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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L·米歇尔曼:道德、认同与宪法爱国主义

更新时间:2018-01-27 11:25:00
作者: 弗兰克·L·米歇尔曼  

   摘 要:在现代多元社会,对国家宪法中具体的法律内容,不可能有既定的一致同意。然而,在当代有着自由取向的(liberal-minded)政治论证理论中,宪法依然处于核心位置,如于尔根·哈贝马斯和约翰·罗尔斯的理论。这些理论中的争论最终依赖于“宪法爱国主义”,一种从国民对其国家的伦理评价中发展出来的有意识的共享情感,在这种伦理评价看来,国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追求着一种宪法所代表的调节性的(regulative)政治理念。

  

I. 主张

  

   哈贝马斯们(Habermasian)的政治哲学与当代其他自由取向的政治哲学共享的目标之一是政治论证(the justification of politics)。更具体地说,这个目标就是对民主的论证,毕竟,民主是一种政治规则。

   人们每天一觉醒来,总会发现社会生活的强制性规范,即公众支持的权力当局要求遵守的法律,在有效地运转着。作为个体,没人为自己选择这些法律。在一个民主国家,法律通常由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程序来决定。这些多数可能是简单的多数,也可能是“绝对”的多数,还可能是混合的多数。他们可能是公民中的多数,也可能是公民中某一或某些阶层中的多数,还可能是公民代表或官员中某一或某些阶层中的多数。无论民主国家法律生成的精确历史如何,它们都不可能由被要求遵守法律的个体中的某个人的行为而有效制定,更不用说由每一个单个的个体来制定了。[1]

   一方面,政治论证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对政治平等与政治差别同样敏感的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自愿地遵守各种各样的法律——它们不是由哪个个人自己选定的,很多人根本不会为自己选择这些法律。另一方面,政治论证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来说,以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的方式使假定为自由且平等的个体对那些他们从未以其个体身份自己选择的、许多人现在也不赞同的法律,达成一种“平均的遵守”,这如何可能是正当的。挑战就在于,在运用集体暴力支持由非一致同意的方式所产生的法律,以对抗假定为自由且平等的个体成员时,如何为这种集体暴力的运用提供道德担保。对于民主规则下的国家来说,如同约翰·罗尔斯所言,这意味着解释“公民如何[可能]通过他们的投票恰当地对彼此实施强制性的政治权力”——解释对于我们共享的那份政治权力,你的实施或我的实施如何被证明对“自由且平等的其他人是正当的”。[2]

   在第三部分,我将表明在当代自由取向的政治论证中,宪法观念(the idea of the constitution)是如何扮演核心的、不可或缺的角色的。的确,我指的乃是与事物本身相对的宪法观念。我将主张,真正起作用的必定是那个观念,因为,在现代国家,人们对实际事物的任何具体特征的说明,都没有一种确定的一致意见。为支持这个主张,我援引了于尔根·哈贝马斯最近的政治哲学。在其“论民主宪政国家中的承认斗争”一文中,哈贝马斯强调,政治论证依赖于他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3]对这个说法,我既未发现他是想用它来表示对任何具体宪法内容——例如对严格“形式性”的平等规范而非“实质性的”或 “补偿性的”平等规范的选择(或相反的选择)——的忠诚,也没有发现他想用它来表示某种根据该国具体的宪法抉择而对这个国家表示忠诚的意思。

   然而,哈贝马斯也不是仅仅在谈论人们对纯粹抽象的、理念性的宪法观念所具有的信念。确实,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宪法爱国主义具有超越性的一面,承认为了实现宪法在对法律强制的道德论证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一部非情境化的和反事实的宪法意味着什么。但是,哈贝马斯进一步表明的却是,政治论证同时也依赖于人们对具体的共同体(虽然我将坚持认为不是对具体的宪法)的归依情感的有意识的共享。事实上,哈贝马斯们的宪法爱国主义是一种反事实的宪法观念和经验性的共同体情感的混合物。在共同体对反事实的观念的有意识的归依的激发下,它存在于对共同体的归依情感的有意识的共享中。哈贝马斯式的宪法爱国主义者感受到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仅仅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具体的伦理特征使得在实践中对调节性政治理念的合理追求成为可能。以共同体具体的伦理品格为根据,我对这个问题作了确切的表述,并以此挑起了与哈贝马斯的小小争论。然而我确信,他是会同意下面这一点的,即在这里所论及的情形下,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现实的生活——它把对非情境化的公正性的吁求,与对完整性或自我连续性的吁求、对自己的以及共同体的生活史和自我理解之最完美理想的忠诚,割裂开来。


II. 文化与世界的生成

  

   A.语言学转向

   我既已如此构想了所要讨论的主张,我就希望找出一篇哈贝马斯的法律理论论文作为辩论的对象,但却发现我们实际上将从中听取哈贝马斯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乃是他的论文《解释学与分析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两个互补版本》(Hermeneutic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Two Complementary Versions of the Linguistic Turn)。[4]该文虽然令人振奋,但关注的却不是法律理论。尽管如此,该文的的确确揭示出,哈贝马斯需要宪法爱国主义这个观念来为他做些什么。

   《互补版本》这篇论文关注十九世纪早期“语言学转向”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的哲学后果,哈贝马斯将这一转向追溯到了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作品。如哈贝马斯所看到的,这一语言学转向要求所有社会理论自此往后都得处理语言“建构世界”(constitutes the world)这个观念。根据这种语言建构世界的观点,它的“词汇和语法”(lexicon and syntax)塑造了概念与理解方式的总体性,通过这些概念及理解方式之总体,共同体成员在世界上将会遭遇的每件事的观念空间首先得以形成。

