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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其学百代者,品量亦百代——追忆傅璇琮先生

更新时间:2018-01-28 23:38:21
作者: 蒋寅 (进入专栏)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衰20年的中国学术开始复苏,经历三十年的曲折发展,逐渐走上正常的道路,同时积累下一批优秀的成果,为海内外学界所重视。在这三十年的学术史中,傅璇琮先生的贡献是极为卓著的,不仅以丰富而精深的著述奠定了他在新时期学术史上的地位,更以繁多的学术活动、学术组织和领导工作给近三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极大的推动。

   关于傅先生的学术研究及成就,已有不少学者著文作了总结。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张仲谋《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沉思——傅璇琮先生学术思想论略》一文。作者将傅先生历来发表的短论文、序言和会议致词作了详细非常细致的搜集和梳理,从而使傅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中不少内容我都是第一次看到,不由得惊讶地,我们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很多想法,其实傅先生早就考虑到并提出来了。他对学术问题和学术趋势的敏锐感觉,后来都一一贯穿于自己的研究中,也体现于多方面的学术规划和组织工作中。相比研究成果来说,傅先生在这方面的工作及成就,谈的人还较少。实则傅先生在这方面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决不亚于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涉及面之广和丰富,也决非三言两语可轻易述说。我从读硕士时就研读傅先生的著作,到北京工作后更时常请益,多年追随,得他言传身教之多,难以缕述,这里仅就印象最深的一些事,略谈一些体会,以寄追思。

   傅先生从北大毕业后,曾在清华做浦江清先生的助教,打下学问的基础。调到中华书局后,结合编辑业务开展学术研究,对学科基础建设的重要性深有体会。从文学编辑室主任到总编辑,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到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秘书长,近三十年间他始终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基础建设,并借助于所担任的学术职务和个人声望,尽可能地做了许多文献资料整理的组织、规划工作,对于推动新时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就我所知,傅先生主持的属于学科基础建设的重要工程就有《唐才子传校笺》、《新编全唐诗》、《隋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汇要》、《全宋文》、《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等。通过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合作项目,他不仅实现了自己从编《隋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时就形成的有计划地整理古典文学研究基本资料,以提高研究效率、推动学术快速发展的雄心,同时也培养了一支得力的研究队伍。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历程,后一辈两辈的年轻学人,恐怕鲜有未参与过傅先生规划、主持的大型合作课题的。

   参与这些课题的收获之大自不待言,所得傅先生的教诲更令我受益终身。很多东西当时并不能体会,多年后经历相似的情境,方意识到傅先生言传身教,入人之深。他对学术的虔敬和执着,对世俗名利的淡泊,对同辈的谦逊,对后学的若谷虚怀,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多年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能葆有国内学术组织最好的风气,在海内外学界赢得一致的好评,也是与傅先生及其他多位前辈的表率作用分不开的。

   我对傅先生的敬佩更缘于自己亲历的许多往事,它们都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在读大学时浏览《全唐诗》,发觉戴叔伦诗中杂有不少很可疑的作品。傅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后,我立即购得一册,反复阅读。后来读硕士学位,以戴叔伦研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考索戴氏与同时代诗人的关系,《丛考》更成为案头随时参阅的书籍。傅先生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为考辨戴叔伦作品的真伪,我尽力检阅大量的古籍,钩索诗人的生平事迹以为佐证。在论文写作中,我既由《丛考》中获得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和结论,也发现了一些可订补此的史料,获得若干新的结论。1985年初,我将学位论文寄呈傅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教正。他对年轻后生的异议,非但不以为忤,反而褒奖有加。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将拙文中主要与他商榷的第二章推荐给《文史》,后来以《戴叔伦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为题,发表在1987年3月出版的第28辑上。这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我,可以想见是多么大的鼓励啊!而傅先生的提携还不止于此。当时他正主持《唐才子传校笺》的编纂,约请国内众多的唐诗专家对辛书的传记一一作史源学的考索,笺疏其所据文献出处。我很快收到傅先生一封信,嘱我撰写戴叔伦传的笺证。要知道,参与这项课题的作者都是国内有数的专家,只有我是一个在读学生!后来我的稿子得到傅先生肯定,让我深受鼓舞,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也大为增强。

   1988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一个下午快下班时,我到中华书局拜见傅先生。当时他已任副总编辑,在办公室亲切地接待我,询问我学习、工作的情况,甚至还征询我对唐诗研究前景的看法,完全是用平等的姿态谈论学术,让我非常感动。顺便说到,这也是傅先生长久以来始终不变的学者本色。即使多年后他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愈隆,面对年轻学人,也还是像当年延接我一样,平易而亲切。走出校门以后,我从前辈学者那里受到教益最多的就是傅先生。不仅学术上多蒙关心、提携,就是日常交往中也常能感受到他的厚爱。有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到我集邮,不久他就寄给我一些信封上剪下的邮票,后来还送给我非常珍贵的前辈学者手写的实寄封,令我感铭不已。

   这么多年追随傅先生,我深知他为培养年轻学人、提携后辈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少位年轻学者的著作蒙他赐序。在那个年轻人出书很不容易的年代,可以想见他的序言对后学会是多么有力的提携。1990年夏,傅先生在《唐诗论学丛稿》后记中写道:“近些年来,一些朋友在出版他们的著作之际,承蒙他们不弃,要我为他们的书写序。本来,我是服膺于‘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我们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以沫。”后来他将多年间写作的序言汇为一编,题曰《濡沫集》,正寄寓了这层深心。

