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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论现代中国学术建构中的“杨祖陶问题”

——为我的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杨祖陶先生周年祭日而作

更新时间:2018-01-19 22:45:53
作者: 魏敦友 (进入专栏)  
也可以说是他们时代的“大立法者”。受周老师这种思路的启发,我后来进一步意识到,孔子、董仲舒和朱熹分别处在中国文化的三个时代,可以分别称之为道论的创生时代(冯友兰称之为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及理学时代。我的问题意识与周老师有所不同,周老师更多是一种历史的视角,他要厘清这三位伟大思想家的贡献,而我的问题意识则是要问询我是谁这样的当下身位意识,这就逼迫我去思考我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性质及我的身位职责,于是我进一步领悟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不同于朱熹的理学时代,如果说朱熹的理学时代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与佛教交融而产生的一种学术系统,那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思想任务乃是消化西学,从而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建构,也即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之建构,我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命名为法学时代,故此我们乃是应法学之运而诞生的人物,我们要为法学之来临贡献我们的心力。

  

   在这种观念指引之下,在确认我们自身的身位意识时,我结合时贤如李泽厚、许章润及许纪霖等学人的主张,从一种大历史的观念出发,将现代中国学人区分出四代,并认为晚明徐光启、李之藻最早吸收基督教思想的学人称之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第一代,明末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第二代,而整个20世纪是君主专制制度灭亡、中国文化受到西学全面冲击的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学人为第三代,我预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全面重建的时代,应当是中国现代学人第四代产生的时期。(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10,页411——412。)前后约有五百年,正好应了中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老格言。

  

   在上述讲演中,我当时举出的中国现代学人第三代中,计有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及李泽厚等,现在想来,杨老师应当属于第三代之列,而且当为其中之荦荦大者。杨老师虽然是依着自己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而入思,但他恰逢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时刻,因缘际会,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中,在昆明,有一所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设施简陋,却汇集了现代中国思想界最著名、最独创、最有睿智的一群学贯中西的巨子,今天,他们的大名早已名垂青史,如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等,杨老师何其有幸,亲受教泽,顿开胸襟,真不枉杨老师毅然决然地放弃已先行进入的华西大学而千里奔昆明再入西南联合大学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末代大学生”。我常常想,在杨老师漫长的学思旅程中,也许45年、46年这不到两年的时光是他感到最美好、最宝贵、最值得珍藏的人生经历。在与杨老师不多的相处中,杨老师言必称西南联大,而在杨老师的笔下,特别在他忆往的那些文字中,他对西南联大的导师们何止充满深情!“我与敬爱的恩师们的关系早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与幸福。”(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18。)这是我在《回眸》一书中反复读到的句子。在去年杨老师去世的当天(2017年1月22日),我在《深切缅怀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常常感到,杨老师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西南联大情结,那是一种敬畏学术、学术至上的情怀,虽然在杨老师的漫长一生中,西南联大不过只是短短一瞬间,然而他却珍爱有加,可以说伴随了他整个一生,他整个一生都沐浴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光辉之中。我甚至觉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少有的思想解放时期,在东湖之畔,在珞珈山上,在武汉大学,杨老师和陈修斋先生、萧萐父先生一起开堂讲道,成为武汉大学哲学系乃至于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学术佳话,现在我想到,也许在杨老师心里,这一段时光,可能正是当年西南联大的一个再现呢。虽然它是那么的短促,但也是无限美好的。”(魏敦友:《深切缅怀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http://weidunyou.fyfz.cn/b/911504。)

  

   可以说,杨老师从西南联合大学这一大批学术巨匠身上所感受到是屡仆屡兴的现代中国学术的薪火,在这学术薪火中,蕴藏着中国人之成为现代人的内在奥秘,杨老师感受到了它,并立志传扬它。

  

   三、治学的原则:必得其真,务求其新

  

   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建构决非易事。我认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受着三大权力的宰制,最为显见是政治权力,然后是经济权力,最后是西方学术话语。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真正建立之时,必是中国现代学术有能力独立于这三大权力之日。其中特别是西方学术话语对中国思想的宰制力尤其强悍。晚清以来,在有识之士中所形成了一个基本观念,认为中国文化必须认真对待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学术,就象当年佛教进入中国的情景一样,今天的中国只有在充分吸收、融化西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新的中国文化。

  

   杨老师早年即受恩师们引领投身到西方哲学的研究之中,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还在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作导引,可以说,杨老师深得西学之三昧。因此杨老师显在的问题,即,一个中国学者应怎样去研究西方哲学?就是针对此而发。

  

