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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黎澍与新时期思想解放潮起

更新时间:2018-01-16 20:43:15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以江青为首的所谓“四人帮”集团覆灭。“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便收场了。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史学领域,饱受摧残的学者们强烈要求清算“文革史学”。在随后的几年里,史学界发表了很多批判“四人帮”,特别是“文革史学”的文章。其中,较具思想价值的,当数黎澍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的三篇文章:《“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 期)。黎澍(1912—1988),湖南醴陵人,早年就读于北平大学,1936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工作,曾任《历史研究》主编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我们看到,黎澍的上述三篇文章是一个完整的反思过程,其代表了中国史学界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较高的认识水平。

  

   黎澍在《“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一文中指出,江青等人出于史学之外的政治目的,在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中,虚构历史公式,拼凑出一个从古到今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阵线,这种胡说八道,是对历史学的大破坏。黎文的叙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是复杂的,变化多端的,这种变化有它的规律性,然而决非是整齐划一的,按照某种刻板的公式发展的。儒法斗争在先秦一个时代存在过。但是当时百家争鸣,不仅存在儒法斗争,在儒墨之间,儒道之间,都有斗争。对儒学取批判态度的可以是法家,如韩非、李斯;也可以是墨家,《墨子·非儒》篇对儒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但是对孔丘其人批判最为尖锐有力的还是《庄子·盗跖》篇,《庄子》是道家的著作,以盗跖名义对孔丘进行的指摘是从道家立场出发的,是儒道斗争。江青的文学侍从们 把它说成是劳动人民批孔,无疑是大大的错了。同样,尊儒的人有反法的,有不反法的,尊法的人也未必都反儒,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汉以后,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可是并不同法家处于对立状态,而是同为统治阶级统治老百姓的手段。积极提倡改革确有尊法思想的人如王安石,倒是满口仁义道德,自谓是孔孟的忠实信徒,并且是以“复周礼”为口号的实践家和经义取士的倡导者。非难孔学的人也往往并非因为尊法,例如王充,他写过《问孔》、《刺孟》等著作,对儒家的学说和记载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论难;也写过《非韩》,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商鞅、韩非和秦始皇反复进行批评,态度鲜明地表明他并不尊法。有的人对孔丘时有不逊之言,也并非因为尊儒,而是别有所尊。例如李贽反对假道学,甚至非议过孔丘,主要是因为他崇尚陆王,崇尚佛学,还一度做过和尚,对自命儒家正统的程朱乃至对孔子也就看得不那么神圣了。洪秀全反孔,主要因为他是农民革命的领袖,代表农民的利益,要求冲破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罗网。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在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学说冲击之下,儒学面临危机,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应当改造儒学,使之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一种是认为儒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应当对它的复古保守思想进行批判,使人们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代表前一种倾向的是康有为,他是儒家学派的著名今文经学家,又是戊戌维新的首领,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企图把孔丘塑造为维新派的祖师爷;后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他是儒家学派的著名古文经学家,辛亥前反清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他的革命意志最为奋发的时期,不但写了《订孔》一类的文章,提出重新评价儒学的问题,而且写了《诸子学略说》,对孔丘为人的品格表示了怀疑。但不论康有为也好,章太炎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什么法家。

  

   另一类公式,诸如主张统一或分封,对秦始皇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更不足以作为划分儒法的标准。即使在战国时代,儒法两家在建立统一国家这个问题上也并没有分歧。谁给他们官做,他们就支持谁来建立统一国家。这是当时儒法两家到处投靠主子的一个大题目,因为各独立王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就看由谁来统一了。最后是法家李斯协助秦始皇建成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制定了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并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修筑了宽阔的可以行车驰马的道路,加强全国各个地区的联系,等等。这是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些成就却是靠着残暴地镇压反对者和残暴地使役和镇压人民群众而取得的。因此,在历史上对秦始皇从来有两种评价,或强调其残暴而大加抨击,或着眼其对统一的贡献而予以肯定。但是肯定秦始皇建立统一国家作用的人决非都是法家。王船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极力抨击法家,然而对秦始皇建立统一国家的作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至于说法家都拥护统一,儒家都反对统一,那更是笑话。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多数的割据势力都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只是都想统一别人而不想被别人统一罢了。试问他们到底哪个是儒家哪个是法家呢?

