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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刚: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启示

更新时间:2018-01-07 21:29:58
作者: 郭志刚  

   内容提要: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又一次刷新总和生育率的最低纪录。虽然二孩、多孩总和生育率略有提高,但由于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更大而导致生育水平继续下降。文章分析发现,一孩总和生育率的降低是全面性的,在城镇与农村、流动与非流动各类别均普遍存在,而且受育龄妇女未婚比例提高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妇女未婚比例不断提高和一孩生育水平不断走低也是20多年来中国低生育进程的特征。一孩生育水平不断走低导致二孩生育占比相对提高,因而,近年二孩出生人口比重提高既反映出生育政策的调整效应,也受一孩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因此,文章认为,提高一孩生育水平极为重要,否则政策调整只能短期增加二孩出生人口数量,之后总体生育水平还会下降。实际上,尽管已经调整了生育政策,但低生育水平依然持续。这一点必须引起政府主管部门和整个社会的高度警惕。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调查的历次结果足以表明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不仅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呈越来越低的态势。与此相伴,关于实际生育水平到底有多高的争论持续了20多年。认为实际生育水平远没有调查结果那么低的惯性思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认为低生育水平只是出于出生瞒报漏报,人口调查的出生漏报率高达30%以上。因此,利用间接估计法来“证明”生育调查与统计失真,并提出过高的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估计。然而,间接估计法是在相关调查数据缺乏的情况下不得已的做法,滥用间接估计法,使生育研究长期陷入一个统计怪圈(郭志刚,2008、2010a),即“见到低生育率统计→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

   中国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来,尽管人口调查数据会有一些缺陷,但仍然是人口研究的基础,也是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依据。否定调查结果,将会导致思想认识长期与实际严重脱节。比如,中国总人口发展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结果,几个5年人口规划大幅落空,而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则双双明显超出预期。这种误判既集中反映在严重高估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上,也集中反映出简单否定人口调查结果、偏重间接估计对人口实践的危害。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此后1年多的实践结果表明,主流“预期”的出生人口数量大幅回升并未出现。于是,2015年10月底,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5年11月1日进行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该调查提供了育龄妇女生育状况和生育水平方面的大批新数据,有助于推进对低生育水平的认识。但是,与以往人口普查和调查一样,这次调查结果公布不久,便有主流渠道公开否定调查结果,主管部门另搞一套间接估计作为权威指导口径,使统计怪圈再次进入新的轮回。长期人口实践得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以往对实际生育水平迷茫并不是出自人口调查不实的误导,而是由于人口调查结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数据没有得到应有的分析与开发。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比较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以往人口调查数据,揭示中国生育水平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人群、哪些地方,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为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低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趋势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以来人口调查反映出的一些主要规律进行归纳分析,并结合这些规律对当前一些情况加以讨论。

  

   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水平分析

  

   根据对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进行的多角度的分析,可以将近期生育水平及变化动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体现为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

   表1提供了全国育龄妇女在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的孩次别总和生育率(TFR),还提供了以往人口普查公布的相应统计数,以供比较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与变化幅度。

  

   通过对表1中生育率统计的比较和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1)2005~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从1.338下降到1.188后,2015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047,又一次刷新全国总和生育率的最低纪录。(2)近5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突出表现为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2010年全国一孩总和生育率从2005年的0.891降到0.728,5年的降幅为0.163;而2015年则继续降至0.556的新低,这5年的降幅达0.172。(3)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是在“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实施一年半后,而该调整的实际效果主要体现在促进二孩生育上。与2010年六普相比,二孩总和生育率从0.381提高到0.416,虽然有所提高,但升幅不大,仅为0.035,大约相当于同期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的1/5。这也证明,中央进一步推出“全面两孩”政策调整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4)多孩总和生育率与以往大体持平,维持在0.075的低水平。

