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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理查德·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

更新时间:2018-01-30 21:04:55
作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  

1.引言

  

   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是用模型来刻画人们在市场和其他环境下的行为及彼此的互动。但人们的行为模式非常复杂。我们有着理性决策的理想,却不得不面对认知能力有限和意志力薄弱的现实。通常我们的决策会被自利引导,但我们同时也关注公正和平等。不仅如此,不同个体的认知能力、自我控制(以下简称自控)能力和积极性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构建有用的模型,经济学家会简化假设。一个常见并且效果很好的简化是我们假定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这个简化能够帮助经济学家建立起有力的模型去分析大量不同的经济问题,应对不同的市场。然而,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证明,现实与经典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下的理性行为存在系统性偏离。将心理学的洞察加入传统的经济分析,便产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欣欣向荣的领域,该领域的发展对于很多经济学子学科都有重要影响。

   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在过去40年中,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建立了这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证基础,通过把对人类心理的新观察加入经济分析,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更丰富的分析和检验工具,帮助理解和预测人们的行为。这项工作对经济学家有显著的影响。他启发了大量的研究者去发展正式理论和经验检验,使得这个原本略带争议、稍显边缘的领域成为当代经济研究的主流。

   塞勒在其1980年的论文《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中首次叙述了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分析。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展望杂志》“异象”专栏里,他不断地证明和分析,经济决策如何被以下三种社会心理所影响:认知局限(有限理性)、自控问题和社会偏好。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塞勒在这三个主题上的贡献。

   塞勒的第一个贡献是他关于系统偏离理想的理性行为如何影响经济决策的原创性研究。在1980的文章中,他创造了“禀赋效应”这个术语,表示个体仅仅因为拥有某物品而对它评价过高的倾向,以及这一现象与前景理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中的损失厌恶的相关性。在后续的工作中,为了理解个体认知结构以及评价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发展出“心理账户”(Thaler,1985,1999)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表明个体可以用系统性方法简化经济环境以克服认知局限,同时指出这样的简化如何导致了次优决策。

   第二个贡献与自控问题相关,即使行为人计算出了最优结果,但自身仍可能不采取行动。在计划者—实施者模型中,个体被假设为既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实施者,对选择的评价只在乎当前效用;同时又是一个有远见的计划者,关心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之后,塞勒及其合作者应用这一模型来解释个体和家庭的储蓄行为。计划者—实施者模型是一个早期的所谓两系统或二元模型,这在现代经济学和神经科学中已是很常见的人类行为模型。

   塞勒对有限认知和自控的研究影响了政策制定者。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政策,如怎样提高退休储蓄率,以及更多自由主义家长制政策,主张使用微小的强制性政策“助推”人们去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等等。

   塞勒的第三个贡献是意识到社会偏好对于经济决策是必要的。塞勒和他的合作者设计实施了简洁但有重要影响的实验室实验,比如测量社会偏好的独裁者博弈。他同时指出,个体对公正的关注会影响个人的消费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为,这对企业的最优决策也有重要意义。

   最后,塞勒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个体心理因素在有很多行为人参与互动的市场上也是存在的。塞勒和罗伯特·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起,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开创者,他研究了投资心理和有限套利如何影响金融市场的价格。他的工作在诸如市场和法律这样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中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三节分别描述塞勒关于有限理性(第二节)、有限自控(第三节)和社会偏好(第四节)的贡献。最后我们将简要讨论塞勒对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第五节)。

  

2.有限理性

  

   本节我们讨论塞勒对有限理性决策的研究。我们从简要介绍一些重要的先驱开始。接着讨论“禀赋效应”。它由塞勒创造,描述的是相较于无主之物,当某商品被个体拥有就会存在价值被高估的现象。最后我们转向他的心理账户模型,该模型刻画出有限理性的个体如何采用内部控制系统来评价和管理自己的预算,还预测了这些心理将如何影响消费、储蓄和其他家庭行为。

   2.1 先驱

   期望效用理论由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提出,现已成为理性决策的公理化准则。这项工作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仍是个体决策的理论基准。然而,正如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51年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真实行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测存在系统性差异(Allais,1953)。

   20世纪50年代,赫伯特·西蒙(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有限认知的影响,并分析了个体的有限理性对组织设计和组织表现的影响。西蒙声称,决策者的目标不是找出最大化生命周期期望效用的最优解,而常常只是对紧急问题找出可行解。找最优解这样的难题被替换成了满足自我强加的约束集这一更简单的问题。这个想法带来了丰富的成果,也构成了塞勒心理账户理论的基础。受西蒙研究的影响,莱茵哈德·泽尔腾(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有限理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为偏离理性经济行为提供了早期的实验证据。

   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因其关于人类在不确定环境下判断和决策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很多研究都是与他的同事——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的前景理论旨在描述个体在风险下决策的真实行为,而这些决策未必是理性的或最优的。有研究发现大量行为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测。

