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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政府的性质

更新时间:2018-01-28 21:50:41
作者: 秦子忠  
遵循以上阐发的可以称之儒家传统的这条路线,我们不是要确立固定不变的人性假设并以此为阿基米德点来分析政府的性质,而是将人性看作是由几个参数共同规定的函数并从政府组成人员的人性来分析政府的性质。将人性看作个函数显然比将之看作个点更能与现实的人相吻合,但它也随之变得更不易处理。但不易处理并不意味着不可处理。

  

   最后是方法论问题。将政府的性质看作其组成人员的人性的函数这点表明本文采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但因个人主义方法内部有许多版本,因此在此稍作说明。(Walsh, 1999; Udehn, 2002)在被称为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方法中,每个人被剥离成赤裸裸的个人,并且作为追求满足自己欲望体系的单个机器。(桑德尔,2011,第78-82页)然而,这是有问题的。如我们真实体验或观察到那样,现实生活中充满人与人相互依靠的场景。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勾连一起,甚至必需通过将自身置于特定人群中来寻求或确定自身的身份认同。就此而言,每个人并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相互关系中的成员。将这种总是处于某种关系的个人作为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将要求我们摒弃那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而采用关系性的个人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论层面的转变,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分析视角,即人性不应被视作一个一经形成就永远不变的常量,而应当被视为一个随着其身处其中组织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变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性作为我们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变量就具有方法论基础。但这仅仅是问题的开始。我们需要追问,当人性作为变量存在时,我们应当如何确定其相关参数,以及如何评估其意义。以下,我们将规范或澄清人性的参数。

  

   二、人性假设:儒家进路

  

   在物理学中,关于光的属性曾经引发大量争论,但就争论的结果来看,光最终被证实具有波粒二象性。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人性也引发旷日持久的争论,不幸的是,至今仍没有形成关于人性是什么的共识。在经济学中人的恶性或自利性得到凸显,而在(尤其深受康德影响的)伦理学中人的善性或利他性则得到凸显[⑨]。尽管我们不能将人性的善恶二性与光的波粒二性进行简单类比,但是,它们共有的特点是对它们的不同理解在根本上影响其所属学科的发展。在本文中,我们主张人性兼具善恶二性(或者兼具利己性和利他性二性),并将此二性视为人性的两个核心参数,分别记为G(善性或利他性)和E(恶性或利己性)。因为我们都处在彼此形成的关系中,因此每个人的善恶只能通过外在于个人的相互关系来表达,相应地,也会受到这个关系的性质的影响。由此,每个人虽然作为善恶的自然载体,但是善恶被展示出来的频率或分量主要是由多个人形成的关系模式来决定的。比如,在有着良性激励的组织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与尊重更容易产生,至少与那些无良性激励的组织关系相比,是如此。因此,我们将个人身处其中的组织关系的性质视为人性的外围参数,记为O。

  

   人性可能还有其它参数,但在本文中我们将暂且满足于这三个参数,并据此来阐述政府的性质。每个人的人性都可以用两个核心参数和一个外围参数来表述。因为政府是由若干个人所组成的,因此在特定时期,政府的性质就近似等于其所有组成人员的人性的加总。例如在由2个人组成的政府中,如果在外围参数作用下这2个人的善性优于恶性,那么这个政府的性质就可以看作是善的,反之亦然。据此来说明政府的性质,政府的性质也随之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换言之,政府的性质表现为其组成人员的人性的加总特征,因此当后者是个变量时,前者也是个变量。这种分析是复杂的,但它并非毫无意义。[⑩]这种分析路径将会让我们关注到政府内部的纷争及其根源。稍后我将阐明这点。这里稍加比较将人性作为函数的分析方法与将人性作为阿基米德点的分析方法是有益的。

  

   将人性假设为单纯的恶性或善性在分析上是易于处理的,并且以之作为前提来建立的理论模型在指导某些问题的解决上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但是如前文所述,它们也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实。但关键的问题不在此,而在于基于这类假设的理论模型遮蔽或不恰当地处理我们有理由珍视的信息:将政府的性质假设为由纯粹道德人所组成的模型遮蔽政府内部可能存在的纷争和腐败问题;与此不同,将政府的性质假设为由纯粹经济人所组成,则不利于在政府与民众间建立起良性的合作关系,或者说它倾向于将政府内外的人员推至对立的关系中。并且,这两种模型也从相反的方向构成彼此的反例,前者在后者看来是“政府失败”的根源,后者在前者看来是“市场失败”的根源。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就只能在这个两者之间选择其一方而攻击另一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将人性作为函数的分析方法是可欲的,那么它就能为避免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提供第三条道路。依循这条道路,政府的性质,既可能是恶性的,也可能是善性的,抑或是中性的(恶性和善性恰好处在均衡状态)。具体而言,以人性中的善端和恶端作极点而画个人性光谱,这样,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在外在环境影响下,当政府人员的行为动机整体上偏向善端时,政府的性质就是善的或利他的;当偏向恶端时,政府的性质就是恶的或自利的,当恰好处在中间时,政府的性质就是中性的。[11]当然,这个光谱式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简化了复杂的现实。但是与将理论模型建立在经济人或道德人假设这样的固定点上相比,这个光谱式分析会遗失更少的我们有理由珍视的信息。接下来的第三节,我会清晰化这种分析方法。当然,这种清晰化依然是预备性的,但我将会继续为它的清晰性作出努力。

  

   三、政府的性质:事例分析

  

