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顾昕:有为政府的比较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美国按揭型凯恩斯主义的前世今生

更新时间:2018-01-16 19:00:17
作者: 顾昕 (进入专栏)  

   有为政府的理念在中国始终是盛行的,近年来尤为昌盛。政府官员拥抱这一理念自不待言。在新自由主义退潮和新发展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这一理念在学界的拥簇也日益增多。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功于“两手抓”,即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联合作用,成为中国模式论(无论何种版本)的核心观点。表面上不否定市场之手的作用,但这些论述的重心还是向政府之手倾斜。政府驾驭着市场,成为有为政府的高光形象。

   但是,有为政府的中国式论述,还有很多含混之处,其部分的原因在于“有为”和“无为”这类字眼蕴含着很多漫无边际的智慧,也为论述者提供了许多便利论辩的空间。甚至有中国学者和机构提出了如此这般的“有为政府论”:只有积极开展那些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政府作为,才是有为政府的特征。

   实际上,遍览世界上通行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理论,除了无政府主义,大多都主张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只不过其倡导的政府作为,在边界和方式上都有所不同。

   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主张最小国家,这同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要为奥地利学派以及一部分芝加哥学派学者所倡导)是交相呼应的。

   在经济学中,淡水学派与咸水学派的争论绵延80年了,在可见的未来依然不会消停,前者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的气宗,而后者则成为新古典主义的剑宗,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其争论的核心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是否可取、是否有效。

   即便同属奥地利学派,米塞斯(Ludwig H. E.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对政府干预的看法也大有差别:米塞斯反对一切形式的福利国家之举,而哈耶克则明确主张,政府应该确保给予每一个人最低限度的食物、住房、衣物等保障,即维持身体健康及工作能力的基本条件。

   理论上如此,现实生活也是如此。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经受政府干预的诱惑,因此有所作为的政府真可谓无所不在。但问题在于,有为政府的哪些作为对其治下国土的社会经济发展真正有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理论争论无疑是重要的,但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没有经验研究支持的理论之争往往陷入意识形态之争而无法自拔。经验研究需要考察的是:哪些(或哪些类型的)政府干预在何种条件下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

   本文所评之作,《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美国丰饶与贫困的悖论》,就是一部经验研究的杰作。此书考察的是美国的经验。一般认为,美国是自由放任的乐土,甚至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奉行自由放任施政理念的国家,政府干预举措少,范围窄,力度弱。简言之,美国政府不是有为政府,甚至可归为某种解释下的“无为政府”,并达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境界。

   很多人认为,消极政府干预主义正是美国兴旺发达的根源。甚至有不少(中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发达带来了美国经济学的发达,而正是其消极政府干预主义的主导性,促成了新古典主义在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学中的正宗地位。当然,对他们来说,中国经济学家要想在国际学界出人头地,就必须借助中国经济奇迹的助推,发展出以积极政府干预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新经济学学派。

   然而,《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一书首先破除了全球知识界当中的一个刻板印象,即美国奉行消极政府干预主义的国策。实际上,美国政府同世界各国的政府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力行政府干预的冲动一点儿也不弱。简言之,美国其实也是政府积极干预的乐土,美国政府也是有为政府,美国国家也是强国家。

   但破除刻板印象并非《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这本书的大功,实际上也非此书的首功,因为美国国家强悍的命题,在此书出版之前,已经在美国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而非经济学界)成为常识了,相关的经典论著早在世纪之交就已多有问世了。

   此书的大功在于揭橥了美国积极政府干预主义的核心特征,即奉行所谓的“按揭凯恩斯主义”,与欧洲国家奉行“社会凯恩斯主义”的积极政府干预大异其趣。美国独特的积极政府干预之道给美国政治经济带来的深远影响,即一方面未能发展出更具公平性的福利国家,造就了丰饶与贫困并存的奇景,另一方面成为数次金融危机的滥觞,有损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比较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的新经典

   《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于201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后,此书一举获得了六个大奖,分别为:

   l  美国政治学学会政治社会学部2013年杰出学术贡献奖

   l  美国社会学学会经济社会学部2013年Viviana Zelizer最佳著作奖

   l  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部2013年Barrington Moore最佳著作奖

   l  美国社会学学会2014年最佳杰出学术著作奖

   l  欧洲社会学学院2013年最佳图书奖

   l  社会科学历史学会2013年Allan Sharlin纪念奖

   由此,此书一跃成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的新经典。此书出版时,其作者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还是西北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现已晋升为正教授。2015-2016年,她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部的主席。

