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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更新时间:2018-01-30 10:33:22
作者: 楼继伟  
这为保持可观的投资增长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在政府集中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以加强对产权和契约的有效保护以及提升司法公正为重点,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确定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四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高擎全球化的大旗,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落实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承诺,继续扩大其他领域市场准入。

   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上述要素流动、简政放权、保护民间投资、扩大开放等领域的一系列工作如果到位,我国的营商环境会进一步改善,我们也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水平。

   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其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

   当前,我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

   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另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

   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

   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高层的认识。习总书记在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我记得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在卸任后同我会谈时说,2006年他上任后不久,就感到金融风险就像将至的暴风雨扑面而来,但社会无共识,自己手中无武器,眼看着风险爆发。

   第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认识。习总书记提出要求后,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要求资产回表,收紧同业,严控地方政府变相发债等等,金融机构也在加强风险控制。这说明全社会已认识到“灰犀牛”事件。

   当时的美国金融界,除极少数如汉克·保尔森、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等发出警告外,全社会没有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整体上没有防范由“灰”变“黑”的认识。危机积累和整治共识形成的速度在赛跑,前者一直跑在前面,直至雷曼倒台,“黑天鹅”出现,整治乱象和救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才逐步形成。

   第三,对关键风险点的认识。习总书记早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实际上是指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第四,整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和财经渠道系列会议,除了合力拯救全球经济外,对加强金融监管迅速形成共识,并不断具体化。我国对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主要金融机构比较健康,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美国当时没有这个环境,危机爆发时,风险集中暴露在七大主要金融机构。

   作出上述比较,绝无幸灾乐祸、盲目自信之意,而是要汲取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前面所举述的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

   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第五,对未来金融模式的反思。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我很难对未来的模式作出定性的判断,这里我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

   第一点,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无论这是因为高额合规成本外溢,抑或是因为过度混业、多重衍生造成的高风险定价。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7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第二点,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1月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指出,“美国应当向其邻居加拿大学习。更具体地说,加拿大更加严格地限制银行业的杠杆作用,并且限制了证券化进程。

   毫无疑问,近年来加拿大的这些约束,使银行家失去了许多提出那些所谓聪明想法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这些约束都是正确的”。

   就我的国际比较观察,加拿大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最“枯燥乏味”的,金融当局严格规范控制混业,限制衍生品产生和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拿大的银行系统仍被标普和IMF评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体系。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深刻反思。

   同志们,十九大报告提醒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习总书记一﹒五重要讲话,进一步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

   我相信,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防范应对风险挑战,特别要防范可能迟滞或中断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谢谢。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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