   在前文中我已经说明人性的三个参数。其中,两个核心参数分别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记为E)和最大化他人的效用(记为G);外围参数是个人身处其中的组织关系的性质(记为O)。因为人性的核心参数会受到外围参数的影响,因此人性在整体上呈现出来的性质,既不由E(或G)单方面来决定,也不是由E和G共同来决定,而是由在O的影响之下E和G之间的对比力量优势来决定。这里,用一些对照性例子来说明是有益的。

  

   对于做x或做y而言,如果在不考虑O的前提下,当E是被假设的人性,那么个人会做x,当G是被假设的人性,那么个人会做y。同样,在不考虑O的前提下,当E和G是被假设的具有二性的人性,那么当E在t1时期优于G,那么个人会做x;当E在t2时期不优于G,那么个人可能做y,但一定不做x。

  

   在考虑O的前提下,具有E和G二性的人性,当O有利于引导或强化E时,那么个人会做x,否则他会做y。但是由于O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当若干个人在特定的O影响下,一些个人的G足够强大以至于它能够抗击(导向E的)O的影响,那么从组织关系自身稳定来看,他至少是个潜在的违规者或破坏者。正如在警匪影片中,卧底的警察是其深入其中的那个组织的潜在违规者,因而他一旦被发现,势必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我们也常常看到些失败案例,即卧底者最终也被其深入其中的那个组织关系所同化。这个卧底场景拓展开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的社会规则体系,在其中,每个人无时无刻不被其型塑,同时也在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在型塑它们。作为这套规则体系的维护者或执行者,我称之为政府,其性质是由具有善恶二性的每个公务员的人性在整体上的分布和这套规则体系特有的组织关系来共同决定的。

  

   为了简化分析,让我们设想这样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总共有12个人,其中有2个公务员,他们的职责是为所有人提供安全,剩余的10个人是种地的人民,他们除了生产足够他们各自所需物资之外,还得生产足够让两个公务员愿意提供安全的物资。为了参照起见,让我们再假定在没有公务员的时候,种地者每个人至少能生产10个单位物资,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安全都受到凶猛野兽的威胁。这样,如果每个人都同时种地和保护自己,那么他们每个人只能生产5个单位物资,但是如果有2个人专门来对付野兽,那么其他每个人就能生产10个单位物。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公务员应当从其他人那里抽取多少单位物资?以下,我将通过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明政府的性质。

  

   在这个场景中,公务员应该从其他人那里抽取多少单位物资之所以与政府的性质关联一起,是因为从其他人那里抽取多少单位物资显然相关于两个人提供安全的动机,而政府的性质在这里又是由两个公务员的动机或者(更一般地说)人性来共同决定的。因此,我将从探讨两个公务员为其所抽取行为及其相应物资所进行的辩护[12]来切入本节主题。

  

   辩护1:因为他们两个人没有成为公务员之前,他们也能独自生产10个单位物资,因此在他们提供安全后,从其余每个人那里所做的抽取最终应该能让他们俩各自享有和之前一样的物资,即都是10个单位。这样,其余每个人只需让出2个单位物资即可。[13]在这个辩护中,公务员的理由仅仅是要求和他们之前一样多的物资。就此而言,我们很难断定他们的人性是善或恶的。不过当我们同时考虑安全问题时,这种辩护所蕴含的价值诉求便凸显出来。假定公务员如此修改他们的辩护,即如果他们不提供专门的护卫工作,那么每个人只能生产5个单位物资,因此其余每个人都应该让出多于2个单位的物资给予他们。因为是他们的工作使得其余每个人在享有安全下还能生产10个单位物资。对于这个辩护,其余的人可以如此回应。公务员在给其他人提供安全的同时也给自己提供了安全,并且如果社会不设有公务员职务,那么大家都一样,都只能生产5个单位物资。因此,公务员要求其余10个人每人让渡多于2个单位的物资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现任的公务员有两种选择,一是接受其余10个人每人让渡的2个单位(据此,每个公务员的物资总和是10个单位),另一是辞去公务员工作转为种地。如果两个公务员选择辞职回家种地,那么除非有其他人接替公务员工作,否则大家就因为安全问题而只能生产5个单位物资。如果有人接替,那么问题到此结束,相应的结论是,政府的性质是中性的,即公务员只要求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具备击退野兽的能力,那么辩护便可以转化以下形式。

  

   辩护2:因为其余每个人都不愿意因为安全问题而只能生产5个单位物资,或者说他们都希望尽可能最大化自己的物资总量。每个公务员也因为自身独特才能而要求更多的物资(在这个场景中,下限是多于10个单位)。在这个前提下,每个公务员可以如此展开他们要求多于10个单位物资的辩护。

  

   辩护2.1:因为他们两人具有这样的无人替代的能力,因而他们至少应该得到运用与不运用这个能力所导致的两种情况下物资总和的差额(运用这个能力所导致的物资总和是10×10=100,不运用这个能力所导致的物资总和是10×5=50,两者的差额是100-50=50)。这样,如果每个公务员平分这个差额,那么他们每个人都获得25个单位物资(其大于10)。在这个辩护中,公务员所要求的份额或许是合理的,但是不会有人认为他们这个辩护是利他的或善的,或者说人们几乎会认为他们这个辩护是自利的或恶的。[14]

  

辩护2.2:因为他们要维持他们这样的能力需要额外的东西,这些额外的东西需要花费相应的物资,并且在数量上恰好等于超过20个单位的那些份额(比如30个单位物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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