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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永照:论法律解释的目标

更新时间:2018-01-28 22:00:01
作者: 解永照  

  

   摘要:  法律解释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解释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其中,通过分析和展示法律解释研究和运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探寻法律解释的目标所在是一个重要面向。法律解释不仅仅具有工具的维度,而且具有价值的取向,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善治和法律的善。无论是在法律解释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法律解释的具体方法运用中,都能够体察到,法律解释的目标和实质是实现规则之治。

   关键词:  法律解释 规则 目标

  

   在构建法治社会和事实法律的过程中,法律解释的作用是任何一个法学家都无法忽视的。法律解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使它成为近来法学研究中的“明星”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火热程度,从近年来论文和著作的发表情况可知一二。从直观上看,法律解释问题可能仅仅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雕虫小技”,但从宏观分析,“法律解释问题与法理学的某些其他重大课题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法律的性质问题、法院的职能问题、正义问题(什么是正义、如何达致正义)”①。

   根据对法律解释适用情形的考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的实施过程就是法律的解释过程。从本本上的死法到社会实践中的活法的转变过程中,法律解释以在“法律”和“案件事实”之间达成“视域融合”,将具体的案件纠纷“涵摄”到抽象的法律规范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角色定位,学者们更愿意突出法律解释的工具作用,从而忽视了法律解释的价值目标。但对于法律解释的认识,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具体方法层面,而不关心法律解释的合理目标,则不仅无法对法律解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也无法准确地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合适的法律解释方法,更无法判断一种解释本身是否妥当,解释是否遵守了基本准则,是否背离法律的精神,恪守法律解释的边界。

   法律解释的目标与目的解释方法是既相关联又有所不同的两个理论问题。按照沈宗灵先生的解读,“法律解释的目标,就是指解释者通过法律解释所要探求和阐明的法律意旨”②。但是,目的解释指的则是根据法律规范的目的来阐释法律含义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1)法律解释的目标,指的是解释者内心认同和追求的某一终极正义准则;而目的解释则属于解释方法之一种。(2)法律解释的目标,是由法律、立法者、法律运行机制、法律严密或简洁、法律漏洞的大小、法官裁量度的大小、法律认同的正义价值、时代理解的公正内涵等多元因素决定的。而目的解释方法,仅仅是指为了实现立法者目的,法律解释者在其他所有方法都穷尽的前提下,最终运用的一种解释方法。(3)法律解释的目标,可能是立法者的目的,也可能是文本内涵的目的,还可能是解释者自己理解的目的,更可能是解释者所处时代所形成的总体目的。很显然,法律解释的目标,内涵了立法者的目的,但常常会超越立法者原本追求的目的范围。(4)法律解释的目标与目的解释方法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总体来说,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论问题。通过法律解释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法律意旨?或者说,如何评判法律解释是否符合解释的准则,有没有违背解释原理?对此,不同的解释者有不同的认知。法律解释的目标分析,不仅仅应当从法律解释的历史发展角度进行分析,而且也应该从法律解释方法的具体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从法律解释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很容易了解法律解释的“前世渊源”,从实证的、历史的角度把握法律解释所面对的历史环境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应用中,探求法律解释目的更具有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因而,本文对于法律解释目的的探究,首先起步于描述学术史中学者对法律解释的研究过程,呈现不同法律解释里内涵的法律解释目的;其次,分析法律解释方法的具体适用,着重探讨法律解释方法排序背后的目的性;最后,论述法律解释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时代担当。

   一、解释学的知识谱系折射出来的法律解释目标

   探讨法律解释的目标前,分析法律解释学说的历史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法学流派的发展,都是其时代目的论指导下的衍生品。当然,法律解释学也不例外,法律解释学不断地从目的论及解释哲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西方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到本体的转向,在解释过程的重心上又经历了‘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的转移,解释学的发展带来了法律解释理论的反思,解释学不同的发展向度也为法律解释理论带来了不同的启示,从而引领法律解释理论在反思与批判中前行。”③所以,若要对法学解释学有一个全面且准确的了解和认识,就一定要把法律解释学放置到解释学(诠释学)之中进行研究。而考诸这段历史,皆围绕着或者隐含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对于法律解释目标的隐喻和显现。

   解释学发展的过程有三条线索:一是解释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变;二是解释学重心“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的流变;三是解释学研究的关键点,即《圣经》、施莱依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几种法律解释学典型的知识谱系所呈现的法律解释目的问题。本文首先是从第三条线索进行论述。

   (一)解释《圣经》应尊重文本。“诠释学的直接源头有两个:一是自古希腊以来的语言学传统和逻辑思想;二是基于这一传统的宗教教义学的发展,以及栖身于其中的宗教法律理论的发展。”④尽管,第一个源头可能更有历史感,能够增进人们对诠释学的情感认同。但这样一个开端,对现代诠释学发展的影响相对间接,所以本文还是从对《圣经》的解释开始谈起。对《圣经》的解读过程,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在亚历山大的第一次启蒙运动过程中,宗教的情感唤起来人们对《圣经》的狂热。“基于此种宗教情感,《圣经》也不再是一般的、通过语言的解析便可以理解的文献,它变成了‘隐秘意义的密码语言’,在这种‘密码语言’背后的隐秘意义是要借助宗教的体验和为神喻唤醒的灵感来领悟的。”⑤之后,随着中世纪的到来,基督教的权威得到树立,教会逐渐垄断了解释权,形成了《圣经》的官方解释。之后,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对《圣经》的解释已经不能很好地符合社会需求。这样对于信仰就开始产生了怀疑。“宗教的诠释所面临的危机推动了人们对《圣经》和罗马法典及其权威解释的重新理解。”⑥于是,不同的学者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对《圣经》进行解释。在这样一个对《圣经》的重新认识和解读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解读对于文本的重要性。解释就像是一座桥梁,沟通“文本”和“生活”,使得文本能够更好地为社会生活服务。可见,在早期,对《圣经》的解释曾经走过弯路,出现过背离教义原意的情形,为了使得解释本身能够得到信众的认同,为解释者划定基本准则是必要的。换句话说,人们共识是,判断对《圣经》解释是否合理的基本准则,就是看解释者是否严格遵守《圣经》的文本、文字、字面含义。因而,文本解释就是当时人们所认知的解释的目标。

