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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

更新时间:2018-01-17 21:02:22
作者: 冯筱才  
{54}甚至转引日本人出版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称“列宁政府派遣密使一人与孙洪伊会见。孙洪伊亦有派遣密使于列宁政府之形迹。”{55}此种消息出自叶楚伧、邵力子等人主办之《民国日报》,可见其对小孙态度之一斑。不过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有资料显示孙洪伊与当时苏俄关系之实情,但无疑此时莫斯科方面已经将注意力投注于中国,并且已在物色相应合作者。在一年后共产国际代表给俄共中央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孙洪伊的能力相当欣赏,称他是“以在贫苦人中开展工作而闻名”。{56}这似乎隐约可以推测到孙与俄方代表之间应有一些事实的接触。

   不过,政治派系左右的群众运动,往往也会因为政治局势之变化而失去继续的动力。6月10日,徐世昌通令罢免曹、陆、章,同时咨两院辞职。政治斗争之目标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盖对反安福联盟而言,虽剪去了新交通系,安福系之基础并未撼动。参与各方未必就能完全得利,徐世昌也无力自保,总理钱能训也被迫去职,由安福系之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由于外界风传研究系在背后操纵学生,发动学潮以遂一派之私,这给熊希龄、林长民等人带来压力。《时报》消息就曾称“某省学界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当局惩办“卖国贼林长民、汪大燮、熊希龄、叶恭绰”等人。{57}熊在“五四”后,由于饱受攻击,一面否认春参与“阴谋“,一面宣布“实不愿与罪恶政治、罪恶社会再共戴天”。{58}林长民更早在5月底就发表辞职书,以示负责。{59}梁启超1920年3月返国,由于国内局势已趋于武人内斗,很难再有他们从容发展的舞台,于活动重心乃有所转移。国民党内部各系,在“五四”后也更为分裂,孙中山等人走上武装割据及联俄之路,借“军阀”及外力争政权,唐绍仪则宣布告老返乡。惟孙洪伊则继续其联络实力武人以组织政府之路线。但在全国形势日渐接近“黩武主义”之形势下,梁启超所谓“入轨道之政治”也越来越变得不大可能了。其症结,其实又何尝与这批政客们的做法无关呢?

  

五、结论


   1919年的五四运动,可谓是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集合大表演。正如此前许多研究所揭示的,这场运动确实能够激发出许多中国人的爱国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尤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大中城市的识字阶层,他们在运动中开始尝试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参与国事,希望能达到“救国”之道。然而,我们并不能把这种意识普遍化为广大国民的共同认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民族主义风潮之所以能够突然爆发,也确实与民国初期以来的中国国内政治权力竞争直接相关,此次运动亦对中国后来的政局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五四”与“五卅”恰成对比,五卅运动是执政府想藉此挽救其政治生命,{60}相反,五四运动是政府内外的安福反对派想藉此机会打倒段系安福与交通势力,而藉外交激动民气,为其党增强声势,以达其倒阁目的。然而,当内政与外交纠缠在一起,政党派系斗争下的鼓惑煽动言辞与民众朴素的爱国情感交织混合,便合成一幅极为复杂的图画。

   自清末始,中国政客就善于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推动政治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往往与派系纠葛有关,而群众运动亦陷于不同派系运动之中。政治权力的更替,亦往往与运动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客挟群众力量以制服对手,其藉口便往往是一些容易煽动群众情绪之事件,如外交、贪腐等议题之操作均如此。尽管这种运动,对于激励群众之“民族认同”,或“政治觉悟”有若干帮助,但是政客为了激发民意,经常是不择手段,滥造谣诼,种种非法勾当不胜枚举。小团体小派别之阴谋,媒体沦为派系私利之工具,民众也常常沦为运动之牺牲品,法律则被视为虚无。幕后之运作,与口头之宣传,有时竟然完全相反,民众则为徒为其驱使欺骗。在此种情势下,所谓“公民意识”,所谓“法治精神”,所谓“民主政治”,皆不大可能养成。公共之政治,于民众适有大益,而小派系之阴谋运动,可能仍会给民众与国家带来戕害。

   当然,群众运动并不是天然的恶,但近代中国历史的经验却告诉我们,当群众运动被某些势力操控时,其“代表民意”,便成为一句空言。当政治并不能基于真实的民意,其走上歧途便在意料之中。从“五四”时期的历史来看,普通工农缺乏政治知识,而惑于谣言偶尔会采取暴力举动。即使是识字少年学生,也未必就有足够的理性知识辨别事实真相,并对自己的行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当主事者尽力煽动,少年往往坠入其网,成为阴谋政治之兵卒。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的运作模式,其实也可以在此后的群众运动中不断发现,而理性政治之路便一误再误,至今仍无法步入健康之轨道。在这方面,也许近代中国的经验可以与东亚其他国家形成一个鲜明的比较。