   普拉萨德是印度裔学者,2000年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获得了该校社会科学部最佳博士论文奖。后来,她的博士论文以《自由市场的政治学: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兴起》为题于2006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得到了历史社会学界领军人物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高度赞赏,并于次年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最佳著作奖,为普拉萨德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的出版,不仅使普拉萨德成为巴林顿·摩尔奖的两届得主,而且还在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史学界奠定了普拉萨德顶级学者的学术地位。

   普拉萨德两部获奖著作的论题大为不同,但其研究思路和框架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首先,两部著作的论述重点都在财税政策,均采用财税社会学(fiscal sociology)的分析框架,只不过普拉萨德及其同好倡导的是所谓“新财税社会学”,其要旨是将财税制度安排作为自变量,来考察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而相对来说的“旧财税社会学”主要考察社会结构对财税制度的影响。

   新财税社会学名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倡导者强调这其实是一个横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和历史学的全新社会科学领域。之所以依然沿用“财税社会学”这个名号,是为了向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致敬,正是他早在1918年就开启了财税社会学的研究。

   其次,两部著作都是历史社会学领域的杰作。历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领域,其作品杰出与否,要看是否对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做出贡献,但同时也要看历史叙述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是否扎实并且有新意。由此可见,要想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做出贡献,难度尤大,笔者与一些社会学同好一般都不鼓励年轻的博士生进入这一领域。如果从取得博士学位的2000年算起,普拉萨德在短短的12年间就出版了两部历史社会学的巨作,足以让我辈惊为天人了。其学术天赋自不待言,但她付出的学术努力一定是超乎常人的。

   最后,两部著作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历史相关性。《自由市场的政治学》考察的是积极政府干预主义在四个国家的命运,而《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考察的是积极政府干预主义在美国的起源和影响。两部著作都是在比较政治经济社会学的框架中书写,而后一部著作之所以仅以美国为案例,原因有二:其一,有关欧洲国家积极政府干预主义起源的经典论著早已多有问世,无需赘述;其二,学界对于美国的积极政府干预主义多有误解,亟待深入研究以正本清源。《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真可谓生逢其时。

  

   美国积极政府干预主义的历史根源

   《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考察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百年财税史。财税史论著,无论是在英文还是中文世界,都汗牛充栋,但大多是流水账的写法,水平高低仅在于流水描写的文学功底和账目记述的准确程度。普拉萨德的历史社会学写作则从欧美比较的视野,发展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学的“需求侧理论”,描绘出欧美积极政府干预的差异所在,并分析其导致的结果,尤其是揭示了美国政府如何通过塑造大众消费走上了与欧洲国家大异其趣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的书名,直译成中文应该是《太多的国度》,而“太多的国度”这个说法在1930年代由美国民粹主义政治家休·朗(Huey Long)提出,用来指生产过剩。普拉萨德借用这一说法作为其书名,则是指美国的政府干预不仅范围广,而且力度大。

   此书开篇,普拉萨德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一位基层官员基于专业谨慎延阻一种进口药在美国上市的故事。这则英雄主义的规制故事在规制研究者当中是耳熟能详的。在后俘获规制学术中,这则故事被视为“官僚自主性”的经典案例,用作证明俘获规制理论的武断性;而在俘获规制理论中,这则故事则被视为规制失灵的典型案例,因为该药品的延阻上市并不具有公益性,不少人因此白白丢了性命。普拉萨德则用这个故事来例证美国自由放任政府的神话。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这个看法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都根深蒂固。正统的经济学自不待言。即便是在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当中,这一看法也颇为流行。自199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界兴起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其正宗的分析框架是将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分为两类:英美为代表的自由型资本主义和德日为代表的协调型资本主义。

   《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度》共有三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三章。第一部分的两章,通过一种虚构的美国农民旅欧游记的写法,记述了美国政府所奉行的积极干预主义国策。至少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这段历史时期,与欧洲相比,美国看上去是一个自由更少的国家。美国在打击大的商业巨头的同时还向富人课以重税,且都更甚于欧洲国家。同时,美国还以损失债权人的利益来帮助债务人,而且美国对于公司的管制更为深广。实际上,这些记述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并非新颖。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修正主义”学术浪潮,对美国自由放任主义以及弱国家的神话,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普拉萨德的记述建立在修正主义美国史的学术基础之上。

   不仅如此,普拉萨德的记述还通过与既有文献中四个研究传统的对话,分析了造就美国积极政府干预主义的根源。这四个传统分别是阶级论、制度论、文化论和结构论。阶级论源自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比较政治经济学界发展出许多精致的阶级论版本,基本上以劳工社团、工党(左翼政党)以及劳动力的非商品化为基础,来解释国家行动,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兴起。

制度论建筑于政治科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行动者在历史演进而成的制度架构中互动,造就了公共政策和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文化论将各国政府干预以及福利国家发展的差异归因于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866.html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顾昕”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