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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琪: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小说家的创作理论与实践

更新时间:2018-01-13 20:27:07
作者: 钟琪  
比如刘姥姥在大观园吃饭的憨态,比如高尔斯华妥的《苹果树》主人公和少女相恋的细节等,只要有一个片断,马上就让人物“立”起来了。

   从个人角度我更喜欢托尔斯泰的《复活》,我觉得《复活》简直达到了艺术上尽善尽美的程度。许多细节,现在犹如闪电,不光是玛丝洛娃的遭遇,更是聂赫留道夫艰难、复杂的精神回归之路,还有聂在走向高尚的路途上与玛的堕落后的不苏醒反复遭遇,这一强烈对比更增强了悲剧力量,《复活》给我刻下的烙印中,除了精神层面的震憾(聂赫留道夫内心深处的拷问,那种震荡,工作生活多年,余震仍依久不息),其凝炼的情节,简洁的笔法,饱满的人物形象,张驰有度的行文(回忆引诱玛丝洛娃段缓,法庭审判段弦拧得紧)等也同样令我震憾,其作品如山一般横在那里,一直以来,一想起《复活》,我对我的写作顿生绝望感,不敢面对文字,自己渺小的如同那高山下的一颗尘埃,还怎么再敢奢谈文字?

   玛丝洛娃来源于生活,(底层世界中,这种不同版本的形象比比皆是,在中国,不论是过去大家族中的仆人〈如《雷雨》中出现的形象〉,还是现在已经存在的不同阶层,还有因各种原因从事不能见光的灰色群体),可又远远高于了生活,托翁用近一生的积淀,还原出玛丝洛娃这个形象,可见‘玛比洛娃’在生活中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又是多么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她的‘少女的希冀’‘不自觉到不觉醒的堕落’再到‘逐渐的精神复苏’,完全是从炼狱般的生活中一路走了过来,最终升华成了一个永恒的文学形象,具有了时读时新的经典意义,无论是《雷雨》还是高尔斯华妥的《苹果树》都难以与《复活》相比,雷雨中的周仆园没有完成他的精神复苏,只到了意识到自己精神在堕落的程度,而且这种意识也相当淡薄,而侍萍的形象则停留在了‘不觉醒的孱弱者’的阶层,可以说是一种幼稚的状态,无论是否符合生活的真实,但肯定是缺乏更广博的提炼,进而达到‘超越生活’的程度。《苹果树》中的‘我’裂变的过程,比周朴园的程度要深刻。

   人物形象的凝练跃然,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大千世界的所经所遇,也就是佛家那“十万八千法门”吧;必然性是人物形象的内核都要指向作家内心的“原点”,这个“原点”更多倾向于“写来写去都要回到童年”。

   我个人写作基本上都是先有刻骨铭心的细节记忆,就象一道闪电一样,捕捉后在时空发酵,在后来的岁月中陆陆续续偶成。(这是指的短篇和中篇的写作,长篇《未剪断的脐带》写作中,不是这个体会,体会更深刻的是对体力、耐力、信心的极限挑战。)

   短篇小说《血象太阳一样美丽》表面讲的是普通小人物王正殊杀死赖皮毛桐的简单故事,奸猾的仁六、油腻的站长等各色人物穿堂表演,内核仍是母爱的一种延续。关中农村过去经济水平比较低,家里养鸡一般是用下的鸡蛋换油盐酱醋贴补家用,吃鸡是一件上桌面很奢侈的事,一般是过春节才享用。我很早便在外地上学,有一次中途回家,母亲便在后院杀了个鸡,阳光下鸡血绚烂五彩的这个细节便留了下来,小说也是由这个细节引发的。

   中篇小说《周年》,是我对农村生活的一次停顿式反刍,农业文明是我们民族的根,理解中国的事情要从剖解农村开始,其中红白事是触摸国民性非常好的一个视角。这个小说思考了好长时间,其中上里村新贵楼贵要利用给她母亲过十周年这个事情,扬自己的名,打击离任的老支书白发朝这个故事壳子早早就有了,可一直找不到突破口。有一次看到浇地,昏黄的渠水流进了干裂的土地,歪歪焉焉的玉米一下子滋润起来,瞬间就激活了万千记忆,这一段描写成了这篇小说的开头,也基本确定下小说规规矩矩、写实的风格。顺便说一下,小说中的第一段都非常重要,如同乐章中的序曲,定基调。

   还有短篇小说《飘满雪花的新年或死了一窝猪》,最初是冬天临近年节,看到有户人家猪被倒塌的猪圈压死了,其中白雪茫茫,一头冻得硬梆梆的猪挺立在烂粪泥中这个细节清晰无比。后来断断续续思索、确定用寓言变形的方式来完成,大约也经过了七八个年头吧,当然,其间也牵涉到不断的打碎、重组、提练,让重要人物无穷尽得接近艺术的真实。

