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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关于政治学的主题与政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8-01-07 22:50:15
作者: 桑玉成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5 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们党在正确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推动了我国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是摆在包括政治学学者在内的所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又进入了一个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不仅需要有理论和思想的先导,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样的时代,能够产生思想和理论的最佳时代。

   我们注意到,整个的改革开放过程,既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政治上层建筑不断适应并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因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凝聚了广大的政治学学者的思想和理论贡献。面对当下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学研究的议题不仅不是减少了,而且是更多了。譬如说,如何总结提炼近 40 年以来的政治发展经验,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目标,如何实质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如何培育清正廉洁高效稳定的政治生态,如何以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解决不同层面的政治问题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的需要,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学以及我们政治学者作出积极的思想和理论的贡献。同样,政治发展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探讨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意义正是在于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关照,在于探寻能够改善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正确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始终需要围绕其主题及其基本问题来展开。

  

一、价值、知识、智慧、技艺:政治学的主题暨良善政治生活的要义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曾说,政治学说是一门最难最复杂的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学所要探讨的,是人类的“善业”。亚里士多德说,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其最高的境界当为“善”,而国家是人的集合体,因而国家的目的即为“最高的善”。同时,政治学的复杂性还取决于政治学所要面对的人的复杂性。如果把人作为一个对象来看,这个对象无疑是所有对象中最最复杂的对象,无论是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都是如此。

   从生理学意义上来说,人的复杂性就在于: 尽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理结构应该说基本一样,但是这些结构相同的人,却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所以现在的医学注重所谓“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社会学上,不同的社会成员由于其生存的环境不同、生活的经历不同、掌握的知识不同、主观的认知不同,等等,而必然导致其社会生活的差异。甚至是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由于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视角等,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和态度。因此,如何使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人类能够和谐共处,共同来经营并维系其共同的良善政治生活,就成了政治研究、政治设计和规划的重大课题。因此,对于一个政治社会来说,其要义:

   首先,承认并尊重人的差异性。客观上我们也无论如何无法消弭人的这种差异性,政治社会的任务正是在于,要通过一种良好的制度建构,能够将不同的人组织到一起,大家相安无事,各得其所。于是,我们认为,政治学的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即是谋求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建构。在这方面,价值、知识、智慧、技艺就成了良善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

   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一种复杂的结构。这复杂就复杂在: 要通过一种政治建构,能够满足不同的人的政治生活的需要,能够使千差万别的人和谐共处,能够维系错综复杂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的良好秩序,能够使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人具有不断提升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为此,我们首先要寻找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使我们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这种价值,并愿意为着这种价值而生活、而奋斗甚至而牺牲,从而也能使我们所有政治活动都能够围绕这种价值而展开。尽管对于一时一地的具体个体来说,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价值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切意义,但是这诚如一个建筑工人成年累月地在一个工地上添砖加瓦却未必知道他为之努力的宏伟大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座清晰可预期的建筑大厦,一定是建筑工人的心里期待,同样,一个具有良好价值取向的社会大厦,也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存之目标。

   其次,我们也需要知识,无论是主导政治生活的人,还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都需要知识。特别是主导政治生活的人,需要对人类的政治生活有一个本质的认识,需要有关于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在现代所谓的知识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之中,知识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已经非常重要。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还是有相当的政治决策失误,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知识的缺乏也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次,我们更需要智慧,一定的政治智慧是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无论是一国的政治制度建设还是一定的政治行为,政治智慧都是体现政治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基本要素,也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方面。

   最后,我们也需要技艺。在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建构方面,需要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手段等等属于技术和艺术层面的改进和完善。

   价值、知识、智慧、技艺,笔者称之为“政治四要素说”,国家具备之,国家兴盛; 社会具备之,社会和谐; 政治家具备之,政治家高明; 民众具备之,民众幸福。

  

二、探寻良善的政治生活: 政治学说的责任与使命

  

   毫无疑问,探寻良善的政治生活,就成了政治学的最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古往今来,政治学都被视为一门关于治国安邦或者用我们当下的概念来说即是治国理政的学问。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曾告诉我们,政治学说所要研究的,是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基础和条件。那么,什么是人类良善的政治生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所谓良善的政治生活,就是以“善业”为宗旨的集体生活,个体需要追求个体的至善,而国家是个体的结合,所以国家之善就是最高的善,或者说国家的目的就是追求人类最高的善业。当然,关于良善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可能都有不同的解说,但是在一些基本取向上,往往也能找到共同点。

   政治学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正是由政治学的责任和使命所决定的。宏观而论,政治学说的责任和使命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构筑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蓝图并致力于将它付诸实践。正如一个城市规划师需要从城市生活、城市生态、城市交通、城市管理等多种角度来考虑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问题一样,政治学说需要对国家乃至于人类的良善政治生活作出规划和设计。当然如前所述,关于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是良善的政治生活,不同的参与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政治学说需要超越特定的利益结构,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遵循理性和自然法则,顺应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一般方向,提出国家乃至于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构想。

   人类与其他任何生物群体的重大区别,恐怕就在于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曾说,如果拿人类与蜜蜂相比的话,尽管蜜蜂能够将它们的蜂窝制造得非常精致,但是这纯属本能之所为;而就人类而言,哪怕是一个再蹩脚的泥瓦匠,在他建造一个鸡窝之前,一定有一个关于鸡窝的建筑构图。建造一个政治社会当然要比建造任何建筑物要复杂得多。但是毫无疑问,对于政治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来说,一种良善政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蓝图却是其从事政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任何一个政治学者乃至于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所为之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或者说,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良善的政治生活,我们又如何去追求这样的政治生活? 这样的问题当存在于所有能够左右以及作用于一定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头脑当中,并且当成为所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行动指南。

   其次,设计优良的组织和制度,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人类始终存在着差别,存在着不平等,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客观上是如此,主观上也是如此,即使是我们面临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也体现出不同的认知和判断。法国启蒙思想家让 - 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探讨过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是一个辩证论者,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时也就是人类不平等的进程。我们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也同样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之前,虽然物质匮乏,但是相对来说,社会稳定,人们相安无事,道德秩序良好。正是因为有了经济的增长,有了财富的增长,所以才有了利益的急剧分化,才有了由于这种利益急剧分化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然而人类还是需要发展,我们也还是在不断发展之中。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消除官民的分野,也永远不可能抹平贫富的差别。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办法,有良好的组织设计和制度设计,来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官民和谐,贫富共处。

   特别需要注意到的是,尽管在各种利益分化的格局中处于同一平台的人群,即利益相对均衡者之中,其主观上的“分化”也是一种常态。如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其主观上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同样是占有一定财富的商人,其对待问题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因此,理论上我们可以逐步解决利益的相对均衡问题,但是却难以解决主观的相对一致问题。差异始终存在,分歧是一个永恒的社会问题,因而政治学在这方面的任务也就永远存在。

最后,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当代政治哲学家乔治·霍兰·萨拜因( George Holland Sabine) 就说,所谓政治学说,就是关于有效解决人类集体生活之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主张。人类需要过政治生活,但是政治生活的过程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从人的本性出发,揭示了人类集体生活中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性。由于前文分析的那样,人的包括生理心理等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并且由于这种差异又导致了利益的差异,所以人类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变得在所难免。更有甚者,又由于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的交错作用和影响,这种矛盾和冲突就更为复杂。这也正是需要国家、需要政府、需要法律以及需要国际行为规则的理由和依据。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说,国家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力,其产生及其存在的根据,就是以其公共权力的特性,来维系社会的秩序,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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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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