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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龙: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

更新时间:2018-01-09 01:49:30
作者: 孟庆龙  
以及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西藏造成的有损中国主权的问题。但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即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均未触及。中国一直否认《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认为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中印双方存在争端,但主张只有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通过共同协商和联合勘察,进行友好谈判,才能解决争端。

   印度则一直希望和要求中国接受西姆拉会议的结果,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印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前夕,于1950年将实际控制线向北超越传统习惯线,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对于中国按传统习惯线绘制出版的地图,印度也多次提出交涉。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不久,尼赫鲁于3月22日致信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公然违背历史事实,说中印边界早已确定,坚持“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边界东段的国界线的立场,并认为“这条线是在1913年至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划出的”。尼赫鲁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已经对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中国领土的占领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就在中国管辖之下的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也属于印度。其后,他又给中国总理写信并给中国政府发了照会,坚持其边界问题上的领土要求。从1959年8月到9月4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尼赫鲁先后10次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的谈话,着重谈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关于中印东段边界,“我们坚持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4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这是在条约上清楚地注明了的。”“这条非法的界线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这条线不满,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致电阁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关于中印西段边界,印度政府在1959 年建议: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政府将其人员撤到中国地图所标的边界线以西,中国政府将其人员撤退到印度官方地图所标印方主张的边界线以东。对此,周恩来总理在同年12 月17 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就已指出,印度的建议是不公平的,表面上似乎“平等”,实际上是要中国单方面撤退。印方所自诩的这一“非常公平”的建议,实质上是印方要以从几个历来属于中国而最近一个时期才为印方所侵占的地点的撤退,来换取中国方面从3.3 万多平方公里的历来属于中国的大片中国领土的撤退,而印方还原封不动地继续占领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的中国领上。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如果印度政府真的指望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印度政府的建议,印度政府就应该准备把上述建议所包含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东段边界。但是从尼赫鲁1959年6 月14 日在印度议会中的讲话看来,印度政府是以不这样做作为重提这个建议的前提的。

   印度方面,尼赫鲁在强迫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根据的同时,在国内默认并制造“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段边界线的舆论。1953—1954年中印就印度与西藏的商务关系及其他双边关系进行商谈时,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即提出,这次谈判是解决中印之间业已成熟、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成熟的如边界问题,包括“麦克马洪线”问题,此次作为悬案,待将来选择时机再解决。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当时也表示同意。中印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但未谈及边界问题。对此,中国认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印度政府认为,双方未谈及边界问题,即表明中国没有异议,特别是1954年尼赫鲁访华回国后,印度主要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宣称中国同意或默认了印度政府对边界东段所持的立场,对此,尼赫鲁及印度政府并未表明官方态度,没有对真实情况予以澄清和说明,致使印度民众相信了媒体的观点。

   在历史上,中印边界全线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除了“麦克马洪线”存有争议之外,两国都承认有传统习惯线,即依据双方历来管辖范围所形成的界线。然而,印度在它自己的地图上所画的边界,大大超出了原来实际管辖的范围,导致形成了东、中、西三段边界皆存有争议地区的局面。

   两国对于边界问题的分歧本应需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但印度予以拒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中国提出边界问题时,印度总是坚持两国之间业已存在一条既定边界的立场。印度的谈判策略是先要中国同意这条边界,然后印度方面准备就东段、中断和西段的每一部分进行讨论,做出微调。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印度政府一再明确拒绝中国方面提出的以尊重边界现状为基础,在东西两段边界上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印度的上述立场导致中印之间的重大分歧难以弥合,50年代中期之后关系不断恶化,50年代末期之后边界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进而发展到1962年的边界战争。印度前外交官、新德里中国问题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基尚·拉纳曾说过:“印度和中国的战争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行动和误解而发生的。”

  

1962年边界战争前英国对中印的政策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印关系开始恶化至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正值冷战中屡次发生东西方阵营严重对峙时期。英国作为印度的前殖民国,也是为了偕同美国与苏联争夺在印度等未纳入雅尔塔体系利益范围的地区的影响,对印度提供了多方面援助,但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均有相当保留。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其全球利益,英国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友好、平和的政策,与新中国建交,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在中印两国因边界纠纷关系恶化后,试图在双方之间维持平衡。

   (一)对印度的支持有限

   在十分敏感的西藏法律地位及印度与西藏的关系问题上,英国没有明确地站在印度一边。

   关于西藏的地位问题,印度虽然与中国在1954年签署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政府在致中国政府的外交照会中,一直使用“宗主权”(suzerainty)来描述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而埋下了中印纷争的种子。

