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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磊:论明臣王在晋的抗清战略

——兼谈其对袁崇焕的态度

更新时间:2018-01-15 20:04:35
作者: 曾磊  

  

   曾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系

  

   在明末抗清战争中,王在晋是一位较为重要的大臣,他先后担任辽东经略、兵部尚书,在抗清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他留下一部《三朝辽事实录》,该书成书于崇祯年间,主要收录了王在晋本人、孙承宗、袁崇焕和其他明朝大臣的奏疏、塘报、揭帖等文件和万历、泰昌、天启三位明朝皇帝所下的奏疏,该书内容详实,是研究抗清战争的重要史料。在该书中,王在晋为自己在抗清战争中的活动进行辩护,并且在书中对曾经同他有过节的孙承宗、袁崇焕等抗清大臣多有微词。

  

   在网络上,一部分网友出于对明末史料的不熟悉而彻底否定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抗清功绩,他们抬出王在晋来否定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建立关宁锦防线、奋勇抗击后金的事迹,他们对这些民族英雄的不实评价显然是错误的。因此,正确认识网王在晋和袁崇焕之间的关系,必须清晰地解读《三朝辽事实录》,认清这些观点的错误之处。

  

   一、王在晋之抗清战略考

  

   在研讨抗清战争过程中,王在晋的战略思想常常被一些网友拿出来否定孙承宗、袁崇焕的战略思想,例儒上有一篇撰写者为“王者不臣”的网友所撰写的文章《王在晋——史上唯一有可能挽救大明王朝的人》一文就指出:

  

   王在晋的策略则是只保持少量的部队,仅仅守住山海关一带就可以了,这样每年省下来的银子有好几百万,积攒起来,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猛然增加大量客兵,一举歼灭后金。因此,王在晋的策略才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而孙承宗和袁崇焕那一套以辽人守辽土的东西则是永远也没有可能消灭后金的。如果使用了王在晋的策略,那首先可以保证明朝财政不至于崩溃,也不至于引发李自成那样的溃兵哗变,以及其他问题,能让国内消停许多,还可以积蓄力量,伺机解决辽东问题[1]。

  

   “王者不臣”认为:“辽东镇的开销当时已经超过了北方九大边镇军费的总和”,因此,明朝据守关宁锦防线的国策在战略上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多采心证,缺乏史料的扎实证据,缺乏说服力。首先,王在晋并没有否定据守关宁锦的政治主张,《三朝辽事实录》:

  

   臣阅按臣方震孺疏,知宁前仅五百兵,亦俱调发,则宁前虚矣。夫宁前,关门之藩屏也,何可虚而不守,弃之以资虏?莫若就近招集溃兵,择其精壮者俾守宁远、前屯,责成道臣张应吾统率各兵效死勿去。或曰广宁不可保,守宁前无用。不知宁前去关甚近,便于策应,粮饷亦便于转输,多一层则增一层之障蔽,宁前未可弃也。[2]

  

   天启五年,马世龙统帅下的明军遭受到柳河之战的失败,新上任的辽东经略高第下令尽撤关外四百里土地,王在晋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柳河一败,撤防弃地,罪何可宥?”[3]崇祯皇帝即位后,王在晋甚至将恢复关外四百里的功劳据为己有:

  

   今上御极,念公之忠勋,累命召用。而王在晋入为兵部尚书,每向人夸当关劳绩,曰关外五城、七十二堡,皆其所复,而高阳攘其功。[4]

  

   由此可见,王在晋没有一以贯之的退守山海关借机收复辽东的战略。那么,退守山海关能够解决明朝的财政收入的问题吗?显然是不能的,退守山海关并不意味着明朝停止调发军队支援辽东前线,也不意味着明朝政府停止辽饷加派,根据林美玲女士在《晚明辽饷研究》一书中的研究,万历年间全国增加田赋520万两,但实际上不少地方提请减免,到了天启三年,实际上收到462万两[5]。这相比明朝两千多万的财政收入而言,虽然给人民增加了不少负担,但绝没有到“拖垮明朝财政”的地步,因此“王者不臣”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王者不臣”的结论建立在对历史的假设基础上,但历史有其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王在晋生前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复辽战略,“退守山海关战略”实际上为“王者不臣”所臆想,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即使如此,该战略难以彻底解决后金政权对明朝的威胁,只能将战线从关外四百里的锦州退缩到山海关一线,依然避免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事实上,在孙承宗、袁崇焕构建的关宁锦防线后,后金虽然也曾绕道关内入侵中原,但始终无法占领关外的明朝土地,更不能在关内立足,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规模巨大的松锦大会战结束之后,关宁锦防线被彻底破坏,后金才在关外取得优势,此时距离明王朝的灭亡已经不远,所以应认为关宁锦防线的存在延缓了明朝灭亡的进程。

  

   应该看到,在明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背景下,腐朽的明王朝必然为人民所推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那种认为某个人就能挽救明王朝命运的历史观,显然是一种少数英雄人物决定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能完全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无助于加深对明朝历史的认识。

  

   二、王在晋对袁崇焕的真实态度

  

