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江涌:“一带一路”宏伟实践的几多变数——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研究

更新时间:2018-01-12 15:12:06
作者: 江涌  
这就是至关重要的“势”。有了大势,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发挥市场调节,这就是不可或缺的“力”。中国要持续保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一定的“势力”,即优势与张力,才会有“一带一路”的持续发展。然而,中国在高新科技尤其是通用科技上的集成式领先不足,中国所拥有更多的是一种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之优势,这种优势恐怕难以持久。中国势与力的不确定性,给“一带一路”的持续性带来变数。

   科技生产力领先与否而带来的变数。东西方科技发展水平差异且不断积累(中国丝绸生产技术领先几千年,世所罕见),导致双方生产力存在较大的持续的持久的落差,中国形成了明显高于西方、中亚西亚相关各方的势能,由此才会产生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兴盛是东方(中国)在科技、生产力等方面明显持续高于西方的结果。东方(中国)具有明显的主导性,这样也使中华的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的文化文明,对“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使得丝绸之路成为和平之路、文明之路。

   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交易内容、交易渠道与交易成本。当航海技术与手段(指南针、三角帆、大帆船、阿拉伯领航员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海上航行的成本显著降低,海上贸易逐渐取代陆上贸易,成为远距离跨境贸易的主渠道。随着中国科技(如种桑养蚕缫丝织锦、烧窑制瓷、种茶烘焙发酵等技术)传播到西方后,中西方的科技生产力差距不断缩小,东西方贸易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已经不再是奇货可居。欧洲生产的丝绸或从近东中东进口的丝绸[1],虽然质量总体上比不上中国的几大名绣,但是已经构成相当的替代。魏晋南北朝时,中亚、波斯等国家生产的一些丝绸品种已经返销中国西北地区。英国的瓷器烧制能力与水平不断提升,与中国景德镇不相上下,不仅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还部分领先。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广泛种植茶叶,欧洲需求茶叶可以从南亚次大陆进口,较从中国进口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科技停滞,生产力缓慢,使得中国的竞争优势(势能)不断削减,直至几近消失。

   当郑和率众驾驭“宝船”七下西洋(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即1405--1433年)时,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水平也近乎达到巅峰。随着“宝船弊政”凸显,远洋航行结束,中国的科技创新进而生产力发展也就近乎停滞了。其实,此时的丝绸之路已经名不副实,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高附加值货物已经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黄这样的药物。据俄国档案资料,在1403年至1404年6月间,共有600头驮载中国商品的骆驼到达撒马尔罕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其中可能有100至300头驮载大黄。中国输送到西方的货物,除了大黄、茶叶之外,还有诸如小米、高粱、肉桂、姜黄、生姜、麝香、樟脑等农产品,不再有像样的高附加的工业制造品,很显然中国已经不再先进。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逐渐开启,西方科技得到思想解放运动的助力,开始加速发展。到17世纪,伴随牛顿定律、微积分、蒸汽机、光波动学说等系列杰出成果的出现,西方科技出现总喷发,而且一发便不可收。1626年,明将袁崇焕正是使用葡萄牙制造的“红衣大炮”暂时挡住了努尔哈赤的铁蹄。约略推算,时值中国“康乾盛世”,中西方科技进而生产力落差出现了大逆转。

   工业革命开启,使得西方科技、生产力迅速领先东方(中国)。西方的纺织技术尤其是棉纺织技术的提升与棉纺业的形成,使得棉织品在欧洲消费者中迅速普及,填补了在毛织品(粗超难耐)与丝织品(奢侈华贵)之间空白,同时也形成了对丝织品的替代。丝绸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价值比重与突出地位迅速降低,以丝绸冠名的“丝绸之路”因此不断暗淡。而且,西方借着因科技生产力领先中国的优势,不只是强化对东方的市场竞争优势,而且不断强化在文化、政治乃至军事上的优势,坚船利炮、情报间谍(多以传教士身份)伴随市场开拓与商品贸易协同推进。昔日的和平与文明的丝绸之路,从此逐渐淡出了世人视线,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征服与奴役的殖民主义、剥削压迫与垄断操纵的帝国主义隆重登上历史舞台。在东西方之间,因为势力易位,同样的路,因为承载的道不同,其表现与结果便相去甚远,一类是和平与文明,另一类则是血与火。

   很显然,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过去几千年东西方贸易形式、内容、结构与渠道,决定了古丝绸之路的兴衰。中国“老三样”(丝绸、茶叶与瓷器)的领先与衰落,决定古丝绸之路的盛衰;今天中国推出的“新三样”(高铁、核电与航天科技),决定着中国在新丝绸之路的号召力、感召力与主导权;未来,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仍将最终决定“一带一路”的进展与盛衰。和平与文明之路的兴盛在于中国科技生产力领先,和平与文明之路的衰减,当然也会在中国科技生产力滞后。

