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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高质量新闻的命运

更新时间:2018-01-12 00:43:43
作者: 胡泳 (进入专栏)  

   在数字时代,调查性新闻不需要变成一种牺牲品。实际上,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进行传递的新闻机构,有办法比任何时候都能传递更多的调查性新闻。

  

哀鸿遍野的报业

  

   10年以前,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到了今天,很明显,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下,报纸将不能够生存。

   近年来,美国宣布停刊的报纸已超过200家。欧美大传媒公司最近掀起分拆潮,纷纷集中资源,把公司拆分成“赚钱组”和可卖掉的“不赚钱组”,显然报业属于后者。

   不妨看看《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案例。它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最大的报纸,已经几乎不能存活下去。它正在陷入财政赤字,发行量急剧暴跌,编辑部也有很多员工离开。2005年,该报的发行量下跌了16.6%,降至40万份;2006年,进一步下滑至37万份。为此,报纸减少了本地新闻,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美联社的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而不是派出自己的记者采写。2007年,四分之一的编辑部人员被裁撤。

   2009年2月,随着发行量跌到31万份,报纸的母公司赫斯特公司(未上市)首度披露,《旧金山纪事报》的财务状况迫使该报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运营成本。从2001年一来报纸一直在亏损,2008年的亏损额是5000万美元。赫斯特声明说,如果不这样做,《纪事报》面临的命运是,要么出售,要么关张。10月,ABC(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报告说,在过去半年内《纪事报》的销量大跌25.8%,仅为25万份,构成美国主要报纸中最大的跌幅。如果赫斯特公司决定关闭该报的话,旧金山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没有主要英文日报的城市。

   另外一份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对此评论说:“如果新闻业在这个美国最愿意参与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走向衰落,那么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个多世纪以来,报纸一直被作为一种公民良知,通过制约腐败、培育责任或仅仅是让公众知情,在促进民主理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其后,《旧金山纪事报》进行了声明中所说的大幅削减成本和裁员。报纸没有关闭,相反,它的团队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将《纪事报》恢复到2000年与旧金山另一家报纸合并并陷入混乱之前所享有的商业健康。该报现已连续四年盈利,并增加了编辑和业务人员。发行人杰夫·约翰逊(Jeff Johnson)说,收入每年以大约4%的速度在增长。同一时期,据Pew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大部分报纸上市公司的收入都在持续下滑。

   如果与其他行业横向比较,结果更是惨淡。2012年3月,CEA(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和社交网站LinkedIn联合发表研究报告称,2007-2012年,在美国众多产业中,报业的衰退最严重,萎缩了令人吃惊的28.4%。甚至零售业,在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导致普遍工作流失、消费紧缩的情况下,也不过才萎缩了15.5%而已。而且,零售业已经有所回升,报纸的前景却依然暗淡无光——在可见的将来,报业下行的总趋势没有挽回的迹象。

   原因何在呢?各路观察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以为,报纸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而据NPR的前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Gary Knell)所称,30岁以下的人不读报,而且在其年龄增长后也不会读。

   其二,报纸的商业模式走入穷途。平面广告不断下滑,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失,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当然,广告竞争的压力不独报纸为然,面对互联网,电视也在流失广告。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其三,报纸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均下来,管理成本占14%,纸张16%,印刷20%,发行9%,广告开销14%,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只有27%。由此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由此,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怎样的?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80%。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其中一个迫切需要回应的关切是,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有许多的定义,笔者在此处定义为:调查性报道意味着揭露那些被隐瞒的事实,这些事实要么是身居权位的人有意隐匿,要么是环境混乱导致它们偶然隐身,调查性报道就是要把所有相关的事项都向公众曝光,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分析。

   在这种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需要很大的投入,无论是在资源还是金钱方面;而且,这种报道容易引起法律纠纷,因而变得更为昂贵;最重要的是,所调查的都是为着公共利益但却还没被摆上公共议程的问题。调查性新闻的作用是,让那些还没有暴露在公众面前的问题见光,追问权力应负的责任,不管这种权力是处在地方、国家还是国际层面。

   调查性报道与权力息息相关,毋宁说,它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分析。在对权力说出真相的过程中,它可以激发有益的公共讨论。调查性报道也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些报道揭露或者发觉了罪行、腐败、反社会的行为和不公正吗?它们拆穿了个人或者组织的虚假、虚伪和有意误导的声称吗?它们是否捍卫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它们披露的无能、疏忽或失职影响了他人吗?它们暴露的危险或剥削行为可能损害他人吗?

   詹姆斯·麦迪逊在200多年以前写道:“自由检视公共角色和措施的权利,人们之间自由沟通的权利……已经可以被认定为构成了对其他权利的唯一有效的保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履行了这样的角色。可以肯定,很多报纸仍旧揭露腐败并曝光当权者希望保持隐秘的真相。但是不幸的是,调查性报道成为一枚荣誉徽章,越来越难以维持。调查政治家、政府机构或者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是一项非常昂贵和耗时的实践。费用包括一整个团队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薪水,几个月的研究,多次的采访,以及有时候频繁的远距离旅行。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带来很多无法预计的风险(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虽然投入很大,但回报无法保障,好的调查性报道不一定能带来大量的读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调查性报道都是一种昂贵的新闻形式,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

   由此,只有经济上健康、资源丰沛的媒体才有能力从事调查性报道,而这在报业面临如此巨大的经济挑战之时,几乎是一种奢侈。当预算非常紧张的时候,调查性报道经常成为首先被削减的项目。

  

调查性报道的出路

  

很明显,迅速发生的经济、技术和行为方面的变化给调查性报道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问题在于,如果报纸不能够做这种工作了,那么谁来做呢?调查性报道在互联网时代的命运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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