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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谈谈爱国

更新时间:2018-01-09 01:53:10
作者: 资中筠 (进入专栏)  

   大家好。我先抱歉,我知道一席一般都是站着讲的,可是一个人站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扶手,我不太可能,所以我就要求坐着讲,请大家谅解。刚才介绍片上头说我今年81岁,那是老的,我今年87岁了。

   今天这个演讲,他们说讲什么呢,我说选了几个题目。主办方说那么你就谈谈爱国吧,所以我就谈谈爱国。

   其实爱国这个事本来是不需要谈的,因为爱这个事本来是一种自发的感情,你爱家庭,爱父母,爱亲人,然后爱自己的国家。这个不是一个人家强迫的事,也不是道德问题,实际上也不是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本来是不需要讲的。

   但是你们也看到,我围绕着爱国这个课题,二十多年来写了很多文章。

   为什么老要思考这个问题?其原因就是现在我常常碰到一些以爱国为名的事,实际上是祸国殃民的。

   我就觉得近代中国人,将近二百年来为了这个爱国纠结得不得了,而且有很多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这个牺牲不是说跟外国人打仗牺牲——那是哪个国家都有的,很正常的。中国人的这个爱国的牺牲是指在自己国内,很多人为了爱国坐牢、受到迫害、牺牲,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而且一直到今天,常常有不同的意见的,忽然就被骂成汉奸了,汉奸这个名词就变成了国骂了——凡是我不喜欢的人,我觉得他的意见跟我不一样,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一骂就可以一大片。这也是中国特色,而且是现在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讲一讲。

   另外我觉得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经历了这么多,比较有资格讲什么叫作真正的爱国。

   因为我是1930年生的,我生下来的第二年,1931年就是九一八事变。所以等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在幼儿园学唱歌的时候,最早听到的歌、我最熟悉的歌,就是《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从小学到中学,从南方到北方,我生在南方,后来到北方,大家都在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以这个是我从一懂事开始就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

   等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我的小学校长是真的被日本人派特务暗杀掉的。我们的学校那时候是在英租界——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的势力是进不了租界的,所以他不能够堂而皇之地进来占领我们的学校,这不可能。

   那时候有一个伪教育局,其实是中国人在办的,就叫我们的校长换教科书。因为教科书里头有许多爱国,抗战——那时候还不一定抗日,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一些内容。他就坚决拒绝。所以有一天他们就派两个特务混进来,在散步的时候把他给杀掉了。

   我到抗战胜利的时候才上高一、高二,我那时候15岁,1945年嘛,因此我没有机会去参加抗日。但是比我高几个班次的,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们的亲戚朋友里头很多都是辍学抗日去了。

   那个时候我们从小就知道,比如说念历史都知道班超的投笔从戎,投笔从戎那时候在学生里头是很普遍的——不念书了,我去抗日了。

   一个小故事:我家里头认识的,跟我们家来往很多,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家的孩子很多,有一个我们管她叫聂家大姐姐,我上小学的时候她上高三。有一天,她的母亲就跑来找我母亲,哭着说,她的女儿逃掉了,给她留了一封信,说她要抗日去了。她说我不能接着在学校里头念书了,而且还拿走了她一个金戒指做盘缠。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然后我母亲还安慰她说,因为你教育好,所以你的孩子很爱国,你不要再伤心了。就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吧,是很平常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姐姐后来抗日就到延安去了。

   那个时候有一部分人要抗日就到重庆去了,有一部分人就到延安去了。在他们心目中大概区别也不是太大,反正到大后方抗日去了。所以说我从小感受到的和读书里头所知道就是这样的事情。

   还有我的上一辈的人们,现在叫作什么财富精英、知识精英,这些我的上一辈所知道的老师、家里认识的人,有的是留学回国的,有的已经是企业家什么的。那时候叫毁家纾难,比如像最有名的卢作孚,他把他的船全部贡献出来,供当时的政府大撤退。

   当时我耳熏目染知道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什么叫作爱国,那时候很明确,没有什么纠结的。

   后来我到了清华,清华工学院里头,我认识航空系的学生,有人就说他当时为什么选择学航空呢,就是因为日本飞机炸。大家都知道重庆大轰炸,而我们是没有空军、没有飞机,所以他就下决心一定要学航空。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的。

   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头,我觉得爱国这是不成问题的。也没有想过这是需要纠结的,还得要表明说我是爱国的、我可是怎么样的。

   到了太平洋战争之后,40年代,国民政府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个时候大学生好多好多都去参军了。后来因为那些大学生有的懂外文的比较多,很多都在盟军里头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里头变成了一个历史问题了。

   当时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也有资格来谈爱国的问题。

   首先,爱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国家。国家这个理论非常复杂,国家的历史的形成也是非常复杂的,学术界也有不少的争论,所以我今天不可能从学术上来讲什么是国家。

   比较经典的著作,比如说洛克的《政府论》,论政府是怎么起来的——因为国家跟政府是分不开的,没有一个是没有政府的国家。还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算是经典著作。

