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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毅 吴帆:结构化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18-01-19 03:48:27
作者: 吴毅   吴帆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的又一场重大变革。这场改变了农村基本制度的运动主要起因于一种刚性的意识形态的设计和引领,其对于人为的政策选择,构成了一种规范力极强的,几近结构化了的理论和行为引导范本,始终影响和支配着整个运动的发展,并且也成为化解运动中各种政策歧见的最具决定性影响力的因素。结构化的选择视角,重新强调了近年来在研究合作化运动中被逐渐忽略了的价值偏好对于行为选择的影响,从而更加清晰地将历史主体对于社会历史悲喜剧的演绎,反思性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关键词】 农业合作化,农业集体化,结构化选择,绩效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的又一场重大的变革。这场变革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从农民家庭经营向集体化经营的转变,掀起了被历史称作是中国农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高潮,并完成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综观整个运动的始末,其间,具体的政策虽时有调整,但是由分散的小农经济走向集体化大农业的方向却始终未变,且整个运动步伐日急,一波紧似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将中国农村送达被称作“人民公社”的大集体经营和组织状态。但是,这场运动的结局,却不似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所共同期盼的“理想社会”和“人间天堂”,而是整个农村、农业和农民径直跌入到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年灾难性境地。后来,经过政策调整,农业组织形式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集体模式,情势始有缓和,但是中国农业却也因此在低效率、低水平的集体化制度框架内徘徊彷徨近20年。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农村集体生产经营的模式,农业生产才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尤其是如何评价作为变革诱因和内容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早在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给出了这个问题最为权威性的答案。这个文件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有3点评价:第一,无论是在个体农民意愿层面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需求层面,农业合作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第二,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第三,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工作存在着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总之,认为农业合作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出现失误的原因主要是合作化运动的后一阶段存在着“四过”,简而言之,农业合作化的进程“过快”了。

   中央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元老薄一波在回顾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则有如下总结:

   如果土改后不急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立即动摇私有制,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充分发挥土改所带来的农民个体所有制积极性之后,才去动摇私有制,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作广泛而深入的探索,那样,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于搞成后来那样千篇一律的集体化模式。{1}

   可以看出,薄一波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失足的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新民主主义的长期性,没有照顾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过早”了。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在以上两大权威性论述的框架内展开的,许多学者都试图将农业合作化运动分做两个阶段,即认为前一阶段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是良性健康的,只是在后一阶段才出现失误,而全然不顾及两个阶段在动机和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性和前后相继性。于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出现偏差的拐点在何处,{2}农业合作化为什么会“过快”或者“过早”等问题,这就在实质上给农业合作化运动设置了一个“阶段论”的解释框架。在此框架下,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似乎是可以分割开来,逐段分析并做区隔处理的两个运动。

   但是,当我们将农业合作化运动纳入到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宏观的历史范畴中来考察,“阶段论”在很多问题上就缺乏解释力了。例如,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不是一个必然选择?合作化的目标是否就是集体化?合作化中的“过快”、“过早”等现象是否可以避免?合作化的效能如何?它与工业化的关系又怎样?等等,似乎都不是“阶段论”所能够回答得了的。相反,只有将其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链条中的一个有机的环节,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坐标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

   本文力图跳出“阶段论”的解释范式,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重新来审视和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农业合作化或者说集体化为什么会发生?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第二,所谓的“过快”、“过早”现象能否避免?第三,如何重新评价和看待合作化的效能?它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工业化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合作化和集体化视作一个从目标到内容都高度一致的整体,因此,合作化和集体化这两个词也就是等值,并且可以进行互换的。

   本文采取历史社会学的视角,着眼于历史时段基本支配逻辑的探讨。{3}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尽管也存在着若干进行社会改造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50年代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却主要是一种刚性意识形态设计的产物,这种刚性意识形态对于人为的政策选择,构成了一种规范力极强的,几近结构化了的理论和行为引导范本,始终影响和支配着整个运动的发展,并且也成为化解运动中各种政策歧见的最具决定性影响力的因素。与这种刚性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结构化选择”相比较,其他影响合作化的因素,包括工业化对于合作化的提速等,都是第二位的,并且只有有助于巩固这一结构性因素本身才能发生作用。

   结构化选择的视角,意味着要重新深入分析近些年来逐渐被忽视了的意识形态因素对于人为政策选择的影响,重新强调价值对于行动的主导作用,重新注意主体对于历史的塑造,{4}从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透视思想与历史的关系。而且,我们还认为,相较于 “阶段论”的解释框架,结构化选择的视角更加有助于整体性地理解曾所发生的历史,发掘从互助组到合作化再到集体化之间的连续性过渡关联,也有助于廓清并不实际存在过的路线纷争的想象,从而更加清晰地将历史主体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社会悲喜剧的演绎,反思性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先在的理论与刚性的范本

  

   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它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现实范本,应当被视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农业改造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因此,当我们要回答中共为何选择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集体化”这一改造和发展模式时,就必须首先考察农业合作化理论是如何发端与发展,又是如何被中共所接受,从而最终成为新中国农业改造与发展目标的。

   这就首先必须要溯及近代以来欧洲社会产生的合作思想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一般认为,近代欧洲合作制的思想产生于产业革命以后,其基本的背景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在农业领域,各种产前、产后合作,特别是加工、销售和流通领域的合作也开始流行。而关于农业合作制的各种主张,也相应地成为此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业合作思想是以最终追求土地的公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生活于19世纪的英国,一方面,他们见到了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进行的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机器化大生产的农场经营方式优于小农个体经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马克思提出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正在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5}马克思认为,土地国有化不但可以保证土地集中起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保证小农免于剥削。因此,马恩主张将大地产收归国有。在《论土地国有化》中,马克思写道:

   1868年,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们的一位朋友说过:“科学决定小土地私有制要灭亡,正义则注定大土地所有制要灭亡,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必须或者成为农业协作社的财产,或者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未来将决定这个问题。”与此相反,我认为,社会运动将做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

   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6}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阶级,因而我们的任务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7}

   而这部分土地,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归现在已经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的且已组织合作社的农民。这种设想,无疑成为其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土地改革的理论缘起。

   对于个体小农经营,马克思认为: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生产资料无止境的分散,生产者无止境的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8}

应该说,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土地细碎化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弊端,主张集约和规模化经营。但是,如何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他们却认为不能采取像对待大地产占有者那样的方式,“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9}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改造小农”的思想,改造的方式是通过组织合作社。马克思指出:“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占有,但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0}对于合作化的组织方式,马克思与恩格斯设想过很多种,比如丹麦社会党人所采取的按土地、生产工具、劳动力入股,把小块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经营的方式,或者类似于传统俄国公社那种按照亲属关系组成的劳动共同体。但上述这两种方式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而马恩设想的合作社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最后直至完全公有制的一种形式。甚至农业的合作化只是一种手段,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终极目标。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曾明言:“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的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11}换言之,合作社发展的前景就是要把小农土地私有制转变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农民协同劳作。可见,虽然在对待小农私有制和资本家大地产的手段上不一样,但就其最终归宿而言,却别无二致。由此也可以看出,马恩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与一般西方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基础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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