   应对NGO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变数。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面貌因此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经过工业化的洗礼,经济富有效率,社会富有秩序(遵循规则,守时守规等),不同的人们依照一定利益或一定目标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非盈利组织等,这些组织在国内扮演着自我管理如社区管理,监督企业(为自身效率最大化而导致外部不经济,如排污)合法经营与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监督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支持引导政府积极作为,与此同时,也是企业和政府改进自身形象、增加信誉度和美誉度等无形资产的有力工具。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与压力,企业与政府的跨国活动频繁,导致越来越多的NGO产生跟随行动,监督和协助企业、政府在海外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活动,如此NGO的子系统或海外代理纷纷出现。如此,NGO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西方强权国家,利用NGO积极实施更加有利于母国企业或政府的行动,或者不利于竞争对手(企业或国家)的行动。这样,一些NGO自然成为一些西方强权国家实行维护企业垄断、国家强权、破坏损害竞争对手的工具。随着“走出去”步伐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在海外形成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但是企业在海外经营经常遭遇东道国各类NGO以各种名义(如环保、民生等)的袭扰,这些NGO背景复杂,背后往往有强权国家、利益集团的影子。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各类非政府非盈利组织上发展滞后,中国企业与政府缺乏与NGO周旋的相关经验,更没有“以夷制夷”的能耐,因此在境外不时遭遇NGO的袭扰,往往会产生于我企业不利甚至灾难性后果。

   情报军事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变数。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及产业革命兴起,西方国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一路领先,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用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近乎格式化了整个世界。由此,他们在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英美等国的基本做法是,企业投资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安全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亦即,英镑(美元)流到哪里,英军(美军)与英谍(美谍)就跟进到哪里。企业、军事力量与情报机构三者协同推进,互为犄角,缺一不可。情报机构发现风险,军事力量消除风险。持剑经商,带谍前行,无往不胜。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商界、政界相信“世界是平的”,任何怀揣发财梦想的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到广阔的世界舞台,大显身手,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来发展自己。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企业发展到哪里,中国的国家利益集中到哪里,哪里往往会生事生乱,不仅给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麻烦,而且很多最终给中国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等国等地的投资很多血本无归,很多法定合约无法生效,很多项目无疾而终。一个个折戟沉沙于海外的案例显示,中国的海外情报搜集能力、军事行动能力不是一般不足,而是远远不够,远远不适应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

  

   三、谋与术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朝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一带一路”倡议是战略、战役和战术的集成,每一个步骤与环节都必须细致谋划,既要谋全局,也要谋一域,既要谋万世,也要谋一时。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光谋不行,还要行动,行动要有方,要得法。即科学的细致的谋划还得落实在具体地精准地实施上。

   不良习惯的变数。中国人有很多优良品质,如勤勉好学、吃苦耐劳。但是,也有不少不良习惯,如好面子往往胜过里子。不只是一些政治人物、国有企业家如此,私营企业家、普通百姓也是这样。好面子,就会讲排场,讲潜规则,讲人情大于法理,讲灵活性大于原则性。一些企业家到沿线国家经贸洽谈,动辄要求东道国总统总理接见,与其他企业家甚至政治人物攀比,若是只有相关部长副部长出面,便觉得矮了三分,拍集体照若是没有安排站在前排最中间,便觉得脸上无光。一旦对方给足了面子,尤其是所谓超规格接待,往往就会头脑发热,穿越边线底线,给对方想像不到的优惠与让步。好面子,让我们屡屡处于被动、丢里子的境地。

   重陆轻海的变数。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1.4万多公里岛屿岸线,合计远远超过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但是,多少世纪年来,中国人(主体民族、多数群体、统治阶层)一贯重陆轻海,亲陆恐海。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陆权重于海权,陆军重于海军,陆上通道重于海上通道,陆上资源重于海中资源。达者精英,高天厚土;寻常百姓,安土重迁。陆与海的畸重畸轻,导致中国的发展日趋失衡与安全日趋失衡,发展越来越受制于海上,威胁越来越集中海上。直至今天,一说陆上丝绸之路之发展,常常津津乐道;言及海上丝绸之路之建设,往往应者寥寥。

   自我谋划的变数。商场如战场,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下,谋取海外利益的商场实质就是战场。因为西方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奉行的是零和博弈的安全观与发展观。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上奉行的是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然而,这种共享共同的理念,在主导现行世界秩序规则的西方那里,在追求世界霸权的美国那里,管不管用,我们不甚清楚,因为这类新命题在西方人书写的历史中未曾看到过,尤其是对那些后进大国而言更是没有成功案例可寻。

   非但没有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美国盟国之间的共同安全当然不是我们所主张所理解的共同安全),而且努力使对方要么停滞发展、要么畸形发展,努力使对方更加不安全,如此就能逼迫对方依赖自己、依附自己,将目标国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这样在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世界上,逐渐形成金字塔式的而不是平行的安全架构。

   在批判西方奉行实用主义或霸权主义发展观与安全观的同时,我们忘记了自我审视,审视我们的发展观与安全观是否过于理想主义,而且是否有一厢情愿的成分。推出“一带一路”,似乎设想,来者皆是愿者、善者,是否细致地思考过来者也有不善,或假装自愿。是否思考过,那些域内大国、域外强国就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正在引导塑造一种新规则新秩序,替代由西方一直主导的现行规则秩序。设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这样“束手就范”,就没有一贯的捣乱破坏、再捣乱再破坏。还有,我们将丝绸之路描绘得如诗情画意一般美好,像窖藏多年的美酒一样甘醇,或总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但是是否认真地设身处地思考过,中国沿边的、丝路沿线的那些中小国家,是否乐意分享我们的记忆,因为历史上,其中的很多国家近乎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他们是否就是很真切、热切地响应中国搞“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

“美元陷阱”的变数。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着所谓“四大陷阱”,即俢昔底德陷阱、周边安全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颜色革命陷阱。“四大陷阱”可谓耳熟能详,但是往往又似是而非。因为国际话语权包括学术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西方的手里,国际议题话题主要由他们设置,言不及义、言不由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等等事情一直在持续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79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