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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

更新时间:2018-01-17 21:02:22
作者: 冯筱才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五四运动往往被视为代表民众觉醒的群众运动。尽管一些论者已注意到其展开与某些政治派系间的斗争有关,然而,他们多依据当时之报道或学生自身的叙述,认为运动“与党派无关”{21},当时的政治诉求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商人希望把自己“从殖民统制下解放出来”的“真实要求”。{22}“五四”在1919年发生后,相关论述中,民族主义就已经成为统慑性的基调,因此,无论是事发当时遍布报章的“合法性叙述”,还是事后的种种历史记载、编撰、回忆,大多数都强调运动的“民众自发”一面,而对运动的实际动员过程均语焉不详,或有意无意加以回避。发动者如此,参与者更是如此,剩下一些对立派关于上述种种政治势力在幕后运作的零星记载,多被视为个人攻击或诬蔑之辞。

   对五四运动来说,当时最重要的动员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报纸媒体发布内幕消息及煽动性文章,以刺激民气,吸引大众关注,形成公共舆论;一种则是通过已有的社团或新立之“民众组织”,从基层入手发动群众。舆论及社团,也往往被后世学者用来作为判断民意的依据,多数研究均会以报纸上的大量报道或团体发表的电文告示等,来用作分析五四运动的基本史料。但是,如果这些报纸从一开始即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偏向,甚至其自身就是某些政治党派的言论机关。或者,这些报纸的主持人或主笔、主要稿件撰述人,本身就有党派身份,那么,我们为什么就能把他们的言论,或报纸上的文字,完全视为是能反映“大众声音”的材料呢?相似的,如果当时的社团,尽管其名字中含有“代表广大民众”的意义,然而,其机构与活动,完全是由某党某派,或少数几个有相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建立控制,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把这些团体真的视作是代表公共意见的民众社团呢?

   以舆论而论,无论是研究系,或旧国民党系,两派人士在清末时就已认识到控制舆论的重要性。梁启超可以说是从办报中开始其政治生涯,相同的,蔡元培、章太炎,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很早就介入“革命舆论”宣传。辛亥革命之后,由于两派人士在武力上均不敌北洋军人或其他地方军人,争取言论自由及结社自由,便成为很重要的权力获取手段。“五四”前夕,研究系的言论机关主要包括北京的《晨报》与《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这些报纸对“五四”政潮之鼓动,可谓不遗余力,{23}主要负责人如张君励、张东荪等人,及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人均常亲自撰文在报纸发表。国民党则在上海拥有机关报《民国日报》,它曾经在醒目地位刊登“安福世系表”,立场十分鲜明。{24}

   同时,国内许多其他大型报纸的主笔或负责人,也有不少与研究系有渊源,或者在此时立于反安福系的同情者立场。如罗志田注意到的,上海重要报人如陈景韩(冷血)、包天毅(天笑)、张蕴和(默)、戈公振等,不仅对当时的舆论有相当的影响,且与江苏实力人物张謇、黄炎培、赵凤昌等人,有亲疏不等的关系。{25}实际上,张謇与赵凤昌、黄炎培等人一直对上海几家大报发挥关键影响力,如《申报》、《新闻报》等。这些报纸在“五四”爆发时,其立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反安福联盟。《申报》社长史量才与《大晚报》社长沈卓吾(以孙中山为报纸津贴来源)更是在上海“三罢”酝酿时,每日夜间参与学生的聚议,研讨分析局势,指导其行动。{26}媒体对学生运动的介入与帮助,不仅是江苏地方绅士派,当时的北大学生、五四运动的“健将”许德衍曾在回忆中也提到: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时事新报》的张东荪,也与他们经常见面。到1920年初,梁启超从欧洲回上海,张东荪还约张和康白情、张国焘、罗家伦等北大学生在时事新报楼上与梁晤谈。{27}正因为上海的报纸多倾向于反安福同盟,所以曾经对“排日”宣传非常热衷,甚至在江浙一带惹出日本人放毒谣言风潮,直至民众骚动范围扩大,报纸才开始抑制类似言论。{28}

