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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辉:游牧之后的农耕:清代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

更新时间:2018-01-15 20:56:21
作者: 王鹏辉  

  

   摘要:清代新疆的农耕社会在西北边疆的天山以北草原地带大规模生成,蝗灾的爆发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麓的新兴绿洲农耕区域。象征蝗神信仰的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随之从中国农耕的核心地带进入新疆,内地农业文明特有的蝗神信仰成为新疆蝗灾治理的社会机制。蝗神庙在天山南北的证实可以弥补陈正祥统计中国“蝗神庙之分布”中新疆区域的空白,亦指示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从生产生活形态的角度存在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叠加的空间结构。

  

   关键词:新疆  蝗灾  蝗神信仰  蝗神庙

  

  

   王鹏辉,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本文原题《清代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原载于《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爱思想转载版增加了结语部分一些历史认识方面的讨论。

  

  

   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民众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生产技术水平对蝗虫灾害认知有限,一面通过神灵祭祀的蝗神信仰禳灾祈报,一面通过人力灭蝗进行社会治理。地理学家陈正祥利用蝗神庙的空间分布绘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的历史地理图,[1]刻画出中国农业文明在历史时空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互动的结构特点。

  

   历史上的蝗虫没有科学分类,现代昆虫学的研究表明飞蝗是造成蝗灾最主要的种类。郭郛等学者对现代中国灾害性的飞蝗进行生物学分类,划分为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三大亚种。[2]中国飞蝗三亚种的东亚飞蝗主要分布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亚洲飞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内蒙古区域,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区域。陈正祥的“蝗神庙之分布”图与东亚飞蝗的分布区域基本重合,表明“蝗神庙之分布”图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农业文明核心区内地农耕区域社会蝗灾的历史空间,但对新疆、内蒙古及西藏等边疆区域蝗灾的历史发展和空间分布缺乏概念和认识。

  

   现代昆虫学对新疆亚洲飞蝗的形态、生活习性、地理发布、蝗区生态条件基本掌握,并长期研究蝗虫灾害的预测预报和治理方法。[3] 新疆天山以北区域的蝗虫种类及区系组成更为丰富,天山以南区域比较贫乏。十八世纪中叶之前的天山北麓区域以畜牧业为主导,属于欧亚内陆草原游牧诸部族活动的核心地带和迁徙的枢纽通道。而清代新疆沿天山北麓的新兴农耕区蝗虫连年成灾,危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深受其害。中国历史上蝗灾频仍,加之深入人心的“天人感应”的君权神授思想意识,民间信仰形态的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祠)等蝗神庙成为蝗灾防治的社会机制。学界对历史上新疆的蝗灾及治理有不少涉及,[4]本文拟通过清代新疆蝗灾和蝗神治理的内地农耕因素和时空分布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蝗灾的历史发展和空间分布有更为科学完整的理解和认知,并思考中国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相互交错的时空结构。

  

   一、清代新疆的蝗灾时空分布

  

   新疆地处欧亚内陆腹地,气候属于中温带干旱区,地理形势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环抱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构成。横亘于中部的天山山脉把新疆分隔为南北两大区域,天山以北以草原为主形成畜牧经济的游牧社会,天山以南以绿洲为主形成定居种植的农耕社会。无论天山南北,清代以降的社会经济有显著发展,尤其天山以北持续的农业开发活动改变了其原来的生态环境,原生天山北麓的亚洲飞蝗随之对各种农作物进行蚕食,适宜的条件下就会演变成蝗灾。

  

   1.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新疆蝗灾

  

   清朝一统新疆之后迅即展开政权建设,恢复社会生产与稳定社会秩序。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在喀喇沙尔(焉耆)地区安插从阿克苏多伦迁徙的回众5千余人,劝民垦种,规定3年以后征收税粮。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达桑阿报告库尔勒“所种大小麦,因蝗蝻伤损,仅收三百余石”,同一地方的轮台“大小麦俱已成熟,共收获八千一百余石”,[5]显然当年蝗灾造成的损失较大。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向朝廷报告“乌什等处蝗虫成灾”。[6]七月,库车办事大臣鄂宝奏报“库车等处遭蝗灾”。[7]乾隆三十年四月,哈密“蝗从西北飞来”,[8]反映飞蝗的大面积迁飞情景。

