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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远:“长城—天山走廊”上的国家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性道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 之二

更新时间:2018-01-07 21:03:15
作者: 黄达远  

   清王朝北方的安全防御体系沿东西方向展开,大致形成四大体系:

   一是天山北麓“三镇”体系,其功能类似于河西走廊“四郡”,以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三大军事重镇为中心,发展为声息联络的城镇体系。实际上,三大重镇分别体现出天山北麓战略区域的三重属性:其一,战略前沿区是天山西部伊犁河谷中的“伊犁九城”,以满城惠远为中心,周边环绕其他满城、汉城、回城等,共九城;设总统伊犁将军,统率八旗驻防;主要应对沙俄帝国的南下、东进战略,同时羁縻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汗国,承担巡边、地缘外交和国防功能。其二,战略支援区在天山中段,以乌鲁木齐的满城巩宁与汉城迪化为主,尤以巩宁为中心;设乌鲁木齐都统,八旗驻防和绿营并重;北望蒙古,南通喀什,亦为重要的屯垦区。其三,战略接应区是天山东部的巴里坤,在汉城镇西和满城会宁设巴里坤总兵,统率八旗及绿营驻防,以会宁为中心。“三镇”之间声气相通,是清王朝北方防御体系的核心。“三镇”的中心均设在满城——惠远、巩宁、会宁。仅观其城名,“天朝”心态和时空布局彰显无遗。

   二是在伊犁以北的塔尔巴哈台山附近设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与科布多参赞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黑龙江将军的驻地东西相望,形势联络,互为犄角,共同组成了巩固北部边疆的屏障。

   三是在天山南路建立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为中心的“回疆”体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一度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亦曾移驻乌什和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哈喇沙尔等八城均有满、汉官兵驻扎。

   四是在东天山与河西走廊交汇的哈密与吐鲁番地区,由哈密回王与吐鲁番回王管辖回部,另设哈密办事大臣、吐鲁番领队大臣。东天山实为内地与西域的门户,由此,从吐鲁番、哈密至河西走廊的敦煌、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一线联成了一个安全体系。

   在四大安全体系中,以天山北麓“三镇”为最要,其中又以伊犁为第一。伊犁号称“新疆第一重镇”,伊犁将军的名号冠有“总统”二字,其重要性高于其他八旗驻防将军。

   伊犁将军执掌的外交和军事事务范围达及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整个西域,其巡边、喀什噶尔换防、军事训练任务繁重;以各驻防地的军事民事为主要职责,同时要负责开办旗学、处理外交、制造军械等;经济事务主要涉及屯垦、马政、制钱、贸易等等。行政成本远远高于内地。

   伊犁是新疆的军政中心,清政府首先打通乌鲁木齐至伊犁的道路,沿途设置21座军台,长770多公里,史称“乌鲁木齐西路”,俗称“红庙大路”。此后又连通了乌鲁木齐至北京的道路,至此,从北京经过山西、陕西、甘肃嘉峪关、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到伊犁的官道终于完成,共有台站218座,总长4645公里。这条官道的完成,不仅构建了北京至伊犁的军政信息系统,而且也建成了将沿线体系纳入到中央管理的有效通道,是清朝强化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

   北京至伊犁的官道保障了行旅和客商的安全,因此,它也成为了一条重要商道,形成了官商共用的格局。

   从河西走廊到天山西部的伊犁草原,清朝的战略区向西北跃进千里,经济区必须匹配跟进。正如河西走廊一样,尽管清朝政府在经济上给予西域巨大的支持,但是这种“外嵌式”的,由军政力量主导的城镇发展动力,使得城乡统筹功能并不完备。天山南北分散的绿洲难以形成连片的经济核心区,除了粮食以外,绿洲经济无法形成自给自足的体系,棉花、茶叶、布匹、绸缎以及各种民生用品都不能形成循环体系,要满足驻军、家属及屯民的需要,大宗商品必须通过从内地远距离运输进行调配。新疆本地的财政能力无法负担如此浩大的开支。而粮食与日用物资一直是支持战略区的根本保障,需供应范围也随之向长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转移。由于天山以北与华北情况相似,不是一个“雨养精耕”地区。天山北麓气候寒凉,积温不足,巴里坤一带的农作物种植以小麦、青稞、粟谷为主,普遍采用粗耕的方式,通过屯田,能够满足驻军和居民的粮食需要。但是,由于绿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气候的原因,除了粮食有剩余以外,其他物资均不能生产,导致天山北路经济区功能并不完整。这种不平衡的问题只能依靠内地补充“能量”,而这一能量的补充必须要开辟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扩大旧的通道。

   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200万至300万两白银,充作新疆军政费用。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边疆诸省外,其余各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有学者统计,1760年至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近3亿8千万两白银,约占清朝中叶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相当于清朝乾隆中期8到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

   清朝政府立足于天山南北发展经济,采取了铸造货币、开垦荒田、开矿、经营官铺、对哈萨克等周边民族、国家开展贸易等措施。从伊犁河谷到巴里坤盆地的千里沿线出现了络绎不绝的屯垦区和大小不一的城镇,大片的游牧区转化为人工绿洲,成为了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粮食市场,纪晓岚曾慨叹“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同时,清王朝开发新疆的努力将农耕区的界限从河西走廊向西北推进了上千里,并将之与河西走廊到关中平原一线的农耕区相衔接,这一游牧区与农耕区关系的新变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进程。