   对于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以及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之间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英国政府在一开始并未给予完全支持。1948年7月初,印度指称英国出版的关于西藏的地图有误,说该地图把西藏标为中国的一个省,要求英国政府让英国出版商修改“英国出版的地图上关于印度和西藏边界的标记”。英国政府对此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建议印度方面直接与英国的出版商洽谈解决。

   对于西藏的法律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英国官方的态度大体上是有意模糊。1952年10月7日,英联邦事务部官员在一份有关印度在西藏的代表的信件中表示,“印度使团在拉萨的地位的变化,就意味着印度政府现在已经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标志着印度与西藏政府直接关系的终结”。1956年1月,英国官员D.C. 西蒙(D.C. Symon)称“英国对西藏的法律地位的立场是模糊的”。同年10月3日,英国外交部驻北京的官员发自北京的一份函件称,尚未发现能准确表明英国关于中国对西藏主权态度的声明。1957年1月,英国官员主张,英国“对西藏的法律地位不要急于表态,等需要做出此种决定时再表态”。在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1959年9月14日,尼赫鲁对中印关系现状甚为沮丧,而英国官员在同年10月15日时的判断是中国不会入侵印度。此前,1959年9月11日英国驻台湾官员发回国内的文件称,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印度将是输家。就是在中印边界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的1962年11月,英国官员还认为“麦克马洪线”只是在地图上标出并未在地面上划定因而缺乏准确性。

   鉴于与印度的传统关系,又考虑到美国及苏联东欧国家率先考虑并着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英国为了尽可能保持自己在印度及南亚地区的主导性影响,同时也为了应对美国在印度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苏联东欧国家与印度关系的迅速发展,英国向印度提供了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帮助,但明显有所保留。

   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较为热络。 但后来主要由于不满印度对新中国的政策,美印关系一度十分冷淡。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影响的日益扩大,美国出于其对苏冷战及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的考虑,自1952年初开始重视印度。1952年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篇关于看好印度未来的新闻稿。1952—1954年,印美两国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技术合作协议。如,1952年2月中旬,美印签署了关于美国向印度农业提供钢铁援助行动协议,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同年3月8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亚洲通过印度挑战美国》的文章,提出美国对印度的援助,要起到“帮助印度维持其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堡垒”的作用。美国的报纸呼吁美国赶快帮助印度。1952年5月中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篇署名文章称,亚洲的未来是印度;7月,美国务院一篇题为《背景》的文章称印度是亚洲的一种民主模式;7—9月,印美签署技术合作文件;11月,美印签署第4点计划文件。1953年3月下旬,印度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援助;同年10月中旬,美国官员称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11月初,美印又就两国政府间技术合作项目及额度达成协议;12月下旬,美印签署美国向印度处理农业剩余物资文件。1954年2月初,美印签署美国向印度提供化肥协议。1958年4月中旬,美印签署美国向印提供军事装备武器等的协议。1960年3月初,美国表示准备帮助印度建首座核电站。1953年之后,美印之间的外交往来明显加强。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印度;10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参议员诺兰分别访问了印度。1959年5月下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特殊版本的信件祝贺尼赫鲁70岁生日;同年9月,印度驻美大使在美国众议院发表了题为《印度与共产主义》的讲话,声称印度不怕与中国开战;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受到百万人夹道热烈欢迎。面对美印关系的迅速升温,英国自然不愿眼看着自己在印度的主导性影响被美国超越。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印度的关系也发展很快,引起了英国的警觉。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一开始力度就很大。1953年6月19日的《东方经济学家》文章称,印苏贸易是“跨越铁幕的贸易”。同年10月上旬,印度和苏联签署了黄油换小麦协议;同年12月初,印苏达成关于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及印苏技术合作协议。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南斯拉夫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印度提供了钢铁、化肥、煤炭、石油等方面的援助。1957年5月中旬,印度打算更多利用苏联贷款。1960年5月初,苏联表示同意帮助印度探找铀矿;同年6月下旬,苏联又表示准备向印度提供核能和石油援助,准备援建印度核电站和石油设施。东欧国家也向印度提供了援助,如1955年10月波兰对印度的铁路援助,1956年11—12月南斯拉夫向印度提供的14000吨钢铁援助。

鉴于美国及苏联等国向印度提供帮助的势头,英国自然不肯落后,以免其在印度的影响力被过分削弱。因此,英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虽然时间上开始得比美国、苏联东欧国家稍晚些,但它对印度的援助范围比这些国家更加广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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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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