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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亚平: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透视

更新时间:2018-01-21 21:15:37
作者: 宋亚平  
需要建立起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社会服务体系,需要不断地改善包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各种外部条件,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古代社会的官府很难做到的事情,只能任由农村的农民自己去随波逐流“看着办”。因此,历代王朝虽然一直都在高喊“劝民农桑”,但结局往往“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农业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老态龙钟地悠悠前行,资本有机构成和科学技术含量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革命性的飞跃,仍然年复一年地处于一种依靠人工畜力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境界的根本缘故。

  

   2、近代社会亦无“三农”问题

   时光的脚步进入了近代,特别是晚清“办洋务”与“推新政”之后,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开始出现了一些“千古未有之变局”。首先是新型工商业经济活动的崛起逐渐替代农业成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其次是一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心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并为近代城市化的建设进程呜响了笛声。资本主义的“西风东渐”使得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即“读书立德、农耕守家”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从此不断受到全面挑战。不少农民通过各种信息孔道陆续发现,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交通发达,信息富集、通讯便利,工商兴旺,不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非偏僻闭塞的农村可以比较,而且到处还潜伏着许多足以改变农民贫穷命运及挤身于上层社会的奋斗机遇。由于城乡二元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渐次出现,祖祖辈辈一直为之自豪的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便不再是他们顽强坚守的理想境界,大山外面与小溪尽头精彩的城市世界尽管有太多的未知风险,但“泥腿子”们仍然成群结队、义无反顾地脱离农业、冲出农村、走向城市。因而,晚清以来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地涌入城市既是近代城市得以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是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

   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发端,应该从晚清时代算起,因为只要存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一母体,一般都会孕育出类似于现代“三农”问题性质的怪胎。其基本的叙事逻辑大概是:城市经济以社会化生产为典型特征,加之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比较高,就业的渠道与改变命运的机会比较多,而农村经济则以个体小生产为主要特点,基础设施落后,生产规模小,综合成本高,农民人数多,增收渠道少,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弱,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如果并存的话,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必然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朝城市奔腾而去。一边倒的结果,肯定会导致农业凋敝、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不堪情形。

   这个观点听起来有理,但属于是教条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拿今天的“三农”概念去生搬硬套昨天的历史。十九世纪下半叶,农业的商品化率随着市场经济的拓展而逐渐提升,这为城市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中国的城市近代化进程在晚清与民国时期只是起步阶段,而且很慢也很难,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尚不足以支撑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也说明了当时的政权组织没有刻意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办法去撬动城市化的超常规建设。无论是晚清王朝还是民国政府,在发展新型工商业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农业经济的基础地位。这一时期国内外战争频仍,惨遭战火蹂躏的主要是城市与工商业,广大农村成了城市居民的“避难所”,而农业经济则成了国家力挽狂澜以安度困苦的“救命丸”。即使处于和平年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也不大,居民与农民的身份、地位与机会成本,包括在法定权力、公共利益的分享上并无明显的悬殊。因此,城市与农村始终都呈相互开放状,农民的异地迁徙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十分自由。诸如鲁人“闯关东”、晋人“走西口”、徽人“下上海”、燕赵之人“进北平”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巴金笔下被称之《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故事,均是对这一时代最典型的人口流动潮的真实写照。

  

二、新中国以来的“三农”问题


   追本溯源,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并非改革开放之后才突然从地平线下面冒出来的东西,而应该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由党和国家实施一系列方针、路线、政策所逐步演化与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是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性质,时间上的起点应该与新中国同步。

   1、新中国“三农”问题何以形成

   1949年,新中国如同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不少农民受各种原因的驱动,挣脱宿命主义的羁绊和冲破传统宗法制度的束缚,满怀“翻身解放”的喜悦,带着“重新做人”的心情,沿着近代农民进城之路,携老扶幼向城市跋涉迁移,成为世界东方的一道时代风景线,也可以理解是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中折射出来的第一缕“阳光”。国家统计年鉴记载,从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4年时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净增了2016万。我的看法与主流有点不同,觉得应该从宏观上把此现象看成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契机与起点。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60年代,亦正是东西方各国大规模推进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黄金发展期”。我国若能充分利用当时“一张白纸”的画画效应,通过一系列支持政策不断去拓展人口红利与机遇优势,正确引导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科学聚集,统筹兼顾城乡发展的一体化进程,其结果必然不像后来那般曲折与艰辛。