   哈萨克、蒙古等部的游牧经济圈对农耕经济圈的粮食、茶叶、布匹、瓷器等有着强烈的需求,北疆绿洲农耕区的粮食、南疆绿洲农耕区出产的布匹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以军饷、协饷等形式发放的白银大量流入天山南北的城镇,造成白银与铜币的汇率远低于内地,让商人有利可图。同时,南北疆各级城市人口剧增,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刺激了对内地茶叶、瓷器、日用品等的需求。内地民商正是看准了此间蕴藏的巨大商机,因而不辞险远,开辟出从归化(今呼和浩特)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长途驼运路线,形成了多层次、多流向的市场流通体系。民商在这个市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北套客”和“西路客”基本垄断了这些市场。据纪晓岚的记录,“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而西路客则是指从陕甘方向进入新疆的客商。

   清军西征的巨大军需催生了市场需求,总有内地商贩随军。据官修《新疆图志》记载:“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于商。无行赍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赡。”古城、归化、张家口、包头等地涌现出了一批驼运店,专门承揽往西北地区的货运。一些大型驼运店的骆驼多达千峰。仅古城就有安德堂、天顺魁(后迁包头)、天德全等大小驼运店近40家。

   大宗粮食类商品成为古城与蒙古游牧区交易的主要商品,从古城通往蒙古科布多城的粮道被称为“蒙古食路”,可见其关系之重。道光初年,清人描述了古城中转市场的流通范围:“(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出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人、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易,利极厚。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当时的民谚云:“想挣白银子,走趟古城子。”可见古城商业之繁盛。

   从华北长城腹地的张家口到天山中段的商埠古城,形成了若干条贸易大通道,汇聚成一个东西方向的“长城—天山走廊”。这基于几个条件:

   其一,沿着清俄边界,从天山南北、经蒙古北部一直到东北建立起了四大防御体系,为跨区域、远距离的商贸往来提供了长时段的安全保障。唯有“大一统”方能如此。

   其二,“走廊”两端都有中心市场,形成商贸交换的动力机制和枢纽。华北长城的中心市场是张家口,天山的中心市场是古城。据乾隆末年秦武域著《闻见瓣香录》所载:“张家口为上谷要地,即古长城为关,关上旧有市台,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者,所货物多紫貂、猞猁、银针、海貂、海、银鼠、灰鼠诸皮以及哈喇明镜、阿敦绸等物。”从市场规模看,张家口更胜一筹,因为还开展对沙俄的贸易;二者相关联之处主要在于对蒙古的贸易。科布多城的蒙古人到古城购买粮食,贩卖皮货,内地商号向科布多城运去粮食、酒和手工业品,换回畜产品;内地商号从张家口到古城贩卖茶叶和各种日用品,再将皮货等贩回张家口。

   其三,“走廊”能够成为一条常态化的商路,是因为形成了便捷高效的通道,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其主干道是始自张家口、经蒙古草地到达新疆古城的“大草地”路线;还有从张家口经额济纳旗到古城的“小草地”路线;此外,还有南北向从古城到科布多城的“蒙古食路”;在伊犁,还开通了对哈萨克的贸易。

   其四,“走廊”的形成还源于所运商品的“民生化”。商路贸易从奢侈品转向了民生商品。除丝绸外,茶叶、瓷器、书籍、药材,甚至海货、水果都贩运到了天山南北,虽然价格昂贵,不过较之唐、元等历史时期,这已经是革命性的变化了。

   “长城—天山走廊”不仅方便了驻军、家属和屯民,给他们供应了生活用品,而且还活跃了沿线的商业市场。在纪晓岚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新的市场流通体系给迪化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善,“一切海鲜皆由京贩至归化城,北套客转贩而至”,“柑橘皆有,但价昂尔”,“土人惟重内地之果。榛栗、楂梨,有力者使致之”,吐鲁番的出产也参与到市场流通当中,“吐鲁番卖果者多”,“土产之瓜,不减哈密”,“味特干脆,但不久尔”。这些景况在元代时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长城—天山走廊”也保留了奢侈品贸易。据学者估计,江南丝绸在新疆的交易量占交易总量的比重,在乾隆时超过90%,嘉庆和道光前期超过85%,道光后期到清朝结束亦超过90%。可以说,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主要是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在乾隆时期,每年用于哈萨克贸易的丝绸就达6000匹。

   更重要的是,由于屯垦驻防的需要、商业市场的流通,在“长城—天山”两侧形成了“民族大走廊”。在清代,各民族人口不仅出现了从东往西的“走西口”大迁徙,还出现了从南往北的迁徙,以及从内地前往天山北麓、从内地前往蒙古的迁徙趋势。他们不仅推动和参与了跨区域的商道开拓,还有很多人最终定居在这些西北和北方的新兴城镇。

   清朝为充实伊犁的力量,除八旗驻防和绿营兵外,还从东北调来锡伯、索伦等族官兵,从天山南路调来绿洲维吾尔人、从内地招揽汉、回民户,从西北调来察哈尔蒙古人等,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参与伊犁的开发建设。

   伊犁的常住人口以多民族为主。按照嘉庆末年《新疆识略》的人口统计,伊犁地区总人口是151940人,其中满营人口为35940人,约占23%;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营人口为61000人,约占40%;从南疆征调来的“回户”(维吾尔人)人口为34300人,约占24%;绿营和民户(汉人)人口为20700人,约占14%。总体而言,来自东北的人口占65%以上。同时,以南疆维吾尔人组成的“回户”和汉人组成的绿营官兵主要承担屯田开发,为驻军提供大宗粮食和重要的后勤保障。

  

   三、“长城—天山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区域性路径

18世纪到19世纪初,天山南北的地景变化,特别是幅员辽阔的天山北麓从游牧区转向农业区,深刻反映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新变化。这一地景改造第一次实现了天山北麓与天山南麓的均质化,将南农北牧的空间格局转化为南北均以农业为主的空间结构。从区域自身的演变看,至少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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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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