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强世功:哲学与历史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

更新时间:2018-01-21 22:49:33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从党的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新时代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二、政治时间的建构: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略并由此进入了学者们所理解的习近平时代。思想、方略和时代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而其核心在于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而正是这种治国方略在历史中的具体落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因此,习近平时代不是在自然时间中自动到来的,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

  

   回顾党的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党内外有一股政治力量企图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企图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张在经济改革之后开展颠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宣称如果再不进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会出现倒退且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无法保障。他们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言而喻的目标就是在党政分离基础上,逐步弱化并最终取消党的领导,实现西方自由民主体制。

  

   在上述背景下,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分化现象,尤其看到一些资本力量肆无忌惮地席卷国民财富时,基层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由此也引发不少人反过来试图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否定改革开放路线。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僵化的老路”。

  

   在危急的历史关头,习近平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尤其是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可谓力挽狂澜。有不少人评价为这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这五年的总结是“极不平凡的五年”,是“历史性变革”的五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正是这五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奠定了习近平在党内作为领导核心的领袖权威地位。

  

   如果用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其领袖的权威地位不仅来源于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些法定职务而获得的“法理型权威”,来源于在党的历史传统中成为“传统型权威”,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特定历史时刻具有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政治责任、面对全球历史转折时代指明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大理论建构能力和驾驭国内外复杂局面的能力,凝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人心,从而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公认的核心领袖,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特征。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且按照党的政治信仰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贯通起来,从而形成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党史和人民共和国史阐释为前后贯通、继承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领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一些人想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中央对毛泽东的功过做出了客观评价。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因此,习近平时代不是自动到来的,而是领袖领导人民干出来的。领袖依靠政党、政党扎根人民,领袖、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既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教条,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就必须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法治与人治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法治社会不能忽略对人进行理想信念的价值观教育,不能忽略道德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对治理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不能忽略领袖和伟人、政党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翻开人类历史,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人,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好的制度需要人来运作。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正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法治建设方针进行了纠偏,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始终,不仅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原则,而且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纪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坚实地奠定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法统基础。

  

   三、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二个定位是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定位。

  

   中华文明曾经创造了农业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而中国文明通过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交流互鉴。当西方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欧洲人为了推动与东方的贸易才偶然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由此开始了欧洲帝国的全球殖民时代。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观点,中国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的中国文化是西方人仰慕的对象,中国的繁荣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然而,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悲惨的命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命运,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才发生了转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现实历史中,党内从一开始就出现过两条革命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俄为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格局来定位中国革命,完全照搬照抄苏俄模式的革命路线;另一条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按照中国实际来开创新的革命路线。在抗日战争期间,这对路线矛盾在党内演化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何者优先的问题。直到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然而“文革”之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为此,邓小平借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共产主义放置到较遥远的未来,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然而,由于人们仍普遍缺乏坚实精神信仰的支撑,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借机迅速主导社会,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紧接着又提出“三个代表”这个概念。前者以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后者使得共产党能够代表新兴阶层的政治利益,成功地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只代表工农利益而出现的代表性危机。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避免中国共产党因丧失理想信念而蜕变为简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利益型政党,避免变成前苏联当年的“全民党”。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了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辉煌的政治想象成功地填补了共产主义愿景弱化所留下的信仰真空。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信念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这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从而推动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当然,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仅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可能让中国在前进中迷失方向。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简单化民族复兴口号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尤其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趋向于民族主义的联想和担忧,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也因此具有很大的市场。西方人往往从自身霸权的历史经验出发,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为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从而把中国崛起看作对西方霸权的挑战。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也是以此为借口。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崛起错误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一带一路”倡议是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然而,在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观中,“一带一路”倡议被理解为麦金德与马汉相结合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们以此来鼓动和挑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试图牵制中国的发展。

  

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从中看到了新的政治可能,于是自由主义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调整策略,将过往迷信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并因此对抗国家和民族看作一种政治幼稚,迅速拥抱国家崛起这个政治主题。由此发展出的“大国派”主张只有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必须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前苏联的失败将是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发展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出了一种复古派,主张“儒化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取得的人人平等的历史性成就,为此甚至不惜否定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潮沉渣泛起,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试图推动各种封建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团团伙伙渗透到党内。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思潮与自由派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结合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99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