   相对于纪实的‘真实’细节,虚构变形的处理倒更容易接近生活的本质。这在中国传统中也能得到启示,比如民间的剪纸,就擅长于采用变形艺术,比如日、月、阴、阳等的代表形象,蕴藏着生活的智慧在里面。

   写作者需要在情与色的细节上自律与节制:情色男女此言甚有味道,追溯而上,古代的许多图腾、雕刻、壁画都有生殖器的崇拜,或阴具或阳具自然而大方,难能看出半点的色与情来?只是后来随着当初只为繁殖下代目的的淡化,进而有闲阶层的出现,才慢慢演变出了色与情来。

   再者说来,色与情只所以有存在的市场,正因为是人本身需要它们,其实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他们的洛丽娜,每个女人也都有她们眼中的贾宝玉,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就得抑制这些欲望,而作为有渲泻途径的艺术家而言,就更要慎对个人的艺术天性,就象真理与谬误咫尺之距,唯美与色情也只半步之遥!

  

   四、提炼是道窄门

   提炼是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决定了一部小说的深度。提炼的过程是培养逻辑概括能力的过程,也是一个作家摆脱‘自恋’的小我,将外延无限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去的一个过程;更是思想性在人物身上的具体体现。

   大家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怎么高呢?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不是空泛的,不是空中楼阁的,是需要潜入生活的深海,又一点一点拧干身上的水份,这就是提炼。

   表面上看,提炼仅仅是对情节的精简,是让人物更加饱满,语言更具个性化,抛开这些能看得见的东西,提炼实际上是作家从生活的深海中一点一点浮出水面的过程,海底世界的千奇百怪、连同“大海博大的气息”都要浓缩进观音小小的净瓶中。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谈到他写《铁皮鼓》的过程,讲他写了无数遍,一遍一遍地写,最终写到了后来那个面目。这个具有代表性,《雪国》也是写了好多年,《情人》一样,是许多年积淀的一次回眸。

   在提炼艺术上堪称大师的有海明威,海明威那段‘六分之一在水面,六分之五在海水里’的名言,形象化地说明了提炼的价值,露头的‘六分之一’冰山,便是凝炼的生活,是那“净瓶中的柳条”,尽量简约,却“芥子纳须弥”。冰山之角下那庞大的体量,也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这也是中国传统书画中的留白。

   经典之作《老人与海》起初做为一个长篇,被作者揉碎精简到桑提亚歌出海捕鱼,返途与鲸鱼做斗争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直接触摸到生命的本质,来源于生活又因‘提炼’而超越了生活的饱满的艺术形象,包溶性极大,有了无穷的指向。桑提亚哥便是一个抗争者的象征,我总觉得他象一个正行走在路上的作家,又觉得是伟人叔本华的画像,无论是要拯救人的心灵的宏愿,还是寻找幸福的终极的追求,意义只在于与大海与鲨鱼的搏击之中,若自以为得到了终极的幸福,自以为拯救了他人的心灵,那么,只能滑稽地得到那具庞大的鱼骨。桑提亚哥与鲨鱼是敌人更是朋友,在互相搏击之中体显了各自的价值,也升华了各自的生命。桑提亚哥又象征了‘向往精神超脱’的作家,海浪与鲨鱼则象沉重板结一块的生活,作家与苦难的生活是对抗也是依存,由于作家‘高于生活’的作品还有他们那‘夹缝’里挣扎着的生存,点缀滋润了板结的生活,苦难的生活又源源不断地为作家们提供着乳汁般的养份。

   来源于生活又因‘提炼’而超越了生活的饱满的艺术形象,便在无意之间有了无穷的指向,无论是谁,违背了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的途径,艺术形象都会单薄,遭到置疑。如盛名一时的《怀念狼》,作者怀念一种逝去的野性,(或狼或自然的村庄),希望与理性的生活对抗,这是一个无穷的母题,并没有因为西方大师们的挖掘就能穷尽,(如劳伦斯早期作品),(如日本《地洞》等小说)(卡夫卡的作品也可以理解成理性的社会对渴望自由的个体的精神伤害),可《怀念狼》达到了吗?远远没有。我看那些狼,怎么看还都是狼!倒是村庄有些诗意,似乎是完成了提炼的三个阶段,可仔细读了,还是模糊,总得到一个与时代文明脱节愚昧不开化的原始部落的印象,看来那个村庄也不是提炼后的村庄,只是作者自己‘心中想象的村庄’。

   在提炼典型形象中,许多大家都用到了变形的手法。变形是更好地接近生活本质的途径——“哈哈镜里看到更真实的自我”。在提炼的过程中,会用到大象征的手法。卡夫卡城堡变形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地,都是“大象征手法”