   应该说,在今天,这个问题显得尤其急迫。这可能与近代中国人学习西学的态度有关。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而制”到严复出于富强的目的学习西方,无不带有一种很大的急功近利的性质。一直到今天,似乎没有多大改观。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基本的意向是,一旦我们富强了,就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了。人们没有意识到,学习西方,并不在于求富强,而在于因应了中国现代社会之转进而来的现代中国学术之建构这样的内在目标。所以杨老师极痛心人们用一种功利的态度对待西方学术,而主张研究西方哲学就是要原原本本地研究它,原汁原味地向人们讲述,任何以外在的目的来研究西方哲学都是要不得的。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杨老师提出了他的治学的原则,即“必得其真,务求其新”。杨老师这样说:“我给自己提出的学术研究原则是‘必得其真,务求其新’。每篇论文都是在开辟一个新领域,永远从第一手资料做起,永远在对大量新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殚精竭虑力图找出哲学发展的实质性规律的基础上写成的,不是随意发挥或因袭成见之作。” (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42。)

  

   在“必得其真,务求其新”这一治学原则的指引下,杨老师进一步提出了对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要走上学术化的道路。杨老师在为他早年的著作《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所写的“修订版前言”中这样说:“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大力引进、研究、借鉴和吸收西方哲学来看,时代要求于我们的却是必须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学术化的道路上推向更高的阶段和更高的层次。”(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修订版前言”,人民出版社,页1——2。)又在汤用彤先生的文章《西学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中说:“五十余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历经风雨沧桑,但还是向前发展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西方哲学的认识,还是没有超出用彤先生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研究所作的评估,依然处在“初来”、“表面”而“不深入”的状态或阶段。为了超出肤浅与表面,达到对西方哲学的“大体”即其本质、全体和真相的理解与把握,我们实在有必要向用彤先生学习,认真思考他在西方哲学东渐中所倡导的“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的真谛,像他所志所行的那样,广搜材料,精考事实,探本寻源,求实求真,平情立言,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真正走上学术化的道路。”(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129。)杨老师从学术化的立场评判我国德国古典哲学乃到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不能不说都还处在起始的或初始的阶段。”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修订版前言”,人民出版社,页1。)这真正是振聋发聩之言!什么叫“学术化”?按照我对杨老师的理解,应该包括这样一些方面,对西方经典著作要有敬畏之心,要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从源流上去把握、去领悟,不能“浮皮潦草地读一遍”(邓晓芒语),就大发不着边际的议论。今天中国的学者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许多学人深受所谓庸俗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诱惑,对深入钻研文本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打着“作者死了”的旗号,不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满足于自言自语。历史将证明,这些所谓学人虽然一时得宠,名利兼收,但是终将会如无根之落叶,很快就会飘零,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老师坚持“必得其真,务求其新”这一治学原则以及学术化的立场,对德国古典哲学做出了卓越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获得了众多的创见,为我们后辈学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杨老师是在他当年西南联合大学的老师郑昕教授的指引下完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的,作为逐章逐节讲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著作,对人们原原本本理解康德的这部艰深著作功德无量,我想如果郑昕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捻须颔首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2001年9月份到复旦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在当时哲学系的开学典礼上,一个研究生代表讲话,我非常惊诧,他竟用了十多分钟讲杨老师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杨老师这种对文本的重视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他用最后的生命写出的《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一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必将对我们原原本本理解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杨老师在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翻译,正象邓安庆教授所说的:杨老师“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我们学生,他始终倡导的是以准确翻译原著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做到原汁原味,才能站得住脚,才能遏制我们浮躁的联想和凭灵感去发挥的冲动。”(邓安庆:《守护学术的纯洁》,载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23。)杨老师和邓晓芒教授首次根据德文重新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而他单独翻译的黑格尔的最难的著作《精神哲学》也一定会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起到重大作用。

  

   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师承时这样说过,是老作家王道乾和穆旦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为现代汉语文学的创作准备了纯正的汉语,“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铜骑士》念上几遍,就会信服我的说法。”(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278。)我也可以说,杨老师通过对康德、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同样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准备了纯正的汉语,不信你去读读康德的三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四、至高的理想:追求真理,践履自由

  

   在杨老师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漫长的研究中,他最后得出了西方哲学中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是最为根本的两种精神,而且是具有普适价值的,这可以看成是杨老师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最富创见的观点与主张,而且有着极其强烈的用世的色彩,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在杨老师看来,所谓“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就是一种无功利的求知活动,它是人类一切知识中最高级的知识,人们追求它不是因为它有用,可以当作达到别的什么目的的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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