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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更新时间:2018-01-19 03:43:33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重提责任内阁建立,在慈禧太后去世后。宣统元年五月,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奏考察日本官制情形后,语重心长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

   “惟是变革伊始,事出非常,群情顾虑,不无疑难。谓我朝列圣相承,庶政悉仰宸裁,百工各安职守,即办理军机处,亦但掌书谕旨,旨在承宣,今若行责任内阁之制,则大政施行,出自阁臣,朝命必待副署而行,章奏悉经内阁而进,保无大权旁落之患,致启窃弄威福之渐乎?不知君主立宪之国,国务大臣上对君主负其责,下对议会当其冲,黜陟进退,权在朝廷,议会弹劾,恒随其后。且大臣奏事,则君主自由准驳之;国有大事,仍归乾断,军谋兵柄,悉属统帅大权,更非阁臣所能妄干。”(《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34页)

   李家驹的建议对后来政治走势影响巨大,摄政王载沣的弱势统治,使成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很不踏实,内外政治形势,在那时又显得格外危机:

   “外则日俄缔结新约,英法素有成言,诸强释嫌,协以谋我。日本遂并吞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俄汲汲增兵窥我蒙古;英复以劲旅捣藏边;法铁路直达滇桂;工事急于星火;德美旁观,亦思染指。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现。”国内情形亦很不理想:“内则各省饥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土匪乘之,骚乱日告。”凡此种种均意味着中国非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机。各省国会请愿代表接二连三呼吁速开国会,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宪政架构,实行责任内阁:“盖立宪之真精神,首在有统一行政机关,凡百设施,悉负责任,而无或诿过于君上。所谓责任内阁者是也。责任内阁何以名?以其对于国会负责任而名之也。是故有责任内阁谓之宪政,无责任内阁谓之非宪政。有国会则有责任内阁,无国会则无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本之不立,而末将安所丽?”(《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

   责任内阁已成为挽救时局危机的关键,不仅民间呼吁,体制内高官也在这个时表现出了担当、勇气。八月二十七日(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奏称:

   “筹备宪政,当从本原处入手。曰责任内阁,曰国会,曰司法独立。”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十八位总督、将军、巡抚、都统联衔电奏请速设责任内阁,开国会,“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皆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他们恳请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明年开设国会。”(《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

   督抚的声音深刻影响了朝廷决策,十月初三日(11月4日),清廷宣布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将以责任内阁为突破点。据此,宪政编查馆拟定内阁官制方案;会议政务处诸位大臣庆亲王奕劻,以及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洵、毓朗、度支部尚书载泽、军机大臣那桐、军机大臣徐世昌等参与讨论,阁员人选也由摄政王主导秘密遴选。宣统三年四月初五日(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并公布第一届内阁名单:

   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

   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

   外务大臣:梁敦彦(邹嘉来署理);

   民政大臣:善耆;

   度支大臣:载泽;

   学务大臣:唐景崇;

   陆军大臣:荫昌;

   海军大臣:载洵;

   司法大臣:绍昌;

   农工商大臣:溥伦;

   邮传大臣:盛宣怀;

   理藩大臣:寿耆;

   庆亲王内阁是一个创举,甲午战后一直争论不休的军机处存废问题,内阁扩权独立问题,会议政务处出处问题,都因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迎刃而解,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旧内阁一律裁撤,所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也一律划归翰林院,全部内阁只有十个部,每个部也只有大臣一人主理部务,将先前的满大臣、汉大臣不分身份合在一起,极大缩减了政府编制,无疑提高了办事效率。

   即便从专业立场看,庆亲王内阁也属于那时一个很不错的专业人才内阁,梁敦彦、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不说他们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即便从很苛刻的标准要求,也足以胜任这些任命。

   然而,这个任命引起舆论哗然,因为从出身看,这个名单也有问题。十三人中,只有徐世昌、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四人属汉人,其余的不是皇族,就是满洲贵族。这不能不引起一些汉人士大夫反感,他们很容易想到,在先前“满汉双轨体制”体制中,满汉大臣比例大致相当,在很多时候汉人甚至要多于满人。

   庆亲王、那桐等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阁员名单公布的第二天,他们奏请收回成命,但没有获得摄政王的批准。第三天,庆亲王再奏力陈难以胜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理由,依然没有获得摄政王的理解。

   摄政王当然有自己的理据,但是他确实忽略了民意,忽略了汉人士大夫的情绪,“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人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恽毓鼎日记》1911年5月8日)

