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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天下究竟是什么?——兼回应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

更新时间:2018-01-07 22:43:28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摘要:天下不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方法论,可以用于分析世界政治。2017年,塞尔瓦托·巴博纳斯(Salvatore Babones)出版的《美式天下》一书以天下为方法论分析了当今世界政治问题,他同意未来世界应该是一个天下体系,但存在着“美式天下”与“中式天下”的竞争,他相信“美式天下”将胜过“中式天下”。文章回应了巴博纳斯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了天下概念的要义。文章认为,美国体系几乎不可能转化为一个天下体系,因为美国体系的原则是单边主义的帝国主义,同时以个体理性为其方法论,这与天下概念的要义正好相反。天下概念的基础原则是共在的存在论和关系理性。考虑到未来世界的技术条件前景,只有关系理性和共在方式才适合万物互联的未来技术,所以未来的天下体系只能以关系理性和共在理论为基础。

  

一、天下逐鹿:“美式天下”对“中式天下”?

  

   世界会出现“美式天下”和“中式天下”的竞争吗?这是塞尔瓦托·巴博纳斯(Salvatore Babones)的问题,却是我的疑问。要进入这个政治实践问题,先要回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天下究竟是什么?我希望在此能给出一个比先前更清楚而又足够简练的解释。

   鉴于不可能逆转的全球化和互联网事实,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化前景,可以看出,在未来,链接世界各地的技术系统所拥有的权力将明显大于国家拥有的权力,因此,政治核心问题将由国家内政以及国际格局转向作为全球共同问题的世界格局,同时,政治制度建构也将由主权国家逐步转向天下体系,即一种在多文化条件下保证世界和平及万民共享利益的世界制度,或者说一种世界宪法(world constitution)。其基本特性是:一个“无外”(all-inclusive)的互联世界,在其中不存在排他性(non-exclusive)的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一个非排他性的制度所定义的无外世界就是天下。

   我对天下体系的设想始于两个难题:康德的永久和平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康德和平方案只限于文化与政治上具有相似性的国家之间有效,而在不同文化之间就失效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正是康德方案失效的现实表现,每种文化不可让渡的主体性使文明冲突无望解决。其实,康德方案的局限性和亨廷顿问题的不可解性有着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原因:现代理性,即每个独立自治的主体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个体理性方法论不仅应用于个人,也应用于公司乃至国家。个体理性不是谬误(事实上个体理性是现代得以繁荣发展的方法论),而是有着局限性,它不足以解决全球尺度和世界网络化条件下所产生的新问题。因此,要解决世界级别的共同问题或整体问题,就需要一个尺度与世界规模相称的概念框架,还需要一种与网络化生存相称的理性方法论,这就是“天下体系”和“关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细节参见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一书中的论证。①

   目前对天下体系主要有两类批评。一种意见认为天下体系过于理想化,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例如历史学家葛兆光就认为天下理想只存在于儒家文本中,并非历史事实。[1]对此,我部分同意,或者说,部分不同意。周朝无疑是天下体系的一种实践,因此不能说天下只存在于文本。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周朝的实践未能完全实现天下概念,然而周朝的制度“立意”表明了天下之意图。另外,理想不是缺点,反而是人类思想之必需。理想为实践提供了标准,假如没有理想标准,也就无从理解实践的局限性。理想正如尺子,乃一切营构之所必需,但建造出来的是房子,却不是尺子。这意味着,理想是创造现实的方法论,却不是现实的模板。儒家文本里的天下理想就像柏拉图文本里的理想国一样都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这种历史学质疑对于哲学理论是一种无效批评。

   另一种意见以政治学家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为代表,他似乎同意天下概念的理论意义,却质疑天下的实践可信性:“虽然赵汀阳对西方以其他地方的损失为代价去推广其世界观的做法提出了合理的批评,可是他的想法真的不同吗?难道他不想把中国的天下概念强加于世界吗?他试图解决世界的不宽容问题,可是‘中国治下之和平秩序’就无此风险吗?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会好过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吗?天下概念真的能够创造后霸权的世界秩序而不是一种新霸权吗?”[2](P.105)柯岚安的担心颇具代表性,可是他所担心的危险对于天下体系来说是指鹿为马。表面上看,此种担心与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有关,但在其深处,也与理论框架有关。在欧洲的理论框架里,用于表达世界秩序的最大规模概念是帝国,因此人们很容易对号入座地把天下理解为一种帝国。问题是,天下概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出了帝国概念。尽管帝国与天下有某些重叠的相似性,比如说都试图建立世界秩序,但天下体系并不包含帝国的征服性、霸权性特别是敌对性(hostility);相反,天下体系具有自愿性、共享性和友善性(hospitality),而且天下概念指向“一个体系,多种制度”的兼容体系,其兼容性建立在关系理性所建构的共在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统一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之上。因此,天下体系是普遍共在关系所定义的秩序而不是某个国家的统治,共在关系为王,而不是某个国家为王,其预期的效果是,天下体系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达到自私利益的最大化,但可指望达到共同安全和共享利益的最大化。

   近来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简称AT)提出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挑战,他试图超越帝国概念而采用天下概念来解释世界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世界体系。这表明他意识到,对于未来可能的世界秩序来说,帝国概念已经属于过去时,而天下属于将来时。巴博纳斯相信天下是一个关于世界体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念,并不专属于关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于是他别出心裁地认为,新世纪以来的美国不再是帝国,而正在转型成为一个天下体系,他称之为“美式天下”(American Tianxia)。尽管天下是来自中国的思想概念,但在实践上,“美式天下”将胜过“中式天下”。就是说,巴博纳斯试图论证中国不是能够实现天下体系的最合适国家,而美国才是那个能够实现天下体系的对口国家。正如第一章题目的有趣措辞:天下是个“合式概念”(right concept),可是中国却是一个“不合式国家”(wrong country),所以应该由美国来实现天下体系。这就是巴博纳斯的核心论点。[3]

