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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更新时间:2018-01-04 23:33:08
作者: 麻国庆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的概念和学说,将历史、区域、群体作为整体,开启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新思路,同时为探讨区域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认同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途径。

   民族走廊学说首先强调了区域内的共同性。这些共同性来自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社会、民族流动等因素。区域内的不同个体、群体、社会在历史上的交往中,形成了区域内的共同记忆。在这些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区域认同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区域认同与民族认同并非完全一致,表现为“和而不同”的认同格局。走廊之上还有地域,地域之上是国家,不同层级的区域之间你来我往的历史与现实联系,决定了区域共同记忆之上必然生长出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民族走廊学说特别强调区域研究要在宏观研究中做好“微型”研究。费孝通先生指出:“‘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深入到民族地区的生活实际中进行观察,通过比较不同的‘类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这一宏观与微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本文所讨论的记忆多层性与共同体认同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延伸至本文来讲,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同时将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与集体的记忆认同相结合。

   民族走廊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自然空间转化为文化与民族的空间。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历史与现实上的空间和区域概念始终贯穿其中,而民族走廊的研究是其空间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民族走廊研究,需要进一步提炼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文化相似性,挖掘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记忆。正如石硕教授所指出的,藏彝走廊整体区域的历史记忆等各个文化要素的研究,特别要对各文化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作出进一步的比较和探讨,揭示各种文化因素在跨民族、跨区域的分布状况及存在的重合、交接及交叉情形。在费孝通民族走廊学说基础上,本文结合记忆的多层性提出有关“北方民族走廊”、“南方民族走廊”的讨论。

   “北方民族走廊”主要由两条走廊构成,既包括从甘肃到新疆这条历史上著名的东西向的民族走廊,即“河西走廊”,也包括与该走廊构成“丁”字形、从祁连山脉向南直至横断山区(即藏彝走廊地区)呈南北向的“陇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中原人走向西域、域外人进入华夏,以及阿尔泰语诸族,乃至汉藏语诸族迁徙移动的走廊。1985年,费孝通先生在《甘南篇》中首次提出了“陇西走廊”的概念。“陇西走廊”所生活的民族主要有氐人和羌人的后裔,以及汉、藏、回、撒拉、保安、东乡等民族。该走廊可以说是汉藏两族的分界,也是农牧两大经济区的桥梁。“陇西走廊”主要宗教文化类型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汉族民间信仰三种。作为联系“河西走廊”与“藏彝走廊”中介的“陇西走廊”,是藏彝走廊主体性宗教藏传佛教与河西走廊主体性宗教伊斯兰教的中间地带。在这一地带可以观察到,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中心的藏传佛教文化区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区。而陇南市、定西市汉族聚居区虽然以汉族民间信仰为主,但同时夹杂着伊斯兰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区域内各宗教文化区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

   “北方民族走廊”研究,可以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出发,通过“中心”与“周边”的概念转换,考察我国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流,进而探讨边疆少数民族、中原汉族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关系,进一步挖掘各民族内部及彼此之间的记忆对于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影响。

   “南方民族走廊”指的是费孝通先生所称的“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这两个走廊的共同性在于地理上均属于南方山地,且河流在其文化地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两大走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自然和社会联系。藏彝走廊的最南端与广义上的南岭走廊的西端相衔接。藏彝走廊不仅是藏缅语诸族先民南下的通道,还是南岭走廊苗瑶壮侗等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南岭山区,作为华南地区山地特征的重要代表,其间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流被费孝通先生提升为“南岭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诸方面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南方民族走廊”这片山地空间,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与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区域中的各民族相互接触、你来我往,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区辨中,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民族内部及民族之间的记忆不断积淀、不断深化,并最终体现为不断流变的共同体认同。

   南方民族走廊最富特色的就是它所承载和体现的“山地文化”。藏彝走廊的地形特征是高山峡谷,南岭走廊则以支离破碎的山谷交错而成,生活于两条走廊的各民族在不断的交往、碰撞中积淀出了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立体性是山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以位于藏彝走廊南端、南岭走廊西侧的云南省为例,滇西德宏地区盆地一般为傣族占据,而半山区则有德宏族、阿昌族和汉族,山头一般居住着景颇族和傈僳族。滇西南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区,居平地的通常为傣族和汉族,居山腰的为布朗族、拉祜族、佤族、基诺族,山头则为哈尼族及瑶族占据。滇南红河西南部,山脚是傣壮,山腰是哈尼,山头是彝、苗、瑶等族。立体型的空间,不仅承载着各民族迁徙流动的历史,而且积淀了民族之间交往的记忆。基于这些民族交往记忆,民族集体记忆得以建构起来。