   (2)施莱依马赫主张解释者应当忠实于文本创作者。施莱依马赫的法律解释理论也是从对《圣经》的注释过程中形成的。《圣经》⑦尽管是一部被基督教奉为无比神圣的著作,但它却是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写成的一篇篇小文章组合而成的。在对《圣经》的注释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不可调和的问题:《圣经》是一个整体还是多个部分?首先,从信徒的角度分析,他们的信仰是基督教,圣经是信仰的载体,所以《圣经》应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教义应当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根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对于具体的《圣经》文本,由于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间、从不同角度分别创作形成的,所以说不同的章节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和矛盾。那么,作为注释者如何调整这样的矛盾就是摆在其面前的问题。

   面对这一难题,施莱依马赫所采取的是心理学的移情方法。“本文的意义不能仅仅依赖于对语言的共同性之分析,只有通过读者对作者的‘心理重建’,亦即再现作者创作‘本文’时的心境,并以此进入作者,‘设身处地’地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考察对象才有可能。”⑧对于这样的一个设身处地的思考方式,施莱依马赫也曾经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想到,被写的东西常常是在不同于解释者生活时期和时代的另一个时期和时代里被写的,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按照现代思想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⑨可见,在施莱依马赫心目中,正确的解释就是解释者准确理解、解释和揭示了文本创作者内心的真意,后来的解释者不仅没有背离文本原创者的内心构想,而且还忠实地再现了文本书写者的内心原意。反过来说,如果后来的解释与文本书创造者不一致,就不是一种“正确的解释”。

   (三)狄尔泰追求的是文本创作者与文本解释者生命意义的汇通。狄尔泰的解释学的理论出发点正是施莱依马赫的一个困境:如何确保个体的解释是作者的意愿?“狄尔泰为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袭,将施莱依马赫的一般诠释学发展为‘体验诠释学’。体验诠释学标志了哲学诠释学的形成。”⑩实证主义关注的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之外的自然,这些研究对象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研究这样的一些对象的时候,其研究方法应当是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清楚。然而,对于精神科学,其研究对象是由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人的心灵构成的,不仅仅充满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充满人性,只有通过不同的人的心灵“理解”才能够把握和了解。因而,对研究对象认识和把握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不适用的。

   为此,狄尔泰区分了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并指出精神科学阐释与自然科学实证方法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精神科学的理解过程作为解释者与作者双向的生命交流,而不是主客体之间的单向说明”(11)。对于解释,狄尔泰承认解释的个体性、经验性,但同时,他又主张通过把握人性的共同性,来实现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共同性。“从我们呱呱落地,我们就从客观精神中汲取营养。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中介,通过它我们才得以理解他人以及生命表现。因为,精神客观化于其中的一切东西都包含着对于你和我来说是共同性的东西。”(12)当然,对于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其解释目标的相对性——在追求主客观融汇的过程中,仅仅是重视主观的人对于客观世界的统一和认识,而忽视了理解人本身存在的重要意义。解释的相对性以及主客观统一中的弊端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完善。即,通过这样的一个自然科学—精神科学二分模型的构建,个性化中的经验共同性的预设、追求解释的客观性,应当如何评价?它又是在追求什么?可以说,狄尔泰所作的努力,就是为了实现解释的主客体统一,也是为了实现解释的真理追求。总体来看,狄尔泰内心认同的“正确”的法律解释,是以人为中心来验证的。即,狄尔泰认为,准确、妥当的法律解释应当是历史上的文本创作者与当下的文本阅读者对话、沟通、交流与“视域融合”。反过来讲,法律解释所要追求的目标,是文本创作者与后来的文本解释者双方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共识。

(四)海德格尔强调解释以追求“此在”为目标。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的本体论构建受到了狄尔泰和胡塞尔的影响。“海德格尔曾几次强调,狄尔泰努力要通达的东西是历史的实在、历史的生活,而非历史的知识,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13)狄尔泰在对解释的认识和描述过程中,更多的是通过解释去了解和认识对象。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解释对于解释者——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没有一个客观和全面的认识。海德格尔对解释的认识,受到了胡塞尔的“此在”现象学的影响,认为解释学是本体论,研究对象是人的“此在”、存在者的存在,人的生命、世界和时间是研究的主体。海德格尔认为,“诠释学,也被重新界定:它不再是一种神学的或哲学的注释的方法论,甚至不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对存在的具体的、特定情境的、历史的、语言的和动态的(适应时间变化的)在此之在的昭示性理解,一种关于在显现中显现出来的事物的初始观念的现象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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