   每种语言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形成一种“观点”。因此,语言表达式之为“思想的生成器官”,可以在自发的世界建构这一先验的意义上予以理解。通过对世界的这种语言学前理解,一种语言便同时建构了共同体的生活形式。……语言不再主要被看作是表述物体或事实的[显而易见的媒介],而是主要被看作形成一个族群的精神的媒介。[5]

   因而,语言预先确立起概念上的可能性这一坐标框架,在它上面,事实才得以详述传达;由此,语言被认为具有一种相对于对世界的表述的优先性,无论对世界的表述是某人自己向自己表述,还是自己向他人表述。这和下述情况是一样的:人们运用目标、意愿、动机、价值、感觉、情感、信仰、魅力与厌恶、希望与担心这些范畴来自我表达、或向他人表达他自己的精神状态,而通过限制关于这些范畴所可思考或可言说的可能性,语言也被认为对意图具有一种优先性。

   哈贝马斯并未否认语言的这一“先验”地位——这一“先验”的位置表明,语言对所有可能对象以及经验与观察之范畴的构建,所具有的决定性的、不可抗拒的和限定性的支配力。但他对此确有一个疑问。每一种自然语言既是历史上的偶发事件,又是恒常的社会事件。如果一个族群的语言决定性地塑造和限制了该族群的“精神”,以及使该族群得以感知和判断的方式,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星球上,便存在着数目虽不确定、但却肯定是复数的集体精神和看待世界、进行判断的方式,这些集体精神与方式相互之间不可转译,恒常不变。这是“语义上封闭的诸个世界”这样一种多元性,任何从这些世界的脱身而出,都无非是直接进入另一个相类似的限制性世界观之中,因为在语言与社会之外,人们根本没有意识经验。

   因此,依哈贝马斯及其他许多人对道德经验与道德义务诸概念所持有的理解,语言学转向使这些概念术语成了问题。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这一语言学的转向似乎排除了下述可能性:存在某些超文化甚或超民族的、可以通达的概念,在对世界与善的问题持有罗尔斯所说的“完备性观点”(comprehensive views)的旁观者来看,这些概念是同一的,恒久不变。看来,任何这样的排除都必定延伸到了有关动机的那一类概念,如价值、理由、准则、规范和义务。但是,如果在说不同的语言的人那里,某一价值、理由、准则、规范或义务不能保持同一性,那么它如何能够是一个无条件地把每一个体行动者作为人类来加以约束的概念呢?如果答案是它不能,那么语言转向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排除了存在着哈贝马斯会承认的道德价值、理由、准则、规范或义务等任何东西。

  

   B.拯救“普遍主义倾向”:历史化的道德经验

   或许如此吧。但事实上,哈贝马斯相信,我们称之为道德的行动准则和理由,其所具有的普遍、无条件之约束力的可能性,可以从语言学转向中拯救出来。他试图从洪堡所促发的语言学转向中拯救“普遍主义倾向”,而他的《互补版本》一文即是拯救事业的故事中值得考虑的一个部分,在该文中,虽然他慷慨地让其他人分享了这份功劳,但占据主导的仍是他自己的哲学。

   哈贝马斯在《互补版本》一文中解释说,这些普遍主义倾向存在于最初由洪堡归诸语言的“交往”功能中,以及信息功能和表达功能中。它们存在于这样一种洞察之中,即当争执或误解的各方进入到言语交流中的时候,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双方就“必然从他们各自的观点出发分享了关于聚合点(a point of convergence)的假定。”也就是说,如果每一方在他们的想法里面都缺少这样一种有效的假定——即存在着各方对之给出了竞争性说明的唯一的对象——那么,他们就谁也没法理解他们在一起究竟是在做些什么。单单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双方为何要不辞辛苦地努力“学着去理解”彼此有关对象的述说(描述、分析、看法)。

   这样,哈贝马斯就从语言学转向表面上的毁坏中恢复了客观性经验的可能性,由此也恢复了道德理由和道德经验的可能性。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恢复并非全然没有欠缺之处。

   哈贝马斯在洪堡那里发现这样一种观念,即促使意见分歧者置身于达成相互理解的工作的东西,正是对讨论中那个不以立场为转移的、同一的对象这个真实之物的确信,而这个真实之物是真正值得去认识的。但此处要注意动机的循环。存在某些唯一的对象,他们都在寻求对它的认识,他们努力求解的都是关于它的真相——当事各方的这样一种感知,被认为在支持着他们对他们共享的或公共的对话事业的忠诚。但是,是什么慢慢地给他们灌输了这种客观性的感知?我们可以说它是从承诺进行对话这种经验本身当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接下来我们不得不问,是什么首先促使各方达成承诺的,或使承诺看起来对他们是有可能的。除了交谈各方中先已存在的期待——在交谈的各方中,每一方都感到有一种压力要努力去争取一个成功的结论——那还可能是什么呢?不过,在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里,又是什么东西能够引起并维持这种期待?(如果我们接受语言学转向)那么,看起来这只能是语言。从第四部分(B节)将予以评论的哈贝马斯的一个论点来看,它就是语言,正是在语言中,诸范畴的存在,是对各个人之自由与平等的承认,是对它们导向彼此之间同等对待的对等义务的承认。

每种人类语言必然如此吗?如果果真如此——如果存在着每种人类语言都必然具有的范畴——那么语言转向到底还会剩下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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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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