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红升:一个平凡人的哲学人生

——怀念任建成

更新时间:2018-01-15 19:47:02
作者: 李红升  

  

   如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并非诗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的向往一样,哲学人生也并非哲学家所独占,而是为关怀心灵和信仰的一切人所共享。平凡人也可以有哲学人生,我的朋友任建成即是一例。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三十年的友情。

  

   一

  

   我和建成兄的第一次见面是1984年9月初,当时我们都是华工八四级新入学的研究生,他是社会科学系,我是经济学系。华工是华中工学院的简称,经历两次跟风式改名后,现在叫华中科技大学,简称华科大。老毕业生改不了口,还是一口一个“华工”。华工是一个标准的工科大学,学生埋头苦学,推导个公式、摆弄个实验是小菜一碟,但要论人文社科的修养,大多是空空如也。

  

   在教育官僚遍地的年代,当时的院长朱九思却是一个异数,一个真正的、有抱负的教育家。他认为,单一的工科设置,势必导致学生思维方式的刻板僵化,只有引进人文社科专业方能激活沉闷的气氛。九思院长决心成为开风气者,并立志将华工建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是闻名全球的美国大学,文理工综合,但又不失工科特色。社会科学系和经济学系的建立,是迈向“中国麻省”之路上的一个小试验,这一试验将为更多人文社科学科的筹建提供借鉴。

  

   我和任建成第一次见面时聊了很久,感到很有缘份。其实,缘分是一种因共同感而产生的认同感,而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种共同感:他出生于山西大同的一个矿工家庭,我出生于陕西的一个农民家庭,既有半个老乡式的“秦晋之好”,也同属“工农联盟”这统一阵线,彼此之间没有本科时大城市人与小城市和乡下人的那种“玻璃墙”式的分野;他天津大学本科毕业后在一工厂呆了两年,因工作缺乏激情而决定从文弃工,我则是在华工读本科期间,因爱读各类闲书而厌倦工科,也想弃工从文;我们都感到,与武大、华师等综合大学相比,当时华工的人文社科就是一小儿科,可交流的圈子太小,以后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肯定少不了。

  

   研究生三年,除了经济系同学外,我与建成的交流最多。那个时期是开放的初期,各种西方思潮如过江之鲫,让患有求知饥渴症的我辈眼花缭乱,但也难免会朝秦暮楚,今天觉得这个主义有理,明天又觉得那个学说高明。哲学是人文社科上的皇冠,自然成为社会思潮的风向标。二十世纪一些重大的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佛洛伊德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纷纷如排炮般袭来,这让哲学专业的任建成如醉似狂,他近乎贪婪地搜找、阅读所能找到的书刊。研究生最后一年,他还出面组织讲座,请一些刚冒出头的中青年哲学家向本科生演讲。没有合适的演讲者时,他就自己登台,把最近的阅读心得贩卖给学生,并热衷于与这些爱好者交流。建成有很好的口才,讲起自己的感悟时滔滔不绝。举办这样的讲座让他很享受,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一个来自北京的女学生喜欢上了他,并开始了两个人有些曲折,但终成眷侣的恋爱之旅。

  