   瑶族,作为南岭走廊的主体少数民族,在南岭走廊的立体空间内是不断迁徙的。日本瑶学专家吉野晃根据瑶族《家先单》中记录的祖先埋葬地点勾勒出一支瑶族先民的迁徙路线。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埋葬地点就是瑶族对空间的记忆、对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民族的认同。瑶族将家先的观念、空间的记忆、民族的认同相互关联起来。又如,广西龙胜的莫瑶就坚信,他们死后会去祖先居住的美好世界“梅山”。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瑶族寻找先民居住地的“千家峒运动”,生动地展示了空间所承载的民族记忆与民族认同。

   傈僳族是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跨境民族,他们也分布于缅甸、泰国、印度等地。在中国,傈僳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同时在丽江和迪庆、大理、保山、德宏、楚雄、临沧等州县,以及四川省的盐源、盐边、德昌等县也有分布。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和群体行为中逐渐形成了跨区域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例如,在帮工、换工、婚礼、小孩出生及村落性仪式中的猪肉流动,蕴藏着一个内在概念,即分担。这种分担的内在概念,塑造了人们对群体感和“团结”感的现实需要,成为人们组织其社会行为的观念基础。即便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个体的决策和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醒目和多样,但群体的集体记忆不仅不会因社会变迁而改变,而且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延续和传承下来,凝结着民族认同感与跨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

   宗教文化是民族集体记忆和共同体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南方民族走廊中,宗教文化表现出多元一体的特色。藏彝走廊以佛教和原始宗教苯教为基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形态。而南岭走廊则以道教为基础,形成了因地域及民族而变化的多元宗教文化形态。在南岭走廊中,虽然各民族均有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但均掺杂了各种道教文化因素,如经书的使用、符箓的运用、道场的设置等,展现出鲜明的道教特色。南岭走廊中的各个民族,其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特色构成了“多元”,但是它们又都可以统一在道教的“一体”之下,共同构成”多元一体”的南岭走廊宗教文化特色。多元一体的宗教文化形态,一方面保持了各民族的边界和认同,另一方面又因为有着共同的一体的宗教根基,各民族便有了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基础。基于此,各民族的集体记忆逐渐汇聚整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费孝通对民族走廊的讨论,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更好地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华民族概念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56个民族是社会构成的主要单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勾画出多元民族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恰恰是“多元一体”所强调的多元中的有机联系,即多元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构成了区域内民族的集体记忆。区域文化共同性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提升了区域社会的历史记忆,增强了区域共同体的文化内涵,成为区域共同体记忆的基础。事实上,不同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记忆整合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由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环南中国海通道与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

  

   在全球化的复杂历史进程中,与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和一体化相比,人类学更加强调全球文化中的多样性,强调文化的地方化、本土化和异质化过程。

   事实上,全球化掀起了地方文化复兴与重构的文化自觉过程。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Sahlins)指出,现在可以目睹到一个大规模的结构转型进程,因为从亚马逊河热带雨林到马来西亚诸岛的人们在加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同时,都在自觉地认真地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他们在文化展示与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自身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无意识传承”传统,常常为这种来自民间的传统力量进行“有意识地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即利用原有的文化资源和新的文化创造来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形成一种“文化+文化”的现象。在多元文化的复兴过程中,多层性的记忆在被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被创造。

   费孝通先生的“全球社会理念”,为人类社会构想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明之间如何共生,特别是作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而“文明间对话”的基础,需要建立人类共生的“心态秩序”以及“和而不同”的“美美与共”的理念。费孝通先生用“和而不同”这一来源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文化精神,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化过程中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多元文化的共生。“和”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基础。

   沿着“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的思路,记忆与共同体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可以放置到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的讨论之中。以往的民族走廊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国境内,且多与固着于土地的人文地理范畴为研究对象,很少关注以海域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对华侨华人与海洋中国的认识也不足。由此,本文提出“环南中国海通道”的讨论,以“周边”视角来思考记忆的多层性与共同体认同的关系问题,进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

   环南中国海区域发生着复杂的文化和民族互动。其中,“水”对于该地区民族互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流动性在其区域记忆与认同问题中的特殊地位。

   环南中国海区域内存在的包括华人等跨地域族群的认同问题可以用“跨国文化圈”的概念来讨论。?⑤“跨国文化圈”主要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文化共同体。人们围绕着社会与文化的“圈”形成了诸多的共享记忆。陈志明用“民族学文化圈”来展开世界华人的研究。“圈”内各地的华人虽然受到地方化和文化变迁的影响而形成了丰富的多样性,但他们仍共享着华人“文化”的共同特征。例如,在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信仰中,源自古代中国文化的土地神观念虽然经历各种演变,但它仍然延续着华人传统宗教系统的主要成分。上述“文化圈”所涵盖的各种文化因素,同时也携带了“圈”内族群的共同记忆。如新加坡华人民间信仰的“祖神”崇拜,便承载了祖籍地与移居地两方面的历史记忆。

环南中国海通道是从海域文化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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