   责任内阁变成了“权贵内阁”、“皇族内阁”,这个结果与立宪党人的期待相距太远,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朝廷表达反对意见,希望朝廷知错即改,重回宪政轨道。五月初三日(5月30日),国会请愿同志会联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发起成立宪友会,呼吁朝廷尊重君主立宪政体,“督促联责内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3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递交一份公呈,反对庆亲王内阁,以为“此非薄待皇族,谓其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实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势不得不然也”,建议朝廷解散庆亲王内阁,“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东方杂志》宣统三年第五期“中国大事记”)十八日(6月14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奏请朝廷重申“宗支不宜预政”,也对第一届内阁不甚满意。

   立宪党人不仅通过各种渠道向朝廷施压,而且通过媒体表达看法。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通过媒体《宣告全国书》,强调“吾人民欲得良美政治,以救国亡,幸而睹新内阁。而新内阁若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而救亡之策穷矣。”(《国风报》第二年第十四号)

   六月初九日(7月4日),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袁金铠等四十多人“为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向朝廷提交了一份陈情书,强烈要求“另组责任内阁”,以为“君主不担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他们请求朝廷从立宪大局出发,明降谕旨,解散内阁,另行选派非皇族大臣重组内阁,以符合君主立宪的公例。(《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77页)

   对各方面呼吁,朝廷装聋卖傻,不予回应。两天后,六月十一日(7月6日),谘议局联合会再通告全国,反对皇族内阁,强烈要求重回宪政体制正轨,愤怒情绪溢于言表,辞气已近决绝。(迟运飞:《清末预备立宪研究》,385页)。

   立宪党人手无寸铁,和平请愿得不到清廷眷顾。武昌城头枪炮声终于唤醒了沉睡的朝廷。

   10月29日,资政院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就宪法问题向朝廷提出重大建议,二是奏请罢黜亲贵内阁。建议朝廷重选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其全权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

   同一天(10月29日),驻扎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护理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卢永祥、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官蓝天蔚等联名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以定国危而弭乱。他们指出,皇位之统宜定,人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之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七方面要求归结一点,就是请求朝廷改定宪法,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今日军民所仰望要求的,只在于改革政体,只在于按照英国君主立宪原则重构权力系统。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卷四,96页)

   张绍曾等联名通电第二天(10月30),朝廷下诏罪己,誓言维新更始,实行宪政,解除党禁,尽快颁布宪法,尽快组织完全内阁,决心以踏踏实实的政治改革,重新唤起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迟到的政治检讨赢得了立宪党人的认同、同情和默认,他们在第二天召开的资政院会议上决定向全国宣布朝廷“德音”,通电各省咨议局,表示现在朝廷幡然醒悟,决心改革,政体已立,政本已定,所以各地不应再有武装举事或兵燹之举发生,朝廷不欲用武力平内乱,那么人民也就不必以武力逼朝廷。

   然而与议员们的看法不一样,张绍曾等以为清廷颁布的这些上谕并没有全面坦诚回应军队将领通电要求,他们遂于11月1日再上一折,要求清廷不要再忽悠人民了,必须立即组织完全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取消宪法大纲,将宪法交给议院制定。同时组织“立宪军”,以兵力为请求改定宪法的最后手段、最后保障。

   张绍曾等将领坚决不妥协深刻影响了摄政王,为收拾久已涣散的人心,早日结束军事冲突。经资政院决议,摄政王载沣于11月1日立准“亲贵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邹嘉来等集体辞职,为新内阁组成扫清道路。紧接着,清廷任命“贤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其对湖北军务稍作部署后迅速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负完全联带之责任。”(《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97页)

   至此,清帝国宪政改革重回正确轨道,袁世凯内阁极具象征意义,表明没有皇族、贵族参与的内阁完全可以成立。然而,就像严复当时就意识到的那样,清廷举措正确,但是太晚了:“10月30日的罪己诏,皇帝宣誓俯允资政院的意愿。资政院马上要召开会议。皇帝发誓不在内阁中安插任何皇族的成员。他同意完全赦免政治对手,甚至是反对清廷的革命党也在赦免之列。将由资政院草拟宪法,并无条件接受。如果这三项当中有一项在一个月前实行了,将在帝国产生多么大的作用啊!历史往往会重演,这与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做的何其相似。做得太晚了,没有任何效果!”(《直击辛亥革命》,140页)

   这就是皇族内阁带给清帝国最大的教训。当然,清帝国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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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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