   在社团方面,问题似乎更加明显。笔者曾经就民国初期上海历史上的商人社团研究做过分析,提出只有我们把社团的名称与实际、政治背景、主事者的人际网络等都弄清楚,我们才能对社团的历史有相对较为准确的认识。{29}其实,这个观点应该也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其他类型的民众团体。辛亥之后,由于结社自由有法律保障,中国曾掀起组党结社热,但是,这些一夜兴起的许多党团,大都如昙花一现,甚至只在报纸上出现过一二次,即再无任何消息。而每逢重大事件发生,有势力之人物也会组织相应的社团,以作动员宣传之凭籍。但这些团体往往是因事而起,因事而消,或名称与事实完全不合。

   如“五四”前夕,研究系为了推动外交运动,争取在巴黎和会上有所收获,曾成立一系列的社团,如前文已提及之国民外交协会,以及国际联盟联合会、协约国同志会等。熊希龄等人联合南北“民间”势力成立的平和期成会,也属此类性质。1919年2月10日,熊曾电上海赵凤昌,催他“召集团体,发布舆论,通电政府,激烈反对”,{30}抵制当局之对日妥协企图。为了反对中日续订山东铁路合同,熊也曾要赵转告唐绍仪迅加反对,否则停止和会,“并须运动沪上各团体,一致反对,攻击交通,以为欧洲外交后援”。{31}当时,熊、赵、唐等人能够控制的社团范围似乎甚广,如山东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以及上海、广东两地的商会、教育会与议会,好象均在他们掌握之中。{32}这些机构的国际电报费用,熊也表示愿意承担,{33}背后操纵之痕迹十分明显。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1919年5月2日,林长民等人得到国务院已密电陆征祥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时,便立即通过种种途径向报纸发布消息,并通过自己掌握或影响的社团通电抗议,同时动员北京及上海两地学生,以作最后抵制。{34}无论是北京学生上街游行,还是上海学生罢课,实际上都与这种幕后的策动直接相连。当然,在其中起作用的不仅是研究系,更包括国民党。当许德珩等学生自北京串连到上海,经由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介绍,他们即与孙中山取得了联络,学生所办的《国民》杂志亦得到了孙的支持。{35}1919年五六月间,各地代表聚集在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扩大学生运动的时候,孙中山也曾多次邀集学生到他的上海住宅谈话。{36}国民党并成立了一些类似于空头团体的组织,以推动运动,如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曾发现中国国民大会、中华工界联合会等均系国民党的团体,报告称该党利用工人们作为其工具来看他们的政治阴谋。{37}

   在群众运动中,社团的真实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五四”,还是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曾冒出一大批“民众团体”,然而其真实性却大可存疑。工人团体多半并非工人自发组织而成,学生团体也往往只是某派某党的工具,与绝大多数学生毫无关联。在此种情形下,社团动员,其实就是党派动员,没有党派背景的社团也很少能看见。类似的情形也包括“公共媒体”。报纸几乎都有其党派背景,能真正代表“公众舆论”的报纸也很难发现。因此,报上的言论,便充满了谎话与虚构。报纸之主要目的乃在于“煽动民意”,而非代表民意。即使有少数商业化程度高些的报纸,或者未必纯粹属于一派之报纸,其新闻稍有损及其他党派利益,即会遭到暴力对待。中国近代政治之未入轨道,大概首先是这两点上出了故障。

  

四、五四运动在外地的扩展:上海与北京的互动


   五四事件之所以后来成为一次群众运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似乎席卷了全国许多地方,而不仅仅局限于北京。这也往往被看作是全国民众对北京学生爱国之举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区分的话,就会发现,不同地方发生的五四运动,往往有很不相同的面相。不同的省份与城市,军民长官之派系不同,或政治派系活动的力度不同,运动的规模与范围也大有差异。这种现象,实际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五四运动与政争之关系。笔者姑且以上海的情形作为一个说明的例子。

