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东屏:制度决定论批判的批判

——驳尹伊文先生的《制度决定论的神话》

更新时间:2018-01-15 19:27:29
作者: 韩东屏  

  

   内容提要:尹伊文先生对制度决定论的批判,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重新解释囚徒困境入手,引出人的利益追求不一样、理性程度不一样、行动往往情绪化和人是能动主体这四个观点为理据来否定制度决定论;一是列举四个经验事实来进一步否定制度决定论。但是,经过对这些理据和事证的逐一分析可以得知,它们全都没有在任何方面伤及制度决定论,更不用说整体驳倒。制度决定论是驳不倒的,因为其核心观点“在有制度的地方,制度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是无法否认的。

  

   关键词:制度、制度决定论、囚徒困境、理性自利人、理据、事证。

  

   非常奇怪,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学界也搜索不到一种自称“制度决定论”的理论或专门著述的时候,竟然就已经有了专门针对制度决定论的批判,尹伊文先生的《制度决定论的神话》(以下简称《神话》)[1],就是率先发难的檄文。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的确是有一些中外解读者将以诺思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说成是“制度决定论”,但是诺思本人从未这样说过,他最多只说过制度“在经济绩效方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2]而从《神话》的内容看,它所提到的“制度决定论”的理论基础或来源,也确实不是诺思或其他什么人的新制度经济学,而是由杜尔凯姆所构论的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该理论认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社会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人的社会行为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然而,“社会结构”与“制度”并不是相互等同的。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含构成社会的所有要素及其相互联系,而制度只是所有这些要素中的一种。其他的构成要素是人口、家庭、各种社会组织、阶层阶级,甚至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因而当某些结构功能主义者说“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时,并不等于在说“制度对个人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神话》作者将制度决定论溯源于结构功能主义完全是找错了对象。至此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如果世界学界确实已有理论化的制度决定论,对它的指认就不会困难,也不会出错;只有在还没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指认错误。

  

   虽然迄今理论上还没有制度决定论,但这些年来,国内外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内,在研究方法上,确实逐渐有了一种乐于从制度维度出发去解释人的行为及由行为构成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制度决定论倾向。而从《神话》全文的具体内容来看,其批判矛头实际针对的,也正是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制度决定论。

  

   不管是理论化的制度决定论,抑或是方法论的制度决定论,毕竟都是制度决定论。所以,《神话》如果对方法论的制度决定论的批判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应该也可以用来对付各种可能出现的理论化的制度决定论。

  

   《神话》对“制度决定论”的批判逻辑并不复杂,大致可归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解析囚徒困境引出若干理据来颠覆制度决定论;二是以诸多正、反事证来进一步证明其颠覆的有理和制度决定论的无理。

  

   然而在我看来,这两个层面的批判逻辑都不能成立。

  

   1、对《神话》理据的批驳

  

   基于流行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囚徒困境解释模型隐含有制度决定论的意思,用《神话》作者的说法,是“囚徒困境的分析隐含着结构决定论的思维方法”,《神话》作者选择了以颠覆囚徒困境解释模型为突破口,从中引出若干理据来展开其对制度决定论的批判。

  

   博弈论的囚徒困境解释模型的具体内容,现已在学界已广为人知,此处无需再加赘述。它所隐含的制度决定论则还需明示为:外部的制度能对个人的行为选择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囚徒困境解释模型证明,在有一套关于如何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及量刑的制度安排之后,两个共同犯罪嫌疑人(囚徒)经过博弈论的分析和算计,最终分别做出的不是进行相互合作并最有利于各自的选择——都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而逃避应有刑罚,而是相互防范对方出卖自己这种最符合制度导向或最有利于制度安排者所想要的选择——老实坦白自己的全部罪行而得到应有刑罚。

  

   但《神话》作者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去询问警察,……警察会告诉我们,审讯员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攻心战术,才能使囚徒坦白。” 这就是说,《神话》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在囚徒困境中,攻心术比制度更重要。

  

   “警察的实践和囚徒困境的推理为什么会有差异呢?”《神话》给出的解释可以概括为如下内容:囚徒困境将人都规定为理性自利人的假设,忽略掉了许多具体条件或具体情况。但“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棋子,而是千差万别的有能动性的主体。”其中,“千差万别”是说,理性自利人所追求或看重的“利”有所不同,;理性自利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这种有限理性的理性化程度也不同,并且往往是情绪化的。因此,同样的制度对存在上述差异的理性自利人来说,并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有能动性”是说,每个人都不是只能受动于制度的“棋子”,而是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如何选择、如何行动的主体。是故制度对这样有能动性的主体不可能起决定作用。

  

   且不说《神话》用“如果我们去询问警察”这样的假设所得到的假设性回答,来说明“警察的实践和囚徒困境的推理”之间存在实际差异的研究方法是否太不认真,太不靠谱。就算是存在差异,实际情况是警察要在审讯时用到种种攻心术,才能让嫌犯坦白,那还是不能够否证制度决定论。道理不用多说。如果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制度安排(囚徒困境实质上就是一种这样的制度安排),那么在面对警察或司法官时,嫌犯选择不坦白就永远优于选择坦白,这时又有多少嫌犯会在种种攻心术下坦白自己的罪行?再说,警察种种攻心术的基本内容,岂不就是先向嫌犯交待相关政策即“从宽从严”的制度,再帮助嫌犯分析在此政策框架下,选择坦白和选择抗拒对自己的有利与不利?没有任何人会把制度决定论解释为只要把制度制定出来,就万事大吉,制度就能自动发挥决定作用。所以,有人去解释制度,有人去执行制度之类,都仍然属于制度运作的范畴。

