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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相互关系

更新时间:2018-01-09 08:58:40
作者: 许耀桐 (进入专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党员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凡是入党的党员,必须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员比起一般的群众有着更高的思想觉悟,更高的认识水平,更高的实践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④]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体现了他们对于人类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因而也就使得他们对民主的领悟更为自觉和透彻,体现在发展民主方面就有了自觉性和先进性。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不但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具有自觉性和先进性,而且对于推进人民民主也具有自觉性和先进性,党组织和党员肩负着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人民民主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其次,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民主的规定十分齐整缜密详尽。目前,中国共产党涉及党内民主的规定已出台众多党内法规,已达到规范化和体系化的程度。这些党内法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等。在党章中,对实行党内民主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民主集中制作出了详尽的六条规定,要求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普遍的选举制,党务公开制和参与制,工作报告制和审议制,集体决策制和分工负责制;在党员权利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文件规定了18个之多,主要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批评权、监督权、表决权、选举权、控告权、申诉权、辩护权、检举或揭发权、罢免或撤换权等等。这些规定,是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日趋成熟完善、自成体系的标志。

   再次,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民主的实践更加严格坚决。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强的组织性,实行铁一般的严密纪律,不允许党员纪律松弛、任意随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⑤]很清楚,虽然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要建立和依靠于党员和公民的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党内民主还要基于党员共同的政治理想信念、集体意识、道德自觉和纪律规范。这是因为,党内民主属于政党民主的范畴,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特点;人民民主属于国家民主的范畴,完全基于个人的政治权利。党内民主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不得与国家法律相冲突、违背,更要体现党的性质宗旨,受到党内法规所规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而人民民主只需遵守国家法律,公民享有“法无规定即可为”的权利,而不必受到党内法规的约束。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社会上的普通公民比较起来,他们在参加民主实践方面,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政治自觉性,一方面还要受到党的纪律约束。例如,党员不能无故缺席党内有关会议和活动,以及拒绝参与党内的选举投票、管理监督等。而作为普通的公民,他们的人民民主权利是基于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个人权利。这样的民主权利赋予公民个人对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等活动,可以自由地选择参与或不参与,法律不会对其进行任何追究。

  

   五、党内民主的水平高于人民民主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表明了党内民主的水平要高于人民民主。无论是在党内民主后发于人民民主的国家,还是党内民主先发于人民民主的国家的一定时期,党内民主都是一种高位态的民主。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为例,这两个党组织被公认为典范性的无产阶级民主型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极有威望的党内民主的探索者与先行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申明,共产党要求消灭剥削阶级、实现工人阶级彻底解放、建立没有阶级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当然是民主的社会。民主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必然是民主的政党。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党内民主作出了七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党内民主必须建立在全体党员平等的基础上。如《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三条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⑥]。民主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党内平等意味着每一个党员都享有同样的民主权利和义务,而专制、专权就是从不平等开始的,使得一部分人可以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二是党内民主必须实行各级党组织的选举。《同盟章程》规定,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都要经过盟员选举产生。对此,恩格斯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⑦]。三是党内民主必须实行职务任期制和撤换制。《同盟章程》规定:“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⑧]四是党内民主必须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党的事务。《同盟章程》规定,同盟的各级组织都应该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党内事务,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代表大会每年要召开一次,即实行年会制;遇到情况紧急时,还要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在召开会议时,都要开展集体讨论,每个委员都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会议允许有不同意见,避免和反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其他委员。五是党内民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根本原则。《同盟章程》规定,党的会议实行民主讨论后的集体议决。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少数都要服从多数”[⑨],应当维护“多数对少数的权威”[⑩]。六是党内民主要求经常通报党内情况。民主型政党和专制型政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活动都是公开的、透明的,把党内的情况告诉给每一个党员,党员拥有知情权;而后者的活动则是神秘的、隐蔽的,党内的情况只有少数人知道,并不告知其他人。七是党内民主必须形成立法、执行、监督三种权力的协调运行。共产主义者同盟把党的权力分为立法权力、执行权力和监督权力,党的立法权力高于执行权力和监督权力,立法机关拥有最后的裁决权,执行权力和监督权力都要服从最高的立法权力,由此保证了党内权力的协调运行。

   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党内民主,已经大大超出了当时社会的公民所能享有的民主权利。例如,从民主的首要因素选举权利来看,党员人人都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利,而当时的公民却不能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利。例如,法国在七月王朝时期,只有年龄在25岁以上,且年纳税在200法郎以上的人,或有功绩的、年纳税在100法郎以上的人才有选举资格。在1848法国革命前夕,只有241000选民。1848年3月5日,法国建立了男性普选制。英国则于1818年建立了男性普选制,选举年龄为21周岁。美国一直存在着有纳税式规定的选举,其目的是排除黑人,这个规定直到1964年才被废除。此外,西方国家还有对女性选民的限制,1918年英国规定女性30岁以上有投票权;1928年规定21岁以上女性可以投票。而被西方人视为“文明”的瑞士,所有女性在1971年才有投票权。

   而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是先于人民民主发展的,因此,党内民主对于社会上还不存在的人民民主来说,更显示了它是高位态的民主。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力于推动和建设人民民主,党内民主也就成为人民民主发展的楷模榜样。例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当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就立即开展民主运动,实行人民民主。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瑞金中央苏区,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人民民主的开展都得到党内民主的深刻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党内民主的好坏,更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大计,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

   党内民主为什么能够超越人民民主,具有高于人民民主的水平程度呢?这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党内民主形态和所达到的水平程度,当然可以超过人民民主,而且理应超过。作为高位态的党内民主,从而对人民民主具有优势和主导性,并对人民民主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六、党内民主的发展快于人民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特别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民主的形成,中国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有了初步的发展。与此同时,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八大,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发展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使党内民主更快于人民民主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的进程中,党的八大对党内民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是党的八大确认了,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扩大党内民主”[11],应该坚决地“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12],持续“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13]二是党的八大决定实行一切党内事务公开的做法,党要非常重视党的工作的公开化、民主化和党内一切事务对社会高度的公开性,要求今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都要实行公开化、民主化。对此,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指出:“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14]三是党的八大决定建立党代会的常任制,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会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县、自治县、市代表大会会议由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建立党代会常任制对发展党内民主起着促进作用,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大大增强了党内民主空气。党代会的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和全体“选民”负责,这就便于经常地收集党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他们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四是党的八大决定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督,八大指出,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督,其重点在于监督党的干部,应抓好干部管理工作。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督,不仅依靠来自党内的监督,而且还要依靠来自党外的监督。当然,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五是党的八大决定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八大党章在党员权利方面列出了七条:(一)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二)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五)在党组织对自己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要求亲自参加;(六)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七)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对照七大党章关于党员权利只有四条:(一)在党的会议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二)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从总体看,八大党章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不仅是增加了三条,而且比七大原来的四条规定更加准确、完善。显然,八大党章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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