  

   黎澍以其独立的见解,纵论被江青集团胡说八道而搞乱的中国历史的真相,继而他揭露“对历史本来说不上有什么兴趣”的江青等人用“影射史学”,攻击周恩来总理及中共老干部,企图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那么“四人帮”何以用“儒法斗争”这样的货色来为夺权制造舆论呢?黎澍尖锐地指出,这是“帝王思想泛滥”的表现:

  

   夺权以后由谁来掌权呢?江青的讲话早把消息透露出来了:“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没有杀韩信,吕后果断地杀韩信”。“吕后要作单独一条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后主要是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的路线”。毛主席曾经指出:“江青有野心”,想做共产党的吕后,一朝权在手,就要大杀诸如韩信一类的老干部以建立她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就是江青的野心。

  

   梁效、罗思鼎之流居然死心塌地地做江青的保皇党,以歌颂吕后来向她逢迎献媚,胁肩谄笑,乃至把整个历史学引向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方向。早已腐烂发臭的帝王思想由于他们一心想要攀龙附凤的反革命宣传而大大泛滥起来。从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直到康熙、乾隆皇帝,一大批封建统治者都被他们戴上了法家的头衔,无条件地加以颂扬。这个所谓儒法斗争的骗局,是对中国历史学的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实用主义代替了一切,尤其重要的是把历史学变成了“四人帮”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他们的劣迹如此昭彰,那么,他们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摆出一副唯我独革的架势,两相对照,人们识别出他们的真假来,不是很容易的吗?

  

   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黎澍进一步论述道: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早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但是余毒未净。帝王思想、特权思想、贾桂思想等等,至今鬼影憧憧,若隐若显。过去由于这种封建思想已经随着封建统治的灭亡而变成非法的,并且在一般人心目中是非常落后和可笑的,所以它们的存在不为人们所重视。“四人帮”把封建专制主义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为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事实,不能不令人作以下的思考:

  

   中国是否需要改变旧制度,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来挽救危亡,曾经是一个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其实事情非常明白,中国要能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必须经过民主革命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思想上的障碍是很大的。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一场真正的革命,不但批判孔孟之道,破除儒家思想束缚;而且批判一切封建思想,破除包括法家在内的封建思想的束缚。欧洲资产阶级还在封建母胎中形成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全部政治理论。这个思想上的变化历时一百多年之久,准备是很充分的。这就使得他们能够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使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因此,在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虽然也有过反复,但是再回到封建时代去已经不可能了。封建贵族要能继续存在,也必须使自身资产阶级化。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远未成熟的资产阶级从西方输入甚至他们自己也还不甚了了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思想,在内部并未经过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直接发动了改革政治制度的运动。辛亥革命赢得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但是并未铲除封建生产关系,更未认真批判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封建思想。它依然像迷雾一样笼罩着人们的头脑。袁世凯和张勋相继起来宣告复辟帝制的丑剧,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革命的重大必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举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旗帜,批判孔孟之道,介绍新思潮,一时成为风气。这次思想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使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走俄国人的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彻底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革命很快转变为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反对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的革命暂时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对孔孟之道固然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和系统的批判,对法家思想的清理甚至没有开始。

  

   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决非就是暴政。“四人帮”把专政和仁政对立起来,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妄想依靠暴政来建立和保持他们的统治:

  

   无批判的尊法思想在“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的言论中表现出一种倾向,认为只有法家的严刑峻法的统治才算得是专政,因此暴政绝对好,仁政绝对坏。

  

   梁效、罗思鼎把所有被他们推崇为法家路线的专制帝王都看作是当时的革命领袖。凡是这些专制帝王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大屠杀,他们都肯定为对反革命的镇压,大加颂扬。从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付磨刀霍霍,跃跃欲试的样子。他们的这个样子可以使人毫不怀疑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那是会要大开杀戒,不惜千百万人头落地的。罗思鼎在《论尊儒反法》一文中写道:“‘焚书坑儒’这个镇压奴隶主复辟的革命行动,到了一千八百年后的明朝,还‘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如果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行动,能够在几百几千年后还使那些反革命死硬派胆战心惊,岂不令人痛快,岂不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杀气腾腾的言论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透发言人夺权之心是多么的迫切!“直使儒生至今害怕”虽是李贽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语,但决非单纯的历史评论,而是曲折地反映了明朝皇帝的大屠杀在群众中造成的恐怖感。朱元璋政权建立以后,杀人之多超过了历代帝王。许多地方小吏为了向皇帝讨好,上表歌功颂德,都因表文用字触犯忌讳,被杀了头。杀头如此容易,尽管罗思鼎大呼“痛快”,当时的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的实际感受决不会是罗思鼎那样的踊跃欢呼,而只能是害怕。这些被吓得胆战心惊的“儒生”是不是反革命死硬派,是可疑的。以“四人帮”惯用指桑骂槐的下流伎俩而言,罗思鼎既把所谓“儒生”悍然称之为“反革命死硬派”,那就决不是指明朝的酸秀才,而是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培养起来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四人帮”认为这些人是篡党夺权的障碍,只有把他们大杀一场,才能实现在酝酿之中的阴谋,建立“四人帮”的法西斯王朝。

  

在《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一文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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