   最近我看到的对国家有比较深刻研究的学术著作是复旦大学的葛兆光先生,他有文章,也有书。还有许纪霖先生最近有一本书叫《家国天下》。

   我觉得今天是不可能在这个方面展开,但是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概念上的认识。

   在现代国家之前,最早开始有一种族群观念,也就是放大了的家族,然后变成一个部落。部落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大家团结起来,我维护我这个部落的利益,你维护你那个部落的利益,所以中国过去两个村庄之间的械斗有很多。不光是中国,从前欧洲的贵族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也是家族的世仇。那时候还没有现代国家这个观念。

   第一层的观念是说你爱国爱什么。实际上那是家乡的观念,我是生于斯长于斯,我的故乡,这个故乡放大了的就是我的故国。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怀念眷恋有这么一份感情,我总是想着我这个故乡山水,不管这个国家小或大还是怎样。这跟政治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第二层的观念是跟文化、历史、文明有关系了。中国人对于所谓中国,一来就说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或者三千年的文明,说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这个观念就比家乡乡土的观念要进一步。

   假如是在英文里头,第一个乡土观念是country,第二个观念对应的是nation,就是成为一个民族了。但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共同体这样的观念。

   当我们讲到爱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最刻骨铭心的爱的是这个nation,就是我们有多么光辉灿烂的文明,我们有这样的古国。所以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种危机感:要亡国灭种。

   怎么会灭种呢?因为也不是像希特勒杀光犹太人那种灭种,日本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政策。这里的灭种就是灭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不是中国了。

   过去外族入侵汉族的时候,汉族没有这个危机感,因为把他给同化掉了,他们都汉化了。原来元朝清朝都进来,当时也打得很惨烈,但是最后我们感觉到这个民族文化并没有灭掉。

   但是等到鸦片战争之后所发生的危机,是外来的一个整个跟我们文明和文化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比我们要先进得多、强大得多,我抵挡不住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就感觉到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个民族,怎么会败于这些个,也不能管它叫野蛮民族,过去都说外头的都算野蛮民族,但是他们也不野蛮,而且文明程度有的地方要高得多。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我们讲到爱国常常想到的,我觉得应该是nation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在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经常引用并且我一直记得很牢的,他就说,不读中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

   这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你不能因为你觉得你很伟大,我的历史文明怎么怎么样就不承认你落后了。现在,正因为你落后了你需要急起直追。

   第三层意思的国家往往是跟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在英文就叫state。过去是朝廷,皇族,这个朝廷代表这个国家,比如大清王朝、大明王朝,现在的历史剧经常讲这些。

   当时的人想到所谓国家,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只有朝廷的观念。所以那个时候的爱国实际上是忠君,就是忠于这个家族。宋朝的人忠于赵家,明朝的人忠于朱家。这个是一个忠君的观念,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的观念。

   那个时候国家的界线都不清楚,你这个边疆在什么地方,这个朝代它是这么一个边疆,那个朝代忽然跟这边的少数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连国土的观念都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朝廷的观念非常清楚,忠君的观念是很清楚的。所以过去在有现代国家之前,所谓的爱国实际上是忠君。

   比如说辛弃疾是爱国词人,他心心念念都是在想他在南宋应该收复北宋,原来北方的疆土被异族占领了,我们应该收复。所以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把北方收复了还是了却君王天下事。

   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唱得很熟。他其实是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要把徽宗迎回来。徽宗不是被金人给俘虏了吗,他最重要的是要把那个皇帝迎回来,这个还使得他送了命,因为当时的高宗已经不希望徽宗回来了。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爱国的观念是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的,有现代国家的观念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因为欧洲的民族国家是从中世纪以后慢慢发展起来,它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国家的观念,有边界观念,有领土观念,主权、领土、国际法、外交。

   这一套东西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朝廷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才惹出好多好多麻烦来。包括礼仪,他觉得这个礼仪比经济甚至于比领土都重要,你跪不跪这个事太重要了。人家不这么想。所以从这个观念转变过来就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

   这之后的爱国是怎么个爱法呢?就像李鸿章所说的,遇到了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他说中国三千年改朝换代不知道多少次,也没有碰上过这样的事。

   所以从这之后中国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而这个现代国家必须是跟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跟自强联系在一起,因此就要吸收外来文化。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只有“以夏变夷”,哪有“以夷变夏”这个说法。

   当时一批比较先进的爱国者就已经感觉到需要吸收外来的文化改造现在的中国。其实还不到晚清,明末的时候,比如说徐光启,徐光启就加入了天主教,他跟利玛窦在一起翻译了《几何原理》。他就已经发现西方的科学、外国来的科学是比当时中国发达的,他已经有这个观念了。那时候已经是明末了。

   当然后来满清打进来了之后又一个轮回。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很多士大夫、念过书的人都已经开始觉醒了。当然觉醒的程度不一样,可是觉得非改不可了,这一点是一样的。

于是他们的认识就先从外国人为什么会打败我们,因为船坚炮利、军火比我们强,所以赶快买军火开始。然后发现军火强主要是因为它经济能力强,工业化水平高。于是像张之洞、李鸿章他们这批人就要发展工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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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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