   巴尔扎克时,小说穷尽现实的不同层面;福楼拜则探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托尔斯泰是宏伟雄壮跨越时空进入历史;而普鲁斯特则是错乱时空只捕捉如同一道道闪电的时空瞬息,无论如何,文学都在找寻生活的本质、生命的意义,这是由人性的缺憾带来的悖论。

  

   五、形象大于思维

   如果说提炼是减法,那么,在具象性地塑造中,就要捕捉时代的本质,刻骨铭心的“个体体验”是形象的魂魄,在转化为具胡时代特征的“公共记忆”中,巨大的生活信息量如同血肉的融入,就是在做“加法”。

   时代特征是对生活前沿的把握,带有前瞻性,决定了小说的宽度。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包含着强大的信息量,这些信息量都带着时代的烙印。换言之,写人性前辈大师已经高耸入云,我们不可超越,简单重复又有何意义呢??“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说不变的是永恒的人性,那么,能够刷新的只能是断面的特定时代。真诚触摸时代脉搏是每一位艺术家必须面对的,这也就是“笔墨当随时代”的潜台词!

   歌德的《浮士德》给了我们启示,浮士德与魔鬼靡非斯特之间的关系,带有象征意义,只有返回生活,才能重生,残酷的底层生活如海水一般可以淹灭掉你,但同样可以将你漂浮,继而把你送到彼岸。

   我一直有一个偏见,书斋内学者们写的那些所谓的哲理性的小说、启迪人性的小说,太“窄”了,不是真正的小说,真正的小说只是以形象感染人,至于能否给人以启迪,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再者说了,读者有自己的思维,是不需要别人来指导人生的,当然,有人恐怕会提出萨特这个例子来,萨特做为一个哲学家,其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阐释他的哲学思想,或许他自己真有这种“思维先入”的想法,可是他的文学作品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看不出来是为了阐述什么思想的。比如他的《墙》,形象饱满,哲理深刻,给人以深思,但却绝非有什么特指的东西。也更没有什么说教的东西。

   举举《红楼梦》的例子吧。《红楼梦》内文包罗万千,人物形象无穷指向,至今争论不休,是形象大于思维最好的例证。我个人很早便接触了《红楼梦》,《红楼梦》对我的写作、生活包括对我的性格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下面是我个人走出来的一点体验,仅供借鉴。

   《红楼梦》虽然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但也远远没有象现在的学人吹的那么神乎其神,我个人觉得他的价值不在于什么‘反封建’‘个人觉醒’呀之类,而是贾宝玉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以一种不愿苏醒的‘童年精神’来对抗他眼中的现实生活,还有便是他对女性的尊重态度,除却世俗的‘肉体关系’发展成更圣洁的‘精神触摸’,这不光在当时,就是现在,乃至以后都是意义非凡,贾宝玉是个中心人物,由这个非常成功的核心人物形象,演生出其它种种饱满的人物形象,这是《红楼梦》的大成功,从思想层面上来说,《红楼梦》也是有高度的,但它仅仅只是达到了‘古代虚无思想’的高度,刷新了这个纪录,而没有超越这个纪录,我很小就读到了《红楼梦》,《红楼梦》对我影响非常大,那首‘好了歌’一直在我耳边响着,一种非常神秘的悲观思想也一直笼罩着我,我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最伟大的小说,是小说的颠峰,可在读过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后,才慢慢醒悟过来,也才慢慢觉察到了《红楼梦》的缺憾。

   在以具有巨大包溶性的形象、逼真又带着种种预示地反映生活方面,《红楼梦》确实达到了无以伦比的高度,无论是在《约翰克利斯多夫》、《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巨著、还是莎士比亚、歌德、帕斯捷尔纳克等巨人面前,都不逊色,他的欠缺在哲学层面上,比如约翰克利斯多夫并没有停留在悲剧般的苦难生活面前,而是以一种‘无畏’的英雄气魄,给人们提供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比如日瓦格医生无论身居何处都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悯惜着一切人,常常带着一种牺牲精神,这种博大的爱感染着我们,净化着我们的生活,净化着我们的灵魂,再比如被黑暗压抑地时时喘不过气来的妥斯托耶夫斯基,也总是能从宗教中给我们带来解脱,带来一种生活的智慧,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其实这也是作者曹雪芹本人思想上的局限性,他悟到了中国的佛禅之后,便停步不前,没有向前再推一步。

   “文学要干预生活,直到生活不干预文学!”以这句话作为结尾,与爱好文学、志于写作的异禀同道共勉!

  

   (此文为作者在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文学讲座)

   钟琪,中国铁路作协理事,陕西省作协会员,中国铁路书协会员,西安铁路作协副主席。19岁开始发表作品,曾在《今天》《佛山文艺》《延河》《山西文学》等发表五十余万字小说和随笔,诗歌被编入多种选集。写有长篇小说《未剪断的脐带》、小说随笔集《血像太阳一样美丽》,曾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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