   前景理论包括四个要素。首先,个体效用并非取决于财富(或消费)水平,而是相对于一个参照点的得失;第二,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即他们会表现出损失厌恶。这样的效用函数刻画了个体在参照点下的损失厌恶,与在收益区域相比,函数在损失区域更陡峭;第三,人们对收益和损失的敏感度递减,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从100美元变为200美元比收益(或损失)从10100美元变为10200美元,效用变化更大;第四,前景理论包含了概率加权的概念:人们根据主观的转换概率或决策权重来评估,小概率事件被赋予高权重,大概率事件被赋予低权重。

   塞勒(1980)是第一个把前景理论应用到经济议题的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聚焦于风险决策,塞勒则证明了参照点和损失厌恶在确定环境下依然很重要。他的研究启发了很多后来学者,使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论文(1979)成为经济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见Barberis 2013年的综述)。

   2.2 损失厌恶和禀赋效应

   塞勒在1974年罗切斯特大学答辩的博士论文中,首次使用假设性的调查问题来测算降低死亡风险的价值(Thaler,1974)。在1980年的论文中他这样阐述如下两个假设性的调查问题:

   (a)假设你暴露在一个一旦感染便会于一周内迅速且痛苦死亡的疾病中。你得病的概率是0.001。你愿意花费的最大治疗成本是多少?

   (b)假设现在需要关于上述疾病研究的志愿者。所有志愿者都会暴露在有0.001概率感染这个疾病的环境中。需要最低支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加入这个项目?(感染之后不能治疗)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0.001的死亡概率。但正如塞勒(1980,第44页)描述的结果,“人们对问题(a)的答案和问题(b)的相差一个数量级甚至更多![一个典型答案是问题(a)和问题(b)分别为200美元和10000美元。]”相比“销售健康”所要求的补偿,人们似乎更不愿意为“获得健康”埋单。塞勒(1980)讨论了很多人愿意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相当程度上低于其愿意卖出相同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的其他情形。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很难解释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和接受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但塞勒(1980)在前景理论中找到了解释。他注意到,如果放弃一个物品让人感觉到损失,那么损失厌恶的个体就会高估自己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塞勒(1980)把支付愿意和接受愿意之间的差异命名为禀赋效应。

   塞勒证明了禀赋效应也意味着付现成本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差异。人们倾向于把付现成本看作损失,赋予更大的权重,而把机会成本当作放弃的收益,并赋予较小的权重。塞勒列举了很多企业利用禀赋效应向顾客推销产品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为了让信用卡消费成为“放弃的收益”而不是“实际的损失”,企业选择“现金折扣”而不是降低“信用卡附加费”。

   塞勒运用前景理论解释禀赋效用激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在理论方面,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91)以及拉宾等人正式建立了禀赋效应模型,并得到了更广泛的行为含义。损失厌恶的个体有强烈的维持现状的倾向,因为他更看重的是变化带来的损失而非变化带来的收益。这个所谓的“现状偏向”最先由萨缪尔森和泽克豪泽(1998)证明。现状偏向对塞勒后期关于养老金计划和默认选项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这些我们将在第3.3节详述。

   在经验方面,塞勒提供的早期证据主要来自对假设性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随后,尼奇等人采用有真实利益的实验证明了禀赋效应。然而,其他经济学家提出,如果实验对象处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由于他们能从很多次交易中学习,这些反常现象很可能会消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90)通过有真实利益和可重复的市场实验检验禀赋效应的稳健性。他们让实验对象分别充当买方和卖方两个角色:卖方拿到物品后可以按不同价格出售,买方则有机会以相应的价格购买这些物品。前三轮市场交易的是只有价值符号的代币,它们的价值因人而异。在每一轮结束后,市场出清价格和交易数量都会公开,3名买方和3名卖方会被随机挑选出来进行真实的支付。代币交易完毕,一半的实验对象会得到可以卖给其余实验对象的马克杯。随后的圆珠笔交易试验与之类似。实验结果与预测相同,在代币市场中没有禀赋效应。然而,马克杯和圆珠笔市场的禀赋效应颇具规模,且随着试验的重复并没有减少的趋势。对于马克杯和圆珠笔,接受意愿的中位数近乎支付意愿中位数的两倍。

   这些结果说明类市场的环境下确实存在禀赋效应。即使有反馈机制的重复交易、考虑到交易过程中的学习效应,也不能消除禀赋效应。目前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禀赋效应的存在。最近一篇元分析的文献从76份不同的研究中收集了337个对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比的估计值。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比的几何平均数为3.28。然而,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比在不同商品之间差异巨大,这一比率在公共品和非市场商品中最高,而在货币价值众所周知的商品中最低。虽然关于禀赋效应有很多种解释,塞勒早期基于损失厌恶的解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一些证据表明,禀赋效应在专业交易员主导的市场上并不显著。李斯特(List,2004)证实在运动卡的非经销商样本群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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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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