  

   当然,理性自利人所追求的“利”从来都不止一种,并且每个人对不同之利的先后排序也有不同。所以这里可以承认,在囚徒困境中,有嫌犯会出于“哥们义气”或害怕同伙报复等原因而拒不坦白。但从概率上说,这样的情况只能是极少数。因为差不多所有不是为了政治诉求而共同犯罪的嫌犯都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而犯事,所以他们中乃至黑道人士中,真正相信哥们义气的人从来都是极少数。偶有真正相信的,也定是少不更事初入其中,一时被蒙骗的人。至于害怕同伙报复,也不可能是一个普遍的担忧,而只能是个别案例中个别嫌犯的顾虑,即极小概率事件。一来有很多犯罪是个人犯罪而非共同犯罪;二来嫌犯本人是同伙中的强者不存在被报复;三来可能实施报复的同伙也已归案;四来警方可用提供保护或预先警告有报复可能性的嫌犯同伙等方法来打消嫌犯的顾虑。而这最后一点,显然可以成为一个与“从宽从严”制度相配套的制度安排。相反,在没有任何相关制度安排或具体措施的前提下,警察能仅用种种攻心术,就解除掉嫌犯害怕同伙报复的顾虑吗?显然不能。所以,在这里仍能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制度而不是攻心术。与上相同,倘若没有“从宽从严”的制度安排,那么对嫌犯来说,采取拒不坦白的策略就只有好处而没有任何坏处,所以这时仅仅通过警察的种种攻心术就能坦白自己罪行的嫌犯,从概率上讲也只能是极少数。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让嫌犯坦白的问题上,有还是没有“从宽从严”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大不一样,制度在对付嫌犯方面的确是起决定作用。

  

   为什么有多种利益追求且对不同利益有不同先后排序的人竟然都会被同样的一种制度左右?这不奇怪。人有多种需求,因而也追求多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资源即利益。由于这些利益都是人生存发展的条件,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对人的生存发展不利,所以在任何时候,只要存在可能性,就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对任何一种利益的追求,也没有任何人愿意被剥夺任何一种既有的利益。就嫌犯来说,就是没有任何嫌犯会因为自己还有其他许多利益追求或更重要的利益追求,而不在乎被刑罚剥夺行动自由这种既有的利益或权利。正因为每一种利益都事关人的生存发展,所以制度就能通过对任何一种利益的剥夺或给予这样的社会赏罚,来对人们的行为选择进行左右和调控。

  

   当然这里也承认,理性自利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理性化程度也不同。不过,《神话》说人“往往是情绪化的”则不够准确,应该说人“偶尔是情绪化的”。因为若没有特殊的外部刺激,人的情绪是不会凭空起波澜的。而任何人客观地想一下也能知道,自己平生平静的时候要远多于情绪化的时刻,凭理性选择也远多于凭情绪选择。此事且不多说。既然这里也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甚至偶尔是情绪化的,这就导致也要承认,理性自利人在有的时候也会做出不理性的行为,或是不顾制度的率性而为,比如激情犯罪;或是未能选择制度化社会赏罚为人们预设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比如因不知驾车有限速规定而超速受罚。可所有这些仍不能形成对制度决定论的否定。制度不是一次性的命令,而是长期有效的固定指令或正式规则。所以,虽然是有人会率性而为,但只要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赏罚是及时而有效的,那么,他此后至少在这同一种事情上,再不会率性而为,触犯制度,激情犯罪;虽然理性的有限或程度的不同是会使有的人未按制度赏罚的导向行动,但行动之后所遭遇的受罚或未获赏的挫折结果,立刻就会让他获教训,长见识,增理性,并迅速将自己以后在这件事情上的行动选择调整到与制度赏罚导向相一致的方式上,比如开车超速受罚后再不超速行驶。这就说明,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情绪化的率性而为和不够理性的行为选择,只可能是他的极少数行为,而不可能是绝大多数行为;若从他对待或处理同一件具体事务来说,基本上只是一次性行为,而不可能是反复发生的行为。因此,每一个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和反复出现的行为,只可能是符合制度赏罚导向从而也符合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整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行为和反复出现的行为,也只可能是符合制度赏罚导向从而也符合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这就是说,偶尔出现的率性而为和不够理性的行为,并不意味制度对个人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人也是有能动性的主体。所以,一个人究竟听不听制度的摆布,还是要由他自己决定。这似乎证明了不是制度在决定,而是行动者个人在决定。但是,有能动性的主体也有自己的各种需求,并且他的各种行动追根溯源地讲,也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否则,他就什么都不需要做。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这种需要的器官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3]既然有能动性的主体最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才“动”,那么他在考虑怎么“动”的时候,就自然会考虑怎样“动”才会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亦即怎么“动”才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他经过思考发现只有按制度赏罚的导向行动才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他就会选择按这样的行动方式行动,并且会在制度赏罚规则发生变化的时候随之相应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在这里,从外部看,是行动者被制度决定了行动方式;从内部看,也是行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审时度势进行选择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84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