接轨接眚接洽也罢,正反合,不离主题。到如今,这大西洋文明时代似乎为仿佛正在苒苒升腾的太平洋文明时代所取代,则小小寰球,不同此凉热,见证了盛衰兴亡,印证着河东河西,而向时间再奉上一阙赞辞也!

   综此四项,荦荦大端,千回万转,万世一时,构成了晚近三十多年所谓“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路,也是我华族文明历经磨劫、贞下起元的一段心路历程,惨烈而慷慨,低徊复昂扬。朋友,一切的天翻地覆,所有的恨爱情仇,万水千山,愁肠寸断,都发生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既构成了这一时代,并为此时代作证。

  

   4、基于历史自觉的政治决断

   纵览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波“改革开放”,尤其是“第三波改革开放”,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它们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还是基于历史自觉的政治决断?如果是前者,仿佛降低了事后回顾时对于它们的敬重,却又似乎还原了历史本身自有铁律这一铁律;倘若是后者,则其堪为秉具政治自觉的历史选择,表现为基于远见而切应于历史发展进程的有意识当下迎应,正为铁律之借助特定人身而道成肉身。

   可能,追本溯源,就当政者而言,更多基于前者,甚至不排除纯为“权宜之计”。毕竟,一切政制均起于火烧眉毛的现实困境,为了解决横亘眼前无法躲避的棘手难题而多所酬应,甚至急中生智,而歪打正着。那个久经历练方始积淀身心、叫做什么“政治感”的质素,一个伟大决断者必备的品质,在此乃呼啸发力,排闼而出。由此,察而言,敏于行,观其效,修修补补,一步接一步,走到走不通的时候再说。

   当其时,“改革开放”本身只是一个口号与原则,起初仅具大框架,并无具体而清晰愿景。就第一波改革开放而言,激于屡战屡败,起于“强兵”之术。对第二波来说,旨在表彰更张,防范革命,却终至大开大合,地覆天翻,而收归一统。逮至第三波,以“拨乱反正”匡正世道,而以“聚财之道”为核心;那边厢,自市民生活出发,可能,“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蔚为鼓荡心头的未来召唤。此就一面言之,而就中国历史转型之大历史来看,它们辗转腾挪,则又恰合轨辙,不待人谋,激荡着特殊历史节点胸腔内久已蓄育的澎湃旋律,展现了基于历史感的强韧政治意志,擘划出政治意志所秉具的清晰历史感。比如,有鉴于“落后挨打”而图谋富强,耻于半开化乃追求“文明”,自觉于人之为人的政治位格及其进退出处亟需更张,遂讲求政道与治道的升级换代而有政体之德性考问,将“民主”“自由”提上议事日程。凡此种种,可谓一以贯之,跌宕曲折,而终究构成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与历史意识。故而,权变之间,原有机运,自出机杼,而脉络延绵,同样不待人谋,非人力所能阻隔,恰与世界历史进程和现代世界体系遥相呼应也。

   就“权宜之计”而言,其优点在于暂时回避了矛盾,反而为“改革开放”腾挪出可能空间,同时,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倒无先入为主的羁绊。依循那个大框架,埋头苦干,往前奔就是了。缺点则在于一旦“财大气粗”,抑或,难题舒缓局势平稳,又或触及核心利害,则顿时止步不前,乃至于掉头回撤。正是此种情境性,使得“改革开放”位于并无确切愿景而又秉具真切愿景之间,由此而有争执,而欲拒还迎,而于进退出处之际难免决绝与犹疑。其世相,其心态,表现为对于改革进程之可逆与不可逆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所谓已然“故步自封”与不惜“壮士断腕”之两相对照,正为此间拉扯的表征。就刻下而言,“改革永远在路上”的官方宣谕与希望依循行动图和时间表而“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大众呼吁,两套改革话语的出现及其对立,亦为其后果。在此,起源于地中海文明的现代世界的现代秩序浪打潮头,逼迫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任何拒绝这一世界体系的努力均为痴人说梦。可基于既得利益、固守基本盘的徒劳挣扎,亦且如影随形。故而,时至今日,晚近这一波改革之道义动机不存,利益动机亦失,所以才裹足不前,甚至出现了为此不惜返身回头之迹象,而形迹可疑。也就因此,重启改革的利益动机阀门,激扬改革的道义动机,蹈励政治意志,实在是当务之急。

   说到底,所有的“改革开放”,既包括晚近中国的三波浪潮,也含指四百年间英法革命以还东西诸邦立国建制的大转型,均源于社会苦痛,基于政制无效,迫于统治危机,并且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其中,统治危机的倒逼,比所有关于良政和善治的道德说教加总还要管用。在此进程中,调动利益动机,激扬道德动机,厘清历史图景,将它们汇总为建设美好社会的强劲动力,也就是在克服人性弱点,砥砺美好人性。就此而言,中国超逾一个半世纪的长程“改革开放”是一个克服人性弱点的漫漫跋涉中的时间节点,而表现为对于人间正道的回归与尊重,对于其获秉尊重的必然性之道德服膺,对于它们的历史意义的有效重申。其间基准,弱如游丝而又坚忍不拔,见仁见智却又相约咸奉,便是常态人生及其文明基准,一种非专政与非军管状态的安和世间。

  

   5、从边缘到核心

   综上所述,现代世界体系取替旧有区域体系或者帝国秩序,不仅呈现为一种全球同构性治理结构,将一切国族无所逃遁地裹挟组织进来,而且,是以不断重组中心—边缘关系与含慑多边治理结构为补充,从而自我实现的历史运动。“现代中国”的诞生表现为同样基于双元革命的三波“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转型,行进至今,已到最后收束时段。在此进程中,中国文明屡仆屡起,经历了自世界体系的边缘而逐次进入核心的漫长历程,呈现出在此世界体系之中、次第深入的相互塑造形态,展现了枢纽型文明的浩瀚德性内涵与“世界历史民族”的磅礴政治潜力。自半生半死,方死方生,而九死一生,一阳来复。其间,包括“中国”、“现代中国”与“亚洲”的概念化,其所指称的文明内涵和政治共同体意义,既源自“欧美”及其“世界历史”概念,又重写了这一概念。若说初期主要表现为这一体系及其区域性结构对于中国文明的冲击,则愈往后来,随着现代中国的成长,愈益展现出后者的有机反馈特性,乃至于一定的塑造能力。

   换言之, “坚持改革开放”、 “保卫改革开放”,不仅是在作育现代中国及其持续成长,同时也就是在塑造世界历史,推动此一世界历史进程,进而贡献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合理化。随着现代中国这一文明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进一步成长,其得期待而不止于此的中国文明素质,诸如民胞物与的人文人道底色、慎终追远的伦理历史观念、普世主义的家国天下襟怀与王道政治的理性主义,淬炼提纯,日升月恒,既为此一源自现代地中海—大西洋文明的第一期现代文明收尾,并有望推展出一个“第二期现代文明”。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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