   上文分析了王在晋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复辽战略,那么,王在晋对袁崇焕的态度究竟如何?实际上,王在晋对袁崇焕并非彻底否定,他虽然对袁崇焕颇有微词,但并没有否定袁崇焕的抗清功绩:

  

   柳河败绩,士卒西奔,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守信地,关外城堡幸尔得存。至于宁远解围,誓众效死,金启倧一砲打坏虏营一角,虏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焕虽死于法,不可顿没其功也。[6]

  

   《三朝辽事实录》收录了他任辽东经略时期对袁崇焕的态度:

  

   职属袁崇焕胆魄称雄,志力并矫,且其澡涤之襟期,光明之心事,逈逈逸群。职心重之爱之。及崇焕尝对职曰:“我不惜命。”职应之曰:“性命与封疆孰重?”职令其往前屯安插辽民,四鼓入城,夜行于荆棘蒙茸,虎狼潜伏之地,职未尝不壮其气而深虞其轻进也。勇如贾复,光武以复深入,希令远征,常自从之,故少方面之勋。彼时名将如云,而光武郑重如此。今如崇焕者有几哉?[7]

  

   可见,在辽东经略任上,王在晋对袁崇焕较为欣赏,但由于双方在抗清战略上发生分析,王主张暂守山海,而袁崇焕力主守卫宁远,导致王在晋的去职转任南京兵部尚书,双方发生矛盾。因此,在《三朝辽事实录》一书中,他认为袁崇焕“阴许奴和”、“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其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此虽崇焕之贾祸,亦由中枢把握无人也”[8]。王在晋的单方面说法,不足以证明袁崇焕“以谋而斩帅”之罪名有切实证据存在,而袁崇焕的死,不仅同后金皇太极所设下的反间计有关,更涉及到了明朝政府内东林党人和反东林党一派官僚的尖锐矛盾,奸党“借崇焕以报龙锡,因钱以及诸臣,亦成一逆案,为翻前案地”,试图通过袁崇焕一案打倒当朝阁老钱龙锡以及诸多名列东林党人名录的正派官僚,对此,先辈学者多有考辨,兹不复述。

  

   三、王在晋个人品质及其评价

  

   前文所述,王在晋并非对袁崇焕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那么,如何评价王在晋在抗清战争中的作用呢?应该看到,王在晋的个人品质存在一定问题,他的《三朝辽事实录》一书实际上存在一定偏见,应该辩证地予以看待,绝不能完全取信。

  

   首先,王在晋对与他同时期的大臣孙承宗的评价并不公允。《三朝辽事实录》与其说是一本否定袁崇焕的书,不如说是一部否定孙承宗的书,王在晋认为孙承宗“哆言恢复,大约用阎抚之议,聚兵于觉华,筑城于宁远。乃窟窿山之筑,三年未覆一篑;而觉华岛之守,海中致陷多兵。辽亡之后,不可无此议论;督师以来,未尝有此事功”[9]。对于孙承宗任用马世龙之举,王在晋认为:

  

   世龙无它长,惟工伺喜怒以投所好,而枢辅遂以兵马粮饷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非贿不用,罪惟贿则免,月有进奉,扣公饩以充私槖,将相之门黄白充斥,兵虚而不可问,饷耗而不可核。柳河一败,始论罪而终议赏,边关既无兵马,朝廷并无纪纲,籍名食饷者十四万而究竟则五万八千人而已。于是六使并出,镇守关宁,稽查兵实。而因及于诸路,权归内监,文武皆为肘掣矣。[10]

  

   王在晋污蔑孙承宗言辽军有十四万实则只有五万多人,显然是无中生有。继任孙承宗的辽东经略高第也曾持此说:

  

   明年正月,奴长驱入犯,路无留行,第撤兵之效也。第仓皇叫苦曰:“关兵只五万。”逆党喜而相告,此可以难倒枢辅矣。公遣人告户部曰:“高尚书散十一二月饷,且有全镇布花,五万乎,十一万人乎?今户部发饷,止给五万人,则尚书窘矣。予姑不置辨,尚书可自悔失言。予一疏使东有不识兵数之尚书,当为四夷传笑,遂轻中国。”奴既退,再奉旨核兵。第乃具疏认罪曰:“前止据见在五万,今核有某兵某兵各十一万有奇。”其欺妄如此。[11]

  

   王在晋对高第之说完全不加辩证而沿袭,显然是出自对孙承宗的私人恩怨,不足取信。王在晋还对孙承宗任用马世龙为将领多有微词,他和阉党分子一起攻击马世龙贪污、无能,其实际目的还是为了倾陷孙承宗。在他的陷害下,马世龙、茅元仪都被崇祯逮捕入狱。可见此人的个人品质不高。

  

   其次,王在晋在抗清战争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在明代民间,认为王在晋碌碌无为者多有人在,不仅在鹿善继、钱谦益等人的文集中多有提到,佚名所撰《研堂见闻杂录》也这么说:

  

吾娄王大司马在晋,当哲皇帝朝经略辽蓟,赐蟒玉、尚方剑。后入中枢,为娄中第一显官……按司马居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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