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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以德:杨增新治新用人初探

更新时间:2018-01-15 21:01:51
作者: 丁以德  
慈悲多;建设厅长阎毓善无病呻吟,诗词多;教育厅长刘文龙惟利是图,生意多;参赞汪步瑞东涂西抹,书画多;师长蒋松林出身行伍,经验多;外交员樊耀南,礼节多;伊犁镇守使杨太虚喜禅悦,经卷多;喀什提督马福兴好渔色,姬妾多;我的案犊多”。[19]杨在了解部下的嗜好时也会了解他们的才能。

  

   说到杨增新用人,一般容易想到他用人的地域色彩。殊不知杨在平时既通过多渠道了解部下,用人也基本做到知人而任。虽不能保证官吏政绩卓著,但起码可以保证官吏不能超出他的控制范围,给他的统治带来巨大损失,这也许是他能控制新疆17年的原因之一。况且,他所用的官吏,也不乏政绩特出者,如莎车县令刘人倓在任时开荒垦渠,其成绩“在新疆水利上,堪与松筠、林则徐齐名”[20]。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任时也颇有政绩。

  

   三、用人标准

  

   杨增新把新疆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为维护其统治,其在用人方面会显示出一些标准。其首要标准是“听话”,最好能惟命是从。“李溶、刘文龙、阎毓善所以能充任迪化道尹、教育厅长以至几乎终身制的建设厅长,原因就在于此”。[21]知道他这一特点而爬上塔城道尹的李踵麟曾说:“杨将军喜欢愚憨,不修边幅,不逞能,不自作主张的人”。[22]杨喜欢用这类人,因为这类人一般不会背叛他,也不会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对于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人,杨是不欢迎甚至还是反感的。从内地分派来新疆的年青人,即使精明强干,他一般也不用或少用,像陶明樾、陈德立、张馨、王膺禄、涂贡球等人,最高只能任县知事或一些有职无权的职务。杨认为这些人一般不大听话,对其统治会有潜在威胁。

  

   其次,对属下的操守要求。杨作为从旧社会中出来的官吏,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还是比较看重的。他曾说:“用人先观其德,无德之人,虽有才亦不可轻用;小用则小害,大用则大害。用之易,去之难”。[23]他所说的“德’,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对其个人的忠诚;二是具有良好的封建道德修养。具备这两点,是能够被他长期信任重用的,如财政厅长潘震、建设厅长阎毓善就是此类人。但这样的人毕竟太少。况且新疆吏治人才本来就缺乏,不少人只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很难谈得上作官的操守,对此杨增新也知道。一般来说,属下只要不是太过分,民愤不是太大,他一般也是容忍的,而他任用的县知事,很多就是后一类人。

  

   再次,对属下的才干要求。杨本人颇有旧学根底,权谋之术也相当高明,他也很自负,常自诩“塞上风云一肩挑”。因此,对部下一般要求能俯首帖耳,领会其意图,执行其意旨即可。除了特殊领域的人才,如外交方面等,对部下才干一般不作过高要求,而且在当时新疆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也难以作过高要求。但维护统治毕竟需要人才,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对于才干突出者,在必要时他也任用,但一般不允许其超出自己控制范围,更不允许其借机扩张势力,如张键在防守察汗通古、解决塔城白俄窜扰事件时,处理就显得非常得当。但杨增新仍然亲自遥控指挥,事件处理后不久,即调回张键。由此可以看出,杨虽一定程度上使用人才,但非常害怕人才会危及其统治,所以其用人奴才成分要大于人才成分。

  

   对部下的学问要求。杨本人有一定的旧学造诣,在其统治稳固后,他所任用的官员和自己的幕僚也多是文人,或是文官考试分发来新疆,或是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来新疆的,或是在省署任职被其赏识的,或是被留用的旧官僚,一般来说,都有一定的新学或旧学基础。新疆总体上教育文化落后,杨本人及其属下却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样以智驾愚,统治也相对容易。这也许是他能统治新疆17年的另一重要原因。

  

   四、驾驭之法

  

   杨增新驾驭部下的手法并没有超出权谋之术范围,他自己也喜欢用“羁糜”、“牵制”这类字眼来表达治新之术。其晚年说,“(他)所以能措新疆于一时之安,都是从这四个字得来的”。[24]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控制部下的呢?

