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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许瑞超:繁荣宪法学研究,推进宪法有效实施

更新时间:2018-01-09 09:40:31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许瑞超  
尚无法充分发挥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关于全国人大的法案备案审查,自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至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接收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443件。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公民和组织比较关心法律的合宪与否问题。从法规合宪控制体制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宪法所蕴含的合宪性审查是以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为基础的。

   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目前以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为基础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尚无法充分满足合宪性审查的需要。一方面,目前的机构设置,对于国家机关的权限冲突问题、人大本身的立法合宪性问题以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审查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另外,根据宪法序言、第5条、第62条、第67条等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权虽然包含了法律的违宪判断权,但宪法或立法法关于违宪无效处理方式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对违反宪法的具体形态、后果进行体系化研究。

   对于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方案:一是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宪法的监督与实施;二是以专门委员会的形式负责宪法的实施与监督,与现存的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9个专门委员会平行,接受常委会的领导;等等。

   对于公民在合宪性审查中的作用问题,有学者从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出发,认为如果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的违宪属于权限方面的问题,相关的国家机关完全可以提起审查要求,并且也只能是由权限受僭越的机关来提出。而在此之外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可以提出的合审查建议,就并非指向立法权限等公权力内部问题,而是指向其权利被侵害的问题。在此,基本权利规定起到了法规范作用,从而拘束公权力行为,当事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认为该公权力行为侵犯了基本权利且是针对自己的、直接与实际的基本权利损害,并具有重要宪法意义。

   另外,有学者认为,对于合宪性审查要明确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由宪法监督机关对于法律、公权力行为的违宪判断与违宪处理,目的是为维护宪法的至上性与法秩序、公权行为的合宪性以及违宪状态的排除。二是宪法是最高的价值规范,整个法秩序都应接受宪法的价值辐射,因此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直接或间接的法律依据,这仅仅是一种具体的、面向个案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和立法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的规定并不冲突。

  

   宪法学本土化的实践

   我国宪法为权力的运作提供了民主化的框架,构成了政治改革的框架秩序,但宪法的本体论意义在于其权力运行的现实是否能与宪法规范相契合。

   为了回应宪法学本土化的需求,有的学者引进了具有本土化功能的部门宪法理论,主张宪法学研究应回到我国的宪法文本,回归到我国的本土化实践,并聚焦于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基本国策在我国的宪治背景下的作用。有学者们认为,在解释宪法规范时,不仅要把基本义务和基本国策纳入其中,还要考虑到国家机构的职能分配、宪法规范背后的国家目的以及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为此,在中国的宪法实践中,型塑符合基本权利价值决定的国家法律秩序、控制政治行为的基本权利的“界限功能”和国家政治结构的分权解释之间才可能有合理的联结。

   为了使得宪法基本理论能得到本土化实践,有学者主张,宪法的解读应考虑到各宪法规范的规范领域,致力于单项宪法规范解释的体系化问题,要考虑到教育、劳动、医疗等规范的不同社会功能。为使宪治实践能最大程度地契合我国的宪法规范,应从宪法不同的社会结构功能出发对我国的宪法规范进行部门化释义,并以此为基础去决定宪法基本权利、基本义务、基本国策在我国宪治中的意义。也有学者认为,基于部门宪法,宪法有合宪法秩序与实定法秩序的调控功能,亦即宪法规范作为价值规范,整个法秩序都受到宪法规范的价值辐射,法律的解释要贴近于宪法的规范内涵。为了缓解宪法规范至上性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冲突,宪法需要贴近部门法律所规范的事实基础,从而发挥宪法的变迁功能。

  

   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瑞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检察日报》2018年1月1日第3版。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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