  

   伊犁是清廷治理新疆的总汇之区,也是屯垦重地,蝗灾也比较多发。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伊犁屯田“今年偶被蝗灾,收成歉薄,粮价必昂”,[9]乾隆命令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查明情况,确定赏给屯垦兵丁的钱粮数量。明瑞随后查明奏报:“今年锡伯、索伦、达呼尔等十佐领兵丁,耕种地亩被蝗,所有前借给耔种,及接济粮石,刻下不能交纳,请俟丰收时归还。”[10]乾隆考虑边疆军民的生计拮据,直接宽免应还的耔种和接济的粮食。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伊犁将军阿桂奏报“伊犁乌哈尔里克山谷、塔勒奇、哈喇乌苏、阿里玛图、察罕乌苏及锡伯、回子种田地方均生蝻子”,尤其是“塔勒奇河流域蝻子极多”。[11]伊犁地区具有良好的蝗虫栖息生态环境,屯垦种植又为其提供适宜的食料,构成蝗灾发生的基础条件。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等上报“精河等处军民遣屯地方滋生蝗虫”的详细情况。[12]乾隆三十四年三月,清廷原本计划将西安兵2000名移驻伊犁巴彦岱,此前因为“阿桂奏称,伊犁地方被蝗,秋收歉薄,请将西安兵暂停移驻,恐建立兵房,无人居住,必至损坏,是以暂停建造”,乾隆以为“阿桂从前所办,殊属非是,伊犁被蝗,不过偶然”,认为“彼处田土肥沃,易于成熟”,决定“早应将西安兵移驻”。[13]但实际上,随着伊犁及新疆其他地方农耕的进一步发展,蝗灾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经常发生。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吐鲁番盆地鄯善境内发生蝗灾,当时的辟展办事大臣达桑阿奏报“辟展地方遭受蝗灾”。[14]乾隆三十七年七月,焉耆地方再次爆发蝗灾,哈喇沙尔办事大臣实麟上报“库尔勒遭受蝗灾”。[15]乌鲁木齐在乾隆年间屯田农业较为发展,清廷设置的乌鲁木齐都统辖区从牧场转变为城镇,蝗灾也与农业的发展相伴随。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1774年6月21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上报三十八年乌鲁木齐、昌吉等地方发生的飞蝗灾害和扑灭工作。[16]五月二十九日(7月7日),索诺木策凌又报告玛纳斯所属塔西河一带遭到蝗灾,并详细划分六分、七分、八分不等的受灾等级和具体地亩数。[17]七月十四日(8月20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再次奏称:“今岁厄鲁特部落耕种地亩内,有被蝗虫伤损者八十余顷,所有从前借给伊等粮石,应于今岁完纳者,请展限二年等语。……今岁被蝗伤损过半。”[18]乾隆批准了索诺木策凌对厄鲁特部落的救灾方案。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时任乌鲁木齐都统永庆上奏“乌鲁木齐下属奇台县遭受蝗虫灾,请予赈济”。[19]乾隆五十四年,乌鲁木齐都统尚安等上奏“迪化州所属地方,蝻子萌生,率属扑灭”,[20]迪化州(州治所在乌鲁木齐迪化城)所属地方包括阜康县、吉木萨尔县、奇台县、昌吉县、玛纳斯县,表明这次蝗灾发生的地域范围较大。因此,闰五月甲辰的乾隆上谕特别提醒乌鲁木齐的军政官员:“则镇西府属,及吐鲁番、库尔喀拉乌苏等处,境地毗连,亦恐或有延及。尚安等务宜一体留心,预为防察,毋使潜萌。”[21]尚安对此次迪化州所属地方的蝗灾扑灭及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尚安由此一直警惕蝗灾的再次出现,乾隆五十八年还专门上报“饬查乌鲁木齐所属并无蝗蝻”。[22]