   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看,大量农村人口潮水般涌向城市,给新中国的领导者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无限担忧甚至一片恐惧。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对如何从事城市管理和工业建设却毫无经验,内心不免有点发怵,故坚决采取围堵之法,让农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堂而皇之的理由是:由于建国之初我国的现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水平也相当落后,加之多数农民的文化知识少,劳动技能差,很难在城市较好地就业,便必然导致城市生活秩序的混乱甚至出现各种社会治安问题。为此,政务院于1953年4月17日下发《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劝阻农民进城。紧接着,《人民日报》于4月20日又发表了《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应该回到乡村去》的社论,指出搞农业的无比重要性和当农民的无比光荣性,号召农民提高政治觉悟,尽快回到农村去。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下,要想阻止各地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无疑得有一个由各方面制度严密配套的系统工程,才能凑效。对于新中国的领导者来说,这既是维护城市生活正常秩序的需要,也为了稳定农业生产与农村社会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在于: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努力捍卫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安全,襁褓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集中一切人力、财力与精力把工业化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甚至是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然而,实现工业化蓝图必须得有资本原始积累,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可行的路径,便是稳定农村、控制农民、挤压农业,然后通过剥夺农业的生产剩余和农民的劳动剩余,来化解工业建设“缺钱”的难题。

   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就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①]所以,从1953年开始,党和国家开始围绕这个目标有计划分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和行政、法律措施,以建立粮食统购统销体制为“契机”,陆续推出了包括户籍管理、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分配、生产资料专卖、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等十几项具体的制度与办法。这些相互依存、相互配套、相互促进的社会制度体系建设的结果,最终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居民与农民之间,以及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此农村与彼农村之间“挖掘”成了一条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无法逾越的“楚河汉界”。

   这是个庞大、系统、复杂、严密的社会工程,其建设过程主要依托于以下几个重要事件与时间节点:

   一是“统购统销化”。所谓“统购统销化”,就是政策明确规定全国所有的粮食产品必须由政府专门的职能部门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任何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收购和销售粮食产品。也就是说,在粮食流动领域只准一个“漏斗”朝下,其他渠道一律堵死。1957年8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统购目录从粮食产品几乎延伸到所有的农副产品。[②]“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巧取豪夺农业与农民剩余最核心的手段与最根本的方法,剥削农民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就是通过统购统销的操作平台来具体实施的。统购统销制度的现实作用还有两条:一是为在农业领域构筑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乎所有农副产品的价格均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而被国家牢牢管控甚至死死锁定。尽管政府并没有明确取消自由市场,但供求关系与价值规律在强大的统购统销制度面前毫无意义。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价格如何定、效益怎样比?完全由政府说了算,生产主体没有任何自主权;二是把广大农民群众牢牢地禁锢在本乡本土。对于那些想迁徙外地与投奔城市的农民来说,倘若胆敢脱离农村家乡,过不了几天你还得老老实实回来,因为吃、住、行一切都要凭票供应,就算你有钱也不行,没有票证,钱便是一张废纸,最后你会无处安身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二是“农业合作化”。面对千家万户分散的个体农民实施统购政策,交易成本极其高昂。党和国家的决策层十分清楚,要想粮食统购政策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广大农村得到贯彻落实,进而促进农业生产的繁荣发展,就必须彻底改变几千年来传统落后的小农生产模式和“各有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无序局面,建立起严密的农村组织体系和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也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们改造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既定方针完全一致。因此,在刚刚完成“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之后,紧接着又开展了农村合作化运动。农村合作化运动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从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第三阶段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农业合作化”的本质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积极调整,有效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明显提升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大大降低了政府对农业生产与农村社会的管理成本,特别是推行统购政策过程中与千家万户农民群众的交易成本。

三是“人民公社化”。当1955年农业合作化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的时候,毛泽东就有趁热打铁把农业社规模搞大,把组织化程度搞高的想法,认为这将更有利于实现对传统农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讲:“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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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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