   简言之,以上全国口径的比较分析表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水平再创新低的主要原因是一孩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这一结果显示,虽然“单独两孩”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确保生育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即使一时出现二孩生育显著增加,也并不代表低生育水平得到有效缓解,更不代表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得到改变。

  

   (二)城乡总和生育率双双下降,均出于一孩生育下降

   表2提供了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以往普查的全国分城乡的总和生育率,其中城镇统计为调查的市和镇两种口径加总,乡或后面所说的农村就是调查的县口径。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加上以往计划生育分类指导,城乡政策生育要求不同,因此生育水平也一直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与2010年相比,2015年城乡总和生育率双双下降,并且主要是出于一孩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城镇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0.979下降到0.914,降幅为0.065。而城镇一孩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0.686下降到0.523,降幅达0.163。相比之下,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远远超过总体总和生育率的降幅。县的情况也同样,一孩总和生育率的降幅为0.164,虽然并未超过总和生育率的降幅(0.179),但也占其91.6%。因此,2015年农村的一孩总和生育率也达到0.607的极低水平。

  

   在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城镇略有提高,农村则略有下降。这反映出“单独两孩”调整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城镇。多孩总和生育率城镇为0.044,比以往极低水平略有上升;农村为0.129,在以往相对较高水平略微下降。总的来看,城乡多孩生育水平已经稳定在很低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村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幅接近城镇,农村二孩总和生育率没有回升,多孩总和生育率也相对稳定,因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1.444下降到2015年的1.265,下降幅度(0.179)明显超过了城镇(0.065)。因此,在2015年全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中,农村生育水平的下降尤为引人瞩目。

  

   (三)流动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极低

   当前流动人口总数巨大,且大多为壮年的劳动力,他们正处于婚育高峰期。因此,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对全国生育水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现有流动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分析结果已经表明(郭志刚,2010b、2013),其整体生育水平非常低,并明显低于非流动妇女。

   表3提供了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以往普查的流动妇女总和生育率。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再次显示,流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96,明显低于非流动妇女的1.115。二者之间相差0.219,比2010年二者的差距(0.063)明显扩大。2015年流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数值首次下降到1.0以下,表明在全国过低的生育水平中,流动妇女的问题表现更为突出。与前面的分析类似,无论是从流动妇女总和生育率的降低角度,还是从流动与非流动两类妇女总和生育率差异角度,都可以看出2010~2015年流动妇女一孩总和生育率大幅下降(0.248)是主要原因,它导致2015年流动妇女的一孩总和生育率降至0.522,甚至比非流动妇女的一孩总和生育率(0.568)还低。

   从表3可以看出,2015年两类妇女的二孩生育水平均略有上升,非流动妇女上升稍多一点,但提高幅度不大。2015年的多孩总和生育率,非流动妇女比2010年略有上升,流动妇女则比2010年略有下降,但变化幅度很小。所以,二孩和多孩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对两个流动类别的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均可忽略不计。

   总之,2015年流动妇女各孩次的生育水平均全面低于非流动妇女。这表明,人口流动是生育水平不可忽视的抑制因素。从整体看,流动妇女不仅不是所谓的“超生游击队”,反而是低生育水平的“排头兵”。实际上,流动妇女在婚育方面的困难更多,工作生活压力更大,因此,提高流动妇女生育水平也更难,并且这种趋势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加重。

  

   综合以上对2015年生育水平几个不同侧面的分析,便能得出低生育水平还在继续深化的结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习惯性地将此视为一件好事,以为人口数量控制又减轻了一些压力,而是应该认识到,当前最主要的人口风险已经不再是人口数量失控,而是生育水平过低,若不能有效提高生育水平,就难以扭转人口过度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态势。

  

   三、育龄妇女晚婚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大幅提高、生育年龄的推迟、胎儿性别选择性流产、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的转变等,都是当代中国社会中抑制生育的重要因素。其中一些因素的影响已有初步的量化分析,另一些因素的影响尚未开展量化分析,甚至有些影响因素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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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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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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