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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明:国家自主性与文化——迈向一种文化视角的国家理论

更新时间:2018-01-23 21:41:13
作者: 肖文明  
既受到了“国家中心观”的影响,又是对它的回应与矫正,成为了国家中心观的替代方案中最富盛名者之一。

   在早期的著作中,米格达尔强调社会中有很多亚单位,如宗族、部落、语言群体、种族群体等,在共享的经验之外又充斥着很多极不相同的信念和记忆。国家与社会始终处于冲突之中,而且社会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之中,国家并非总能占据上风(米格达尔,2009:33)。可以看到,米格达尔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采取的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模式,也就是说,他不断展示的是国家与地方强人或者其他社会控制力量对权力和社会控制的相互争夺与妥协。另外,他的分析倾向于一种实力政治和物质主义的分析。例如,按他的归纳,建立强国家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混乱所带来的社会控制的严重削弱,而建立强国家的充分条件则包括世界历史提供的时机(如联合国)、军事威胁、独立官僚体系的基础与出色的领导能力。这些因素总体上都侧重物质性的结构要素,而对文化要素的作用较少讨论。

   在1994年,米格达尔等人首次系统地提出“社会中的国家”理论(Migdal et al.,1994: 2-4),并明确提出要超越“国家中心观”。“社会中的国家”理论指出:国家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国家几乎从来就无法自主于社会力量之外;要充分注意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是模糊可变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也可能是相互强化的关系。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强调了对国家的理解需考虑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并且也突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两分的零和博弈格局。

   不过,“社会中的国家”基本上否定了一种持续的国家自主性的可能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内部分化甚至碎片化的国家,一个很难维持整体性更别提自主性的国家,以及一个同样分化和碎片化的社会。在这一背景下,尽管该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可能存在相互强化,但实际呈现的仍然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局面。国家自主性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至少变得极为不确定和不持久。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米格达尔2001年出版的《社会中的国家》(Migdal,2001)对国家的分析开始加入了文化的维度。他指出,意义的创造能够将国家自然化,并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力量,这种意义的创造可诉诸法律、公共仪式和公共空间的创造(Migdal,2001:137)。可以看到,这里突出了文化塑造国家的可能性,但本着其一贯的理论立场,米格达尔仍不忘强调意义创造过程之中国家与诸多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争夺和转化。米格达尔的文化观是一种冲突、流动和碎片化的文化观,这使得他更靠近后结构主义传统,而不是他的老师亨廷顿。另外,尽管米格达尔明确强调了文化主义解释的重要性,但通览全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的解释无疑是更占主导地位的。在这个方面,他实际上与斯科波是一致的。

   概而言之,米格达尔从早期偏向国家与社会二元两分下的零和博弈逐渐转向提出“社会中的国家”理论,开始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非零和博弈的可能性。此外,他也指出了国家分析中文化视角的缺位以及文化解释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其洞察与贡献。但是,米格达尔并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将文化视角融入其分析之中,而是更偏重物质层面的解释。他过于强调国家与社会内部的撕裂与对抗,而没有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凝聚与和谐提供充分的论述,这与其文化观也是有关联的,也是本文后面会讨论的议题。

   (四)后结构主义国家理论

   毫无疑问,福柯是后结构主义国家理论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福柯的口号“砍掉君王的头颅”,非常生动地呈现了后结构主义国家理论的意涵。福柯强调,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并非所有权力皆归国家所有,在国家之外,还有一个监狱式社会(阿若诺威兹、布拉提斯编著,2008:111;Foucault,1980)。

   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进一步发展了福柯的学说,并建构出更为激进的国家理论。同福柯一样,米切尔挑战了国家作为一元的行动主体以及政治权力和主权聚集地的观点。不同于国家中心观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泾渭分明的二元两分,米切尔认为,更合理的出发点是去严肃地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边界的模糊性,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区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他指出,国家、社会与经济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制度网络与机制,社会与政治秩序也由此得到了维系。比如,司法的过程往往会卷入精神病医师、法律学者、法学院和图书馆等,这意味着法律过程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制度关联。因此,米切尔指出,不应将国家理解为一种与社会分离开来的客体。国家外显的边界本身就是建构出来的产物,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区分实际是在这个制度与机制网络的内部划了一条线,而不是在两个真正独立的实体之间做出区分。我们既要拒绝国家—社会二元论,又要去分析这种二元两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在这方面,他强调要去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接合(articulation)技术与制度网络。这种技术被福柯称为规训技术,相关的权力则是规训权力。基于这种规训权力的视角,我们不应将规制与控制的权力理解为储藏于国家之内、然后由国家延伸到社会之中的一种权力。相反,权力是寓于国家、社会与经济之间实际存在着的复杂的制度网络与机制过程之中的。整体来看,米切尔对于国家和国家权力的理解都符合关系主义的路径。