   哲学思潮在那个年代享有的至尊地位,是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所能比肩,更非今日已经衰落、沉闷和僵化的哲学所能比拟。这也导致我们讨论中的不对称:绝大多数时间都围绕着哲学问题,而我要么是听众,要么是一个提问者。我当然也想培养一些哲学细胞,也会在建成的建议下买几本翻译的名著,但极少有读完的、读懂的。哲学书与小说散文一样,都是同样的方块字,但前者对我却如天书,只认识字形,却不识文义。这种挫折感使我放弃了阅读大部头名著的念头,转而听他侃侃而谈。记得有一次说起唯物与唯心的分界线,他提到了哲学史上一个十分经典的测试——月亮在你不看它的时候是否存在?如果回答是,你就是唯物论,如果回答是不,你就是主观唯心论。我的答案当然是月亮永远存在,与你看它不看它无关。在我的脑子里,物质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事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对此没有产生过丝毫的怀疑。建成却告诉我,答不的人大有人在,而且他也由是转向不。他提到了许多人物,有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有二十世纪初的马赫,有爱因斯坦和根本哈根学派之间的争论,还有现象学家胡塞尔和其学生、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唯心主义大师的观点我并没有理解,也由于内心的排斥心理而印象不深。但记忆犹新的是,他说他有几个晚上彻夜不眠,边观察月亮边体悟,边与师友争论,在近乎疯魔的状态下才悟到真经——如果你不看月亮,月亮就不存在。我无此体验,当时也只是一笑置之。多年后,我的唯物论信念开始晃荡、消退。其原因在于近代史中多重“历史真相”现象所造成的困惑:近代中国的急剧变迁,使得一代代学者反复地对历史叙述进行重构,于是同一历史事件就有了多种“真相”,这与唯一“真相”的客观论产生逻辑冲突。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对自身经历事件的观察,我明白了所谓的“历史真相”,一方面依赖于讲者的叙述,而这一叙述又受太多因素影响。与其说讲者在叙述历史,不如说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叙述;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听者对历史叙述的信念,这一信念同样受太多的因素的影响。因此,与其说历史“真相”在那里,不如说听者从多重“历史真相”中选出自己认可的“真相”。如此看来,所谓的“历史真相”实际上是讲者和听者的“心”的构造,也是两个“心”双向选择的结果。这样的“历史真相”,绝不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历史事件是非“客观”的,物质世界客观性的信念也就不那么坚定了。

  

   在哲学话题中,两人可以“公平”些讨论的是逻辑实证主义。我学的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是逻辑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最坚定的信徒,学者们的大多数学术性论文,都严格遵守逻辑实证主义设定的范式——从假设到建模,再到经验证据,最后检验假设的真伪。由于这一点,经济学家颇为自豪地宣称,经济学是与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也由于这一点,我对逻辑实证主义有着较浓的兴趣。我与建成的讨论围绕“证实”和“证伪”而展开,而这一争论缘起于逻辑实证主义者与他的另类成员卡尔·波普尔之间的论战。在我看来,证实与证伪是一体之两面,被事实证明的命题就是真理,而被事实推翻的命题就是谬误。建成则坚持波普尔式的论断,真理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他举了一个例子:即使你从第一个白天鹅数到第一万个,甚至更多的白天鹅,你也不能证明“天鹅是白的”命题,因为你必须永远提防下一个也许是只黑天鹅,而“下一个”是永远没完的。虽然不能证实,但却可以证伪。如果能找到一只黑天鹅,那就会给予“天鹅是白的”命题以致命一击。争论反复过多次,谁也未能说服对方。直至今天,我仍然认为二者在方法论上没有本质差别,但在认识论上却不是这样。在见证了以颠扑不破的“真理”名义所带给人类的各种灾难后,不论这一“真理”是以科学之名、还是以普遍规律、普世价值之名,人们是否应该对一切用“真理”命名的东西表示怀疑,并随时寻找那个能带来致命一击的“黑天鹅”。与此同时,当我们从自然或社会现象中有所发现时,是否也应该时刻满怀谦卑之情。

  

   建成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主体间性”的,这是一个十分抽象但又极为重要的概念。每次碰到他,他都会以传教士般的热情给我布道,但效果如同对牛弹琴。毕业后,我到了北京,他则不顾已大学毕业回到北京的女朋友的召唤,去了武汉一所大学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在他看来,这个聚集了一批中青年才俊的研究所,是他哲学家人生的最好起点。然而,马克思那句著名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当一场风波到来后,他对理论的激情变成了激情的行动,这一冲动终结了他两年的哲学家人生,并第一次感到命运的残酷:他被原单位劝退,已考取的博士生不能上了,已经通过的托福考试也派不上用场了。

  

   二

  