  

   首先,用封建道德约束部下。杨主政期间,在迪化兴建上帝庙,宣扬“敬天尊孔为一途”,并将孔子的牌位移至上帝庙,使上帝庙和文庙结为一体。每年二、八月丁祭日,举行祭祀仪式,武官祭关庙,文官祭孔庙,学生也要列队前往孔庙致祭。每当以要职任命文武官吏时,也命他们人庙宣誓。杨的这一套目的是使“人人畏上帝之威,人人尊孔子之教,改过迁善,自然恶人少而善人多,乱日少而治日多矣”。[25]希望靠这种传统道德和礼教来挽回世道人心,敦促部下奉公守法。

  

   其次,用利禄笼络部下。新疆吏才不足,整顿吏治也较难。对于新疆吏治,杨增新自己也说“今新疆知事在任者,多搜刮民财;离任者,多亏空公款”。[26]面对这种情况,他除了表示愤慨外,也无力整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局面就是他自己造成的,是他笼络部下的一种手段。据刘德贺回忆,“当时县有大小,肥瘦也不同,但杨却有一本账,一任县长最低限度能搞多少,杨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当时武官吃空额,文官贪赃,是公开的也是默许的。(杨)甚至以县长位置作为酬劳,如武职人员得了什么功,他即委为县长,大功委大县,小功委小县。”[27]他用纵容部下贪赃的手法来换取他们的忠心。当然,如果部下虐民太盛,危及其统治,也是他不允许的。他也知道,要维持长久统治,必须要控制对百姓的剥削,因而在其上任之初,对吏治也有一番整顿,枪决了亏空公款的迪化县知事谢维兴和贱买民粮高价出售的伊宁县知事廖焱,这也是给官吏一个预先警告,但到其统治稳固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整顿吏治的举措了。总的来说,他是把利禄作为控制部下的一种手段。对于重要人物,有时直接予以巨金换取其忠心,如杨增新对樊耀南,曾先后数次拨出金钱帮其还债、助其子上学以及安置家事,以获取樊的支持和忠心。杨还经常鼓励部下在作官之外兼营农商副业。当时在新疆的高官,大多数都有产业(如刘文龙,业务还很大),这些人对促成他们有此收获的杨增新感戴不已,希望能保持这一局面,对于杨增新也就俯首帖耳,忠心耿耿。

  

   再次,惩治杀戮。杨增新对待属下一般较宽容,但对于那些民愤极大者、及对其统治将构成不利“有害于政”者,他也予以杀戮,毫不留情,而且手段相当高明。他曾说过,“善为政者,固然要戒残去杀,但是不能姑息养奸”。[28]马福兴在喀什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直至有取杨而代之的举动,杨增新升其官,彰其恶,出其不意派人擒而杀之;夏鼎、李寅更是在宴席上就人头落地了。经常和他谈论古籍的桂芬曾经说过,杨将军一向平易近人,但是在消除异己时是毫不手软的。可见,他运用杀戮这一手段对付对其统治构成威胁者,并以警告其他人。

  