   米切尔国家观的激进之处在于,他认为,规训和治理术在实践过程中会带来一种结构性的效应(structural effects),这个效应会带来一种结构性的外观,而国家就是这种效应之一。我们需要将国家理解为这种结构效应而不是真实存在的结构,但这种效应在实践中是强有力的。米切尔还将工厂体制与国家权力视为同一过程的产物,它们都是现代社会的规训和治理术这种权力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效应。因此,国家与资本都是规训和治理术的结果,这实际上彻底抹杀了国家的独特性。

   米切尔的突破之处在于,他强调了国家不仅仅是建立在微观的权力网络和规训机制之上,而且国家还是一种文化建构与权力技术所带来的结构性效应,也即把国家当作一个具体而单一的超级物质存在是一种幻象。不过,米切尔虽然提出了我们不能忽略国家,但他的立场实际带来的后果是抹去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经济之间的所有区分。而且,他格外强调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概念的建构性。当国家作为一种权力效应而存在时,其作为一种实在的身份是存疑的。

   整体来说,后结构主义国家理论传统的贡献在于对于国家和国家权力采取了一种关系主义的路径。另外,它强调了国家和权力的文化维度,并特别突出了话语等机制。但其问题在于,强调权力的多中心性以及碎片化的文化观往往会导向碎片化的国家观,它无法回应国家的凝聚性的问题;而更为激进者则将国家视为一种幻象,从而在实质上弃绝了国家概念。

   (五)小结

   大体来说,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论说有三种理论路径,即阶级逻辑、资本逻辑和国家主义逻辑(Jessop,1990:89-90)。前两种主要出现在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后者则主要出现在新韦伯主义的国家理论中。晚近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则倾向于质疑国家自主性,而后结构主义国家观则近乎解构了国家。

   如米格达尔所言,国家理论领域主要为各种结构主义、新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的传统所主宰(利希巴赫、朱克曼,2008:281)。当然,这些理论传统内部也有多种细分的理论取向,其中不乏对文化维度予以关注的传统(比如新制度主义传统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但整体而言,既有的国家理论对于作为制度、机构与阶级关系的国家更看重,并强调国家与军事暴力、资本积累以及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联。它们对于国家的物质性维度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其文化性维度的关注。后结构主义的国家理论对于国家的文化性维度强调得更多,这多少反映出“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冲击。这一传统大大拓展了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但其流弊则是国家的碎片化乃至虚空化,而其缘由在于它所奉行的是一种权变的、碎片化的文化观。

   另外,既有国家理论对于国家自主性的分析倾向于采取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两分之下的零和博弈逻辑,但在普兰查斯和后结构主义的国家理论中也出现了一种关系主义路径,强调要超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两分。这种关系主义路径对于国家理论的推进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一路径的激进化则走向了彻底抹杀国家与社会各自的独特性,乃至导致国家的碎片化和虚空化。此外,后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带有浓厚的冲突论的意味,而缺少某种共识论的平衡。因此,关系主义如何可能,特别是如何有助于去建立一种相对稳固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此,我们仍需思考国家的文化维度与关系主义路径的问题。


三、中间考察:文化与关系主义进路


   (一)作为国家理论之剩余范畴的文化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理论对于文化缺乏足够的重视。但如果细致分析这些理论,我们会发现文化往往以剩余范畴的形式出现在其中。

   例如,尽管斯科波非常淡化意识形态和观念对于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性,但她在引述其他人的研究时也指出,国家精英所具有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自主性(埃文斯等编著,2009:12-13)。这无疑指向了观念要素在国家自主性的维系中的重要性,但恰恰是这一部分并未得到斯科波更为详尽的说明和分析。

   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阵营虽然整体上仍带有经济化约论的倾向,但他们同样要诉诸文化要素(Carruthers, 1994)。例如,普兰查斯的理论强调权力来自于资源占有和资源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国家所需要的资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目标,而国家目标的设定又离不开文化。

   同样,基于理性人的假设以及寻租理论,国家必须是最小化的国家,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问题在于,如果国家官员都是理性人的话,最小化国家是不可能得到维持的,因为国家必然会通过扩张来获取更大的寻租空间,这就与其最小化国家的理论相矛盾。如果在国家层面严格贯彻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只会带来掠夺性的国家(Evans, 1989)。为解决这个问题,诺斯等人就不得不诉诸意识形态和正当性等概念来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可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仍需诉诸文化性要素。

   简言之,上述理论比较强调的是物质性的结构要素(无论是暴力抑或经济利益)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实际都在不同程度上援引了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具有文化意味的概念,这意味着文化构成了这些理论的剩余范畴,因而我们需要去重构这种国家理论,把作为剩余范畴的文化重新纳入到国家理论的框架之中。这里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文化,下文即对此进行讨论。

   (二)关系主义进路

我们前面提及的另一个议题是通过关系主义进路来超越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两分下的零和博弈问题。这里,我们要先讨论一下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与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m)这两个概念。实体主义倾向于将世界理解为由实体的事物构成,而且这些实体是静态的。西方哲学中有根深蒂固的实体主义哲学传统,从亚里士多德直到基督教传统当中关于“灵魂”的观念,都是如此(Emirbayer, 199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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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杂志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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