   从“新时期”过来的学人都不会忘记,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因为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学术界曾经历过一段人心涣散、学术冷落的时期。学人对社会环境和自身境遇都异常悲观,能坚守学术理想的人越来越少。值此之际,傅先生以他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为年轻学者的著作撰序,无疑是对学术景气的一大激励。后来那一批年轻学者都成了学界中坚,回首往事,无不感念傅先生无私的提携和鼓励。

   我自己因熟知傅先生事务繁冗,不忍再给他增添压力,没有请他作序,但多年来承蒙关爱和提携不可更仆数。最让我感铭的是编纂《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一事。

   早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承担了《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文学类的编纂工作,我负责唐代卷。该书的体例接近学科手册,涉及内容广,要求知识具有总结性和前沿性。如此高的目标,以个人力量显然是难以实现的,为此我约请唐代文学界多位资深专家分题撰写,最终完成一部既有总结意义、又带有一定的前瞻性,足以代表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水平的著作。全书三十多万字,作为一部便于初学的学科手册颇为合适。孰料书稿甫完成,项目却搁浅了。徐俊兄建议我将书稿送呈傅先生,请傅先生推荐出版。没想到傅先生阅后,认为内容和体例都很有特点,不妨做成一个系列,于是嘱我拟一个具体的研究、写作规划,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特邀研究员的身份,由我协助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作为2003年度重点课题立项。各分卷主持人分别由谭家健、赵敏俐(先秦两汉)、刘跃进(魏晋南北朝)、蒋寅(隋唐五代)、刘扬忠(宋)、张晶(辽金元)、郭英德(明)、蒋寅(清)担任。本来我是负责唐代卷的,清代卷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主持人,傅先生嘱我承担。当时我做清代诗学研究时间尚短,对清代文学及其研究者不太熟悉,决不敢应承。经傅先生再三鼓励,我实在无法推辞,只得勉为其难。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通论》全稿杀青。在与辽宁人民出版社商谈出版时,傅先生提出让我也署主编名,我感到很惶恐——虽然在项目申请和进行过程中,我做了一些统筹工作,但那都是遵照傅先生的指示,做一点秘书工作而已;况且我在所有分卷主持人中年纪最轻,怎么能与傅先生并列,僭署主编之名?我坚执不可,出版社也认为总主编宜傅先生独署。但傅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社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我署副主编名,各位分卷主持人也予认可,这才议定。谁知几个月后书印出来,封面上我的名字竟然与傅先生并列为主编!不用说是傅先生坚持的结果。

   傅先生对后辈,就是这样的宽厚和奖掖,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同时对他们的工作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公正的对待。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的美德和学术领导者的博大胸怀。清代诗论家叶燮曾说:“古人之诗,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诗百代者,品量亦百代。”他历数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乐善爱才、推奖后进的事迹,不禁感叹:“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数人,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及观其乐善爱才之心,竟若欿然不自足。此其中怀阔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媢嫉忌忮之有?”(《原诗》)我觉得,傅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境界,除了取决于他的才华与勤奋之外,也是与他过人的品量分不开的。在学术方面,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其学百代者,其品量亦百代。

   从学生时代拜读傅先生的著作,步踵他的足迹做大历诗歌研究,到参与他主持的项目,在他指导下完成合作研究课题,多年来追随傅先生,对他的长者之风我感受至深,也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包括如何对待学术,如何对待批评,如何对待前辈、同侪与后学,如何应对学术环境的异化。多年来,我对傅先生的敬仰和感激一直洋溢在心,没有机会表达出来。2012年,值傅先生八秩华诞将临,我正在台湾客座,不能躬与盛会,曾撰小文遥献南山之祝,并寄仰止之情。内心默祷先生能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让我们有更长久的追随!

   孰料此后几年,傅先生竟日渐衰弱,听力也明显不济。但他仍旧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学术会议和研究生论文答辩也时常出席,仍旧那样乐观开朗。而且无论是会议还是答辩,他都不要人接,自己提着一只布袋,乘公共汽车前往,走也坚辞不要车送。2014年6月,我和傅先生一同出席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三个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傅先生不但根据早年的学术积累对研究生涉及韦应物的论述提出建议,也对一位研究生较新颖的课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让人感到,他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始终未离学术的真正学人。

   我想无论为人为学,傅先生都是学界的一面旗帜,学术的一个标杆。他的离去,让我们在悲怆之余,会从内心深处涌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悽惶感。从上大学开始,读书、研究、教学垂三十年,本学科的前辈先生很少有没见过的,品格清高者很多,学富五车者也不少,才华洋溢、口若悬河者更不乏其人,但像傅先生这样谦逊律己、好学不倦、虚怀若谷、坦荡无私,对学术怀抱恒久的热情和崇高的责任感,毕生致力于学术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学者,真是少而又少。这也正是傅先生格外受学界尊敬的原因。我们总说人无完人,但我们想到傅先生时,就会觉得这句话也有例外。

   傅先生,你让我们永远怀念!

   原载《傅璇琮先生纪念集》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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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程门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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