   【注释】

{1}陈曾焘:《五四运动在上海》,陈勤译,台北:经世书局1981年版,第8 ~ 9页。 {2}末次铃子:《五四运动の国民党势力》,载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检讨》,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86年版;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 ~ 216页。 {4}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5}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德旺:《重评五四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载赫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欧阳军喜:《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6期。 {6}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版,第202 ~ 209页;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上册,香港:明报出版部1995年版,第206 ~ 208页。 {7}如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曾写道:“进步党前次被屏之憾,密谋倒段,派汤化龙游欧,从外交上挑拨英美恶感,以制段死命。汤之秘书长林长民,以为与总统徐世昌公然出面,鼓动风潮,恐地位上诸多不便,愤而谋‘北京人力车公会会长’,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出而止之,林每日赴大学讲演,明晰事实,鼓励情感。”,其又称“在革命史上有名之‘五四运动’,遂由林长民一人造成。……学生一片赤忱,焉有余暇探索政治内幕,殊不知此事徐世昌为幕后政战总司令,林长民为临时前敌总指挥,徐意在对段示威,林意在对段泄愤。溯其近因远因,皆徐树铮一人为之崇。”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上海:海天出版社1937年版,第37 ~ 39页。 {8}曹氏曾在回忆中称:“东海(徐世昌)本拟借上海和会,抑制合肥(段祺瑞)势力,故南方代表,初提陕西及参战及借款问题,都是针对合肥。若合肥不理,即以破坏和会之责,委之合肥,公之世论。乃合肥测知其用意,即令陕西划界停战,参战案件送阅和会。南方代表,乃提议裁撤参政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关于东海自己地位问题。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会以剪除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201页。治近代史之学者沈云龙曾对曹氏回忆评论曰:“此举容或可以解释为研究系对皖系及新交通系之乘机修怨,则尚不无蛛丝马迹之可寻”,但后来徐、钱文治派不昧时势,以军警干涉学生罢课游行,遂激成大风潮,举国一致要求罢免曹陆章,“此则本诸国民爱国天性,非林长民个人或研究系所能操纵利用,其理至明,况其时党团组织控制群众之说尚未臻成熟乎!”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页。 {9}1919年5月6日,交通银行协理任凤苞(此时附安福势力)在复朱启钤的电报中,曾表示事发当时,“警察过于文明”。参见《任凤苞复朱启钤电》(1919年5月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5页;唐在章则明白表示“吴(炳湘)此次行为似受徐意”。唐更密告朱氏,5月7日,警厅未得钱能训许可,“擅放扰事学生”,钱因此而提出辞呈。徐树铮则自蚌埠超回北京,“商定倒阁”。参见《唐在章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55页;次日,许宝蘅在给朱氏的电文中,更责怪警厅在7日上午即准学生保释,“事前不先请求,释后以不报告”。参见《许宝蘅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8日),载《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59页。傅增湘与徐世昌系旧交,亦为文友,关系极为密切。有关两人交往,可参见《徐世昌日记》1916年3月25日、1919年3月29日、1924年1月11日、1925年1月20日等诸条记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10}有关蔡之作用,叶景莘曾提到外交委员会决定不签约后,一面结束委员会事宜,一面四处发动抗议。叶自陈向汪大燮建议请蔡元培协助:“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会议。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即1915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早三日,因而“五七运动”就变成“五四运动”了。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 ~ 111页。与叶景莘同在外交委员会任事务员的梁敬錞在1982年台湾北大同学会五四纪念会上演讲《五四运动之回忆》词中也说:该会委员长“汪大燮得叶景莘报告,亦闻政府有训令专使即将签约之事,则亦大愤,亟往北大蔡校长于西(东)堂于胡同私宅,告以实情,蔡校长亟召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告以实况,于是山东救亡示威运动,北京大专以上八校,定于五月四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梁敬錞:《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 ~ 178页。关于蔡之鼓动,可参见原北大学生何思源回忆:“蔡先生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北京出版社l979年版,第67页)。 {11}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刘本人为研究系要人,曾担任《晨报》总编辑。 {12}关于外交委员会及国民外交协会,叶景莘的回忆可供参考。叶氏当时参加政府的外交委员会,并担任事务员(相当于秘书)。据叶的回忆,陆征祥出国后,以陈箓代理部长不足以应付,梁启超与林长民遂建议徐世昌设立外交委员会,以汪大燮为委员长,林兼事务长。徐世昌虽被段祺瑞拥上台而自己并无实力,所以要拉拢各党派以增加他的势力。林长民建议派梁赴欧洲游历,以联络各国,被采纳。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05 ~ 109页。 {13}1919年6月9日张瑞萱曾电告吴景濂有关上海罢市事:“此次罢市,商工俱坚,声势甚大,有由学、商、工组织新政府之谣。内容不悟,世局将呈奇变。弟等疏庸容商与南共进,……军府国会宜指派几人密与学商接洽并蔡鹤卿表示愿共谋救国共组新府以昭大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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