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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卡尔·波普尔:20世纪的灾难源自于人类恐怖的自负

更新时间:2018-01-21 22:52:51
作者: 刘擎 (进入专栏)  

   作为哲学家的成就

  

   波普尔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许还比较容易澄清,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业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是相当可疑的。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以下的分析将着重于指出,对波普尔哲学成就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200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所以,就归纳问题的发现而言,前有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再论,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波普尔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是可以商榷的。也许,可资对比参照的是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精神领袖的维也纳学派,聚集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当然早就充分意识到归纳问题的困难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和波普尔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仍然坚持在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卡尔纳普(R. Carnap)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纳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看不到更有希望的进展前景而放弃,卡尔纳普本人最终转向语义学研究。维也纳学派也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终于解体。

  

   波普尔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声称,正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但还是要对当时这个重要哲学流派的破产“负有责任”。这虽然有自夸之嫌,但以下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没有人(包括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内)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争的可能的解决路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可能难以称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尔人格倾向中的偏执与固执可能多少影响到哲学家对他的评价。比如,他坚定的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200年来困扰着哲学家的休谟难题,这个被布劳德(C. D. Broad)称作“哲学的家丑”的问题。但这个自信的论断受到许多哲学家和一些科学家的质疑。特别是波普尔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验中仍然依赖归纳方法的问题(在艾耶尔看来,这才是休默难题的关键所在)。波普尔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辩护,包括对科学发现的心理过程与逻辑基础做出区分。许多辩论的确带来了理论的完善,但如果波普尔能够更为谦逊,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驳”机制的实践有效性问题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后来发展出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释,虽然这更多的是技术性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在哲学上另辟蹊径,但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最终导致他们友谊的破裂。而对专业哲学家来说,或许最难以接受的是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他傲慢地宣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语言哲学完全是误入歧途。无论如何,波普尔的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断特征,以至于有人戏谑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学家青睐的另一个原因。他在《开放社会》上卷中对柏拉图的阐释,从希腊文的翻译细节,到具体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对柏拉图意图的整体把握,都受到了许多激烈的批评。希腊哲学专家R. B. Levinson特别发表专著《保卫柏拉图》,对波普尔做出了全面的抨击。而波普尔在第4版中特别加了一个附录对此予以反驳。当然,也有哲学家支持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解释。牛津大学著名分析哲学教授赖尔(Gilbert Ryle),自己曾发表研究柏拉图的专著,他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书评指出,波普尔“对希腊史和希腊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深刻而赋有原创性的。从此对柏拉图的解释不再会是老生常谈了”。而罗素也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虽然有悖于正统,但在我看来完全是成立的”。要对这样的争论做出恰当的评判,没有对柏拉图和希腊哲学深入的专门研究是不可能的。况且,怀特海有句名言,“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不同注脚之间的争论也很难有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事实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在专业哲学的研究中,波普尔对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阐释不会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观点予以认真讨论。

  

   总的来说,波普尔在人文学术界最热衷的赞赏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波普尔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反省我们不自觉的偏见,并明确反对哲学在专业化的问题上“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在现代的学科建制中,波普尔的专业身份是颇为暧昧甚至尴尬的。这也对评价波普尔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的课程甚至不设教授席位。这在当年使这位“国际知名”的高级讲师晋升教授的问题都颇费周折。直到1948年(《开放社会》一书出版三年之后),在哈耶克的动议下,校方同意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终解决了他的“职称问题”。

  

   波普尔的研究主题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1958年威尼斯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斯对笛卡儿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维尔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他与艾克里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波普尔更像是莱布尼兹时代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对波普尔的两个流行的误解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的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发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生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自由左派”。

  

   20世纪的思想医生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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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悬而未决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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