   一九九0年初,我和建成又在北京见面了。告别武汉而来京与女友相会,建成也算最早的北漂一族: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那个单位会给他一份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户口,没有住房,平时大都在不同的朋友哪里蹭吃蹭喝。几个月后,他本科的工科背景派上了用场,一个无需审查的私人公司给了他一份工作。工作的性质是做有色金属买卖,说白了,就是从一个厂家低价拿货,再加价卖给另一个厂家。节假日休息的时间,他要么与女朋友约会,要么我们两个单身汉一起上小馆子喝喝小酒。在杯中酒下肚前我问他,不再想哲学了?他说,当你面对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时,再崇高的哲学梦想也能抛诸脑后了。或许,今生都要与哲学说再见了。但几杯酒下肚后,潜意识就会冲破理性的束缚,所谓酒后吐真言,对哲学的怀恋之情还是溢于他的言表。

  

   私人老板给他这份工作让他感激,但由哲学的云里雾里骤然下落到生意场,难免会有新手常有的迷茫、沮丧之感。建成是一个干什么事都充满热情、忘我投入的人,差不多一年多后,他就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俨然一个生意人了。有一次谈及“生意哲学”(其实就是生意经),他说没什么神秘的,无非是当上家和下家的中间人,每天请人吃饭、套近乎、送回扣。先约请下家采购员,最好是有实权的科长吃饭,酒菜下肚后就海阔天空,套交情、拉关系。混了脸熟后就入正题,商量供货的量和价,还有按金额给下家的回扣比例。下家搞定后,回头再按相同的路数搞定上家,这生意就成了。我虽然学经济学,但都是纸上谈兵,对实际生意中的猫腻所知甚少,难免疑问重重:为什么上家下家不直接做生意,让你从中渔利呢?为什么要两头送回扣呢?建成告诉我,他联系的上家和下家大都是国企,两家直接见面就成了公事公办,支票来支票去,谁也得不到好处。如果货款从中间人公司的账上转一下,中间人就可以套现,打点上家和下家。当然,中间人的公司最好是一家私人公司,方便提现走账。两头给回扣?那是因为上家下家都想得点好处。话说回来,吃公家饭的谁不想捞点好处呢?当然,这一好处也是有代价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上家的发货价要比市价低,下家的进货价则要比市价高。与市价的价差越大,中间人能给出的回扣就越多。这种经商之道,听着怎么跟法官干的事一样——吃完原告吃被告,二者只是方向相反,法官是坐等两头送钱上门,他则是两头奔波上门送钱,但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在两头之间找到平衡。建成说,由于本小,加之很难从银行告贷,他只能在地方小国营企业中找机会,并且资金要快进快出。这样流水看上去还挺大,其实却属本小利微的生意,挣的是辛苦钱,仅够温饱而已,根本无法与那些财大气粗,有高官显贵和银行撑腰的“官倒”相比。今天这个年代,许多富豪——其实就是在一代人时间内大发横财的暴发户——都爱讲一些感人而励志,被包装成创业故事的发家史。但建成兄讲给我的生意经使我明白,这些故事大多不靠谱。所谓的创业,只是摸着了倒买倒卖与权力联姻的路数,而所谓的“第一桶金”,大都来路不明、不正、甚至是不法,是商业与权力联姻后寻租的自然结果。中国原始资本主义不仅没有避免马克思所说的原罪——血汗工厂,而且还多了另一宗原罪——商业与权力的神圣同盟。

  

做了七八年小生意后,建成说他感到厌倦。除了养家糊口,这个生意圈没有任何知性的交流,更不能带来任何的精神满足。而且,生意前景也不看好,最大的危机是老客户在迅速流失:地方小国营要么纷纷倒闭,要么在私有化大潮下卖给了私人老板。总之,他这样的中间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内外交困之下他转行了,去了一个“书商”哪里。书商说白了就是些下海的文化人,又想发财,又想留个文化人的名份,便进入了出版行业。出版社和书号只能国营,但书商们可以以合作之名从出版社购买书号,所出之书也挂以出版社之名,但其实是书商自主选题、自主发行、自负盈亏。除了出书,书商们还在新华书店这一发行主渠道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84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