  

   嘉庆十年至嘉庆十三年(1805—1808),祁韵士被遣戍伊犁,观察到造成灾害的蝗虫有其天敌“黑雀”,并判断是“鷟鸑尔”。祁韵士作竹枝词“蠢蝗害稼捕良难,有鸟群飞竞啄残”,描述“鷟鸑尔”消灭蝗虫的情形,“雀如燕而大,色黑,有斑点,啄蝗立毙,然不食也,土人目属神雀”。[23]道光元年六月初八日(1821年7月6日),乌鲁木齐都统贡楚克按例奏报所属兵屯民屯粮食长势,特别提到“未生蝻子”,六月十三日(7月11日),伊犁将军庆祥奏称:“伊犁巴尔图海等地回子农田遭蝗虫灾。”[24]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常例奏报所属军民屯田禾苗生长形势,道光一朝的新疆多数时期没有发生蝗灾。[25]同治四年(1865),伊犁将军明绪奏报称:“伊犁地土宽广,田畴交错,军民日多,植米麦一律茂盛,乃于四月底正当结穗之际,蝗蝻滋生,伤害禾稼,……不转日间,忽有神鸦数万翔集,顷刻间蝗蝻灭尽。”[26]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伊犁地方的农业卓有成效,蝗灾仍然时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在天山以北的新兴农耕区比较有代表性。但在社会动乱的年代,蝗灾缺乏有效的治理,加之无力救灾,蝗灾危害和社会危机相互表里。晚清新疆民变和外敌入侵,清廷全力收复,战乱破坏后的新疆蝗灾爆发频繁。

  

   2.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新疆蝗灾

  

   光绪年间(1875—1908),镇迪道所属的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吐鲁番、巴里坤、乌苏、奇台、阜康、玛纳斯、吉木萨尔等地以及吐鲁番西南的疏勒、拜城、莎车等地都普遍发生了蝗灾。

  

   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整顿吏治,恢复社会生产。光绪四年(1878)三月,左宗棠指出“迪化各属间被旱蝗”,[27]惩治侵蚀救灾物资的署昌吉县属呼图璧巡检王瑜圃。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呼图壁“蝗旱频仍”,署巡检江景曜倾力“驱蝗请赈发牛籽,豁免额征”。[28]光绪五年六月,吐鲁番厅同知奎丞向上级报告“蝻子扑灭殆尽”,[29]是年吐鲁番发生蝗灾。光绪八年,陈晋藩任镇西(巴里坤)厅同知“因驱蝗并诸善政,民不忍忘”,民众为其刻立功德碑,碑文描述蝗虫“蟲斯飞簇簇”,最后“蝗蝻迹如扫,芄芄生几谷”。[30]巴里坤营官曾向镇迪道申报“镇西厅属李家沟、奎素一带蝗蝻复生,几于无处不有”,[31]吐鲁番厅向布政使司申报“卑厅飞蝗入境”,[32]鄯善县也向布政使司禀告“现往鲁克沁地方督捕飞蝗”,[33]请求得到上级的指示、财政支持和协助。

  

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乌苏“甘河子、车排子等处蝗灾”,[34]结果被飞鸟啄食。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署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报“迪化等属被蝗被雹成灾”,[35]十月,再上报“新疆迪化疏勒二属被蝗被雹”。[36]光绪二十三年八月,饶应祺又报告“呼图璧地方被蝗成灾”,[37]“该处西北乡芳草湖等处于六月初间忽有飞蝗入境,势如疾风骤雨,顷刻落集田野”,查明“附近草湖地内小麦多被啮伤”,进而判断全疆的蝗灾形势不容乐观,指出“新疆戈壁淖海极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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