   杨增新驾驭部下另一方法就是互相牵制。新疆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官场上也帮派众多,杨也有意利用这一现状,让各帮派、各民族互相牵制,互不依附,他自己居中调和,控制局面。“在夏鼎、李寅事件后,不用云南人,对其他帮派也是交替使用,不让哪一帮派久居要津或掌握重权”。[29]陕、甘籍人士在其政权中虽有一定的优势,但两湖籍人士刘文龙、易抱一在杨政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况且如果不通过杨本人,任何人也不能援引同乡,作为奥援。以杨增新的精明干练,也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乡土派别在其政权中独大,从而威胁其统治。而对于新疆的多民族聚居的现状,杨认为“新疆客强主弱,内地人民旅新者,各分帮口,争执意见,此帮势力盛则欲加害于彼帮,彼帮之势力盛则欲加害于此帮,该各帮之人军队中尤居多数非有回兵不足以牵制……新疆有蒙、哈、回、缠,俄国亦有蒙、哈、回、缠。以俄蒙勾结华蒙,则科、阿不靖矣;以俄缠勾结华缠,则南疆民多人俄籍矣;回民善战,为土匪用,不过为害于新疆,为外人用必至为害于全国……惟练以兵,可以激发其爱国热忱,免致生心外向……缠民与回民言语殊而宗教同,缠民之顺逆恒视回民为转移,今为招练回兵,可以羁糜回民,既可以羁糜缠民,回缠就范,少数之游民亦遽然不敢蠢动”。[30]可见对待民族关系,杨是利用招募回民为兵的办法来牵制回族,并利用牵制回族来牵制缠(维吾尔)、蒙、哈各族。各少数民族被牵制后,汉族的“少数游民”也不敢“蠢动”。他就是利用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互相牵制,他自己从中操纵控制大局。

  

   杨增新驾驭部下的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上述几个方面。但杨对于这些控制手法的具体运用,要比其他官吏高明。

  

   五、政治理念与实施环境

  

   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式,用什么样的人,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跟其政治理念有密切关系。杨增新将新疆作为他的独立王国,其治新是以“小国寡民”为理想,基本策略为“不尚贤,使民不争”,反对开通民智,拒绝开放。他所喜欢的那副对联可以说明其愿望,“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为实现这种政治理想和维护其统治,采取的愚民政策和用人措施,从长远来说会弱国弱民,在近代这样一个彼此交往日益频繁的社会,本来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封闭,不主动与外界打交道,也不愿外界进人,因为和外界接触一多,外部新事物的进人必然会导致“无为而治”站不住脚。由于当时新疆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为杨增新提供了一个实施机会。

  

   杨增新统治期间,欧美列强国家忙于“一战”及战后恢复,无力对新疆实行进一步的侵略。苏(俄)十月革命后,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对新疆暂时也没有直接威胁。同时期,国内各派军阀争权夺利忙于内战,无力顾及新疆,且杨增新对当时中央政权采取“认庙不认神”的策略,无论谁主管中央政权,他都保持名义上的归顺,这样中央政权无力同时也没有理由去触动他在新疆的统治。加上新疆由于路途遥远,长期与内地隔绝,本身就比较封闭落后,这样杨增新就有机会实施其抱负。而杨增新在其统治期间,也对新生事物尤其是新思想传人新疆的防范很严。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与世隔绝越来越难以站住脚。国外他需要更多的与苏联交往;国内,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特别是随着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对新疆也越来越关注。他被迫与外界打更多的交道,这种与外界接触机会的增多,会动摇新疆成为“太古民”的基础,对其统治造成影响。而他手下具备新思想的人对杨的封闭落后和愚民自守也越来越难以容忍,但杨增新对新疆的控制实在太严,最后这种矛盾是通过恐怖方式来解决的,即杨增新被属下樊耀南刺杀。

  

   [1] 潘祖焕:杨增新治新种种[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会。新疆文史资料(第三辑) [M].乌鲁木齐,1979

   [2] 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A].新疆简史(第3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3] 杨增新:电呈陆军学生不官派遣来新并请痛裁军队以遏乱源文[A].补过斋文牌(甲集下)[M].

   [4] 吴霭辰:新疆纪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第18页;

   [5] 杨增新:通令各县严密查禁哥老会匪文[A].补过斋文腆续编(卷一三)[M].

[6] 潘祖焕:杨增新治新种种[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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