   上海之活动之所以能够声势较为浩大,其实也是与背后支持势力有关。如当时支持南北和会的苏督李纯,以及直系要人冯国璋,都传与国民党方面的唐绍仪、孙中山互通消息,甚至会商对策。{38}在当时,各个派系在上海都有代理人,但国民党系的势力更为强大。公共租界的情报称“国民党正预备利用目前的骚动来着手第四次革命”。{39}

   如前所述,当研究系林长民等人截获巴黎和约即将签约的情报后,即开始发动抵制运动。除在北京有所行动外,他们首先便将消息透露给上海,并打电报给当时的复旦大学的校长李登辉(国民党系),称“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40}此节与上海学生运动之兴起有密切关系。到5月7日,上海“国民大会筹备会”寄信给公共租界警务处,称次日他们的游行队伍要经过外滩。尽管租界当局立即拒绝,但游行仍然进行,正在外滩德国总会参加南北和平会议的唐绍仪公开接见游行负责人,表示支持。{41}而亲历其事的学生回忆,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国民党背景,孙中山属下)对学生联合会之成立给予重要支持,并借给他们办公室。{42}

   蔡元培则因为北京的五四事件成为全国青年学生导师。五四事件发生后,由于北京政治压力较大,蔡元培后来南下,另觅途径,其对上海之形势发展也在隐约着力。蔡到上海的第二天,即召蒋梦麟、黄炎培、沈信卿、赵厚生等人商议,发电北京。{43}同时又派其堂弟蔡元康赴江苏教育会与学生商议进行之法。{44}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他自避至沪、杭等地后,表面上不理世事,对劝其复北大校长职之电文不加理会,但实际上,其与北京方面乃至旅沪之北大学生等人一直在保持通信联系,如许德衍、张国焘等人。这些学生同时也保持与孙洪伊、唐绍仪,及其他有力反段人物的关系。{45}在这种情形下,上海也很快就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另一个中心。

   亦属旧国民党系统的孙洪伊在当时更是中心人物,孙洪伊曾经孙中山委任,为南方政府之驻沪全权代表。{46}不仅如此,孙以其政、军两界人脉关系在东南以及华北均拥有相当大的动员能力。“五四”时期各地曾涌现出的“国民大会”便与孙氏有关,他倾向于采用此种形式来组织群众。{47}特派江苏交涉员杨晟在给北京当局的报告中,称上海国民大会“其始不过少数人发起,继至耸动有千人,前日游行街衢,流氓随同附和,集至四万余人。晟曾遣人不动声色到会视察,据报绝鲜正当士商在内,学生亦鲜至者。除樊桐外,其主席之李大年,即系孙洪伊代表。”{48}亦有报道称天津罢市系由孙洪伊弟主动造成。{49}孙洪伊之活动也引起日本当局的关注,中国驻日官员庄璟珂在一份转给段祺瑞的报告中,就称当时的日本陆相田中义一既将中国的排日风潮与英美势力联系起来,同时更对“过激派”与孙洪伊等接近表示担忧。{50}

   另外,与研究系关系极深的江苏地方士绅派,如赵凤昌、黄炎培、史量才等人也直接参与其事。据黄炎培日记,1919年5月6日,黄炎培刚从南洋返国,即召集各校代表商议在次日召开国民大会。此后连续二三周,黄氏都与上海学生界及教育界人士保持密切互动,最终促成6月3日之罢课游行。{51}张謇则在“五四”事发前专电徐世昌,劝其阻止签青岛之约,同时勿以安福派人长教育。可见其与安福系之对立态度,及与研究系立场一致。{52}反安福的声音也一直贯穿于上海五四群众运动期间。到6月11日,上海工商界大会曾通过开市案,但许德珩仍提出段祺瑞、徐树铮不准上台案,欲以此为条件,打击目标异常明显。{53}

然而,各派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国民党系内,不少人对孙洪伊之势力甚为忌惮。《民国日报》曾借“外间舆论”,称孙洪伊“有谓孙君受徐世昌金钱者,有谓暗中联段者,又有谓其图拥冯以倒徐者”,更有人说“孙洪伊在沪与过激党往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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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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