   巴博纳斯试图论证,中国受制于有限能力而难以建构天下体系,而只有美国才具备建立天下体系的充足能力。他承认中国正在变得强大,但不相信西方流行的关于中国将会超越美国的神话。具体地说,尽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但在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生产上,中国不太可能超越美国,而且在价值观上,美国的个人主义也比中国价值观更具吸引力。有趣的是,他没有采取流行的“政治正确”论证,而是相信个人主义与人们自私之心更为吻合。因此,巴博纳斯料定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难以撼动,更重要的是,美国秩序正在自己转型为更加稳定的天下体系。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美式天下是一个极其稳固的世界体系构造。它所以如此稳固,是因为世界人民使然——不是众多国家而是人民使之稳固。美国立于个人主义,而越来越多的人民将其个人利益置于其祖国之上,他们各自与美式天下建立了联盟。于是,并非福山的自由民主模式,而是自由个人主义正在成为最终的自由意识形态而通向历史的终结。”[3]

   巴博纳斯试图解释个人主义的优势:“美式个人主义是个作为空集的意识形态,即个人主义是一个没有教义的意识形态。”[3](P.22)这里触及一个深层的问题:什么算是“教义”(tenets)?个人主义的一个宣传口号是“每个人可以追求各自理解的幸福”,仅就此而言,这个教义倒是很像个“空集”,其所指似乎可以代入任何内容(各人想象的幸福)。但如果来考察个人主义的学术版原则,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情况就非常不同了。显然,利益不是空集。也许每个人想象的幸福各有不同(其实也大同小异),但几乎任何一种幸福所必需的物质利益和生存资源几乎完全相同。幸福的主观想象也许不存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分配问题”。各自的幸福想象貌似互不冲突,但实现任何一种幸福所必需的物质利益或生存资源却必定存在着严重的“分配问题”,在生存资源和物质利益上很难避免形成零和博弈以及不公正和不平等。这意味着,追求各自幸福的自由不是空集而是空话,而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即利益和资源才是真问题。个人主义或个体理性方法论显然无力在世界规模上解决合理分配的难题,因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个人主义或个体理性所决定的非合作博弈正是导致各种冲突(从人际冲突、国际冲突到文明的冲突)的根本原因。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当人类理性由个体理性为主导转向以关系理性为主导,才有希望解决世界性的共同安全和利益合理分配问题。就是说,只有以关系理性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才有可能实现一个众望所归的天下体系。

   不过,巴博纳斯显然宁愿坚持认为个人主义有着最大诱惑力,因而美国能够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来建立天下体系。在他看来,个人主义的成功在于其难以抵制的“私利诱惑”有效地吸引其他国家的人为了更优报酬而为美国服务。不仅有赏,还有罚,在美国秩序里,那些不愿意“拥抱个人主义”的人就“没有机会获得成功”(这个论证几乎接近商鞅-韩非的赏罚理论)。由于人心自私,因此,“针对个人”的个人主义策略“在挑战其他社会的价值观上”比起“针对他国”策略有效得多[3](P.22-23)。这个论证真是坦率。可是,这种拒绝利益共享的零和博弈思维反而暴露出“美式天下”的帝国主义底牌,即“美式天下”仍然在敌对思维的框架里去思考世界秩序,因此在实质上追求的还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天下体系。美国确有新帝国主义的优势,却不是“美式天下”的优势,因为敌对思维正是天下概念的反面,天下体系的一个基本策略或技艺就是通过创造可以共享的新关系而达到化敌为友。凡是拒绝化敌为友策略的体系都不属于天下体系。毫无疑问,帝国模式也有能力建构世界秩序,问题是,那不是天下体系。

   也许美帝国在帝国概念上有许多创新,并非传统帝国主义,正如巴博纳斯所强调的,美国成功地使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普遍诱惑,并且不再追求领土扩张而追求世界领导权,这与传统帝国确实有所不同,因此巴博纳斯认为美国秩序越来越接近天下体系:“美式天下是一个后帝国主义的天下。它无须通过征服外部领土来获得更多的金钱和人力资源,因为金钱和人力资源都自动流进美国。”[3](P.25)这一点在表面上有些接近天下的自愿加入原则。事实上,美国也曾经从别国手里夺得大量土地,美国的转变只是因为攻城略地的策略过时了,在管理上和道义上的代价得不偿失,因此转而采取更高明的统治世界策略,即通过支配控制世界的金融资本、高新技术和资源命脉而以极小成本达到统治世界。这是非常高明的策略,但未必是可持续策略。别人会一直同意美国这样的统治吗?别人不同意,怎么办?“别人不同意”是所有一直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的缩影。

关于“美式天下”,巴博纳斯还有许多有趣的见解。他相信天下需要一个主导世界秩序的中心国,即化为一般理论概念的“中国”。就当下世界而言,美国就是决定世界秩序的中心之国,因此,按照天下概念,美国才是当今世界的“中国”,[3](P.26)而中国反倒不是“中国”。据说当今世界“可识别等级制”中的“顶峰”都位于美国,他列举了纽约作为金融、传媒、艺术、时尚顶峰,波士顿作为教育中心顶峰,硅谷作为信息技术顶峰,好莱坞作为电影顶峰,巴尔的摩作为医药顶峰[3](P.17),所以美国是“中国”。这些证据显然夸大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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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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