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羞耻感的重要性

更新时间:2018-01-11 15:35:32
作者: 吴万伟  

弗敏·德布拉班德著 吴万伟

 

人们上网之后顿觉轻松自由,可以随心所欲,觉得激进和自由。但是,敞开心扉与人对话和分享真的如表面上那样具有解放性吗?

我们很多人上网后的行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众所周知的矛盾:明明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督,却只是在口头上支持揭露谷歌公司和政府的监督罪恶的人。究竟什么东西被看作过于私密、或暴露个人信息、或庸常平淡不适宜上传到网上,什么东西能够上传或与社交媒体“追随者”圈子分享,边界似乎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大量数字玩具为我们提供了令人神奇的连接和方便,面对此种情况,我们很多人相信作家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在《纽约客》上所说:“令人头晕眼花的数字产品让人觉得纠缠于隐私意识实在愚蠢之极”。

这并不是说社交媒体限制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说我们的网上自我并不是高度加工过或伪装了的。同样也不是说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民众或者明知自己是攻击对象的社会少数族裔对自己网上言论的谨慎和担忧是没有道理的。关键是数字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亲密感和羞耻感的概念,而且这种改变是以无法预测和矛盾的方式实现的。 

比如,我哀叹隐私得不到尊重,但我心甘情愿地习惯性地为了方便而不惜牺牲隐私。下馆子吃饭时,我不再被迫碰运气或者猜测哪一家最好;点评网站Yelp会告诉我,然后引导我来到餐馆门口。乘坐公共交通时,我不再冒险因交通堵塞造成的晚点,谷歌地图会告诉我前往目的地的最快线路;只消打个手势,优步公司(Uber)的轿车就能通过若干条偏僻道路载我到达目的地。我不再需要记住朋友的生日;脸书会提醒我,毫无例外地引诱我不断更新帖子来提醒人们我的存在。为了使用这些软件,需要做的不过是把我所在的位置、我的习惯、我的观念都告诉其母公司,一旦它们选择核查我的情况,这些信息就成为透明的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中写到,“可见性是个陷阱”。他的意思是允许自己被人监视和学会监视他人既充满诱惑又十分危险。他引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8世纪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计划,在这样的监狱中,囚犯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位于中心塔楼里的占据者警惕的眼睛的监视,而囚犯却看不见是否有人在观看。要点是囚犯将幽灵看守的存在内置化,无论那里是否真的有人在监督,他们都要规规矩矩。边沁总结说,“道德改善---健康维持---产业激活---命令传播---公众负荷减轻”。

在福柯看来,非常神秘的是,圆形监狱的动态关系类似于人们在社会上的自我监督。他说,在警惕的证人面前,身体上的强制已经不再必要。人们会自己约束自己。他们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刻监视者是谁,他们在寻找什么,违反规定到底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但是,想象力能促使人们去尽量适应。福柯说,在此情况下,监督结构变得极其微妙和不显山不露水,“轻盈”得几乎令人感觉不到其存在。

个人不仅接受这种形式的规训,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些很快就变得看不见了,他们心甘情愿地将规训持久化。人们担任了自我审查代理人,但他们仍然幻想着自己是自由和自主的人。监督让权力变得“多样、自动、无所察觉”福柯写到,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暴力威胁倒不如说是引诱默许的“关系网”。福柯的权力概念类似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30年《文明及其不满》中对人的心理中“超我”角色的描述:精神结构中最后发展的部分,从压抑本能要求进化而来,是文明在每个人身上赋予的道德潜力,如同“被征服的城市中的卫戍部队。”

那么,面对当今的数字媒体风景,福柯会说些什么呢?在很多方面,现代监督国家是圆形监狱的典型例子--这多亏了新技术,国家监控的力度和范围在不断扩张。美国理论家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在《暴露:数字时代的欲望和不服从》(2015)中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78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