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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重构史料观

更新时间:2018-01-04 13:21:49
作者: 雷戈 (进入专栏)  
却不能证明历史上确有“三家分晋”这回事。因为史料作为无所指的语言,它自身内部的相互证明,并不能改变史料的基本性质,并不能把一句话证明为就是历史事实,并不能证明一条史料就一定反映了历史真相。[⑦]史料内部的一致性效应充其量只能证明史料自身的价值,而不能赋予史料记载以历史性质。所以,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确曾有过“三家分晋”这回事,我们只知道史料上有过这种说法。历史学的工作不是考证这条史料的真实性,以便使之与历史过程相吻合,也不是打算弄清“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历史性质和历史影响。历史学家只是可以讲这句话,并把这句话同其他史料按规则地有序地组合在一起,以便有可能讲出更有意义的话。[⑧]反之,如果没有这句话,那么历史学家就根本不可能这么讲。

  

   三

  

      既然史料的产生不关涉历史过程,而只涉及史料自身的需要,那么史料为什么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为什么还会有史料这种东西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人类有一种表现欲(即语言欲)和对话欲(即写作欲)。正因如此,人类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不间断地成批制造和编写着汗牛充栋的史料文献。

      一旦判明了史料的性质,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历史学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史料学。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史料。所以,凡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就是史料学。这也就意味着,史料学的含义已与传统的定义有所不同。作为历史学的史料学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史料学。因为我们所说的史料学是与历史学具有同等性质和功能的史料学,它不仅仅是考订史料和整理史料,而且还要分析史料和解释史料。所以,它是一种广义史料学。这是我对史料学下的新定义,也是我对历史学作出的新解释。[⑨]既然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那么历史学就不可能不是史料学。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说,尽管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但历史学仍然不是史料学。因为,不论怎么讲,历史学似乎总要比史料学多出一点什么。[⑩]而多出的这一点东西恰恰就构成了历史学与史料学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大多数时候,历史学多出史料学的这一点东西,往往被人们称之为“历史规律”、“历史目的”或“历史意义”。但就人们所说的这些“历史规律”而言,甚至是那些自称是“发现了历史规律”的人,他们也并没有超出史料学的范围。因为他们所说的所有“历史规律”都是在史料的基础上立论的。按照通常的标准,把“

   历史规律”建立史料的基础上, 是完全正确的,似乎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发现历史规律”,似乎只有通过研究史料才能发现历史规律。但按照我们的理解,史料只是一种语言符号,它里面并不包含有历史事实,当然就更不用说还会包含有历史规律。所以,通过研究史料是永远不可能发现任何历史规律的。历史规律是存在于史料之外的东西。历史规律仅仅存在于历史本身。所以,在我看来,把历史规律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是极其荒谬的事情。

   就此而言,历史学比史料学多出的这一点东西并不是所谓的“历史规律”。那么多出的这一点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应该说,这就是思想。所谓思想就是现实批判。因为,即使没有史料,我们也仍然可以理解历史。因为作为现实的历史本身足以使人们有可能去洞察历史的本质。事实上,我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依据现实理解历史,依据史料解释历史。对历史需要理解,对史料需要解释,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至于历史实际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质言之,我们只能在现实中理解历史,而不能在史料中理解历史。在史料中理解历史,产生出来的只是一部部毫无思想价值的教科书式的历史著作;在现实中理解历史,产生出来的则是一个个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说,正是思想拉开了历史学与史料学的距离,使历史学比史料学多出那么一点东西。而思想则是对历史本身的思考。这就意味着,历史学之所以与史料学有所区别,就因为它不光有史料这一个研究对象,而且还有一个更内在更直接更现实的意识对象。这个意识对象就是作为现实的历史本身。一方面,在研究层面,历史学的的确确是史料学,而且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另一方面,在意识层面,历史学又确确实实不是史料学。原因不在于历史学在史料中发现了什么惊人的“历史规律”,而在于历史学从历史本身获得了一种现实批判的思想原则。

  

   四

  

      其实,当历史学把史料确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就已经潜在地包含有“历史学即史料学”这个结论。但我并不认为,说历史学是史料学就是对历史学的贬低,说历史学不是史料学就是对历史学的抬高。我只想确认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在研究层面,历史学必然是史料学。而历史学多出史料学的那么一点东西,又都存在于意识层面。尽管意识对象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它综合制约着历史学对史料的全部研究和分析。但一旦我们把问题局限于研究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史料的性质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在研究领域,史料这种东西似乎与历史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是一种自足的存在。史料像语言符号体系一样,有自己的内部规则和运行机制。史料之间相互证明,就如同语言之间相互指称一样。在史料的相互释证中,有的史料被认为是“真”的,有的史料被认为是“假”的。而孤零零的一条史料则永远没有机会开口讲话。在某种比喻的意义上,不妨说,孤证就好像是得不到任何选民支持或没有拉到一张选票的候选人一样。所以,在史料的相互释证中,孤证就只能被排除在外,而不予考虑。但孤证的存在本身也是对其他史料的质疑。它具有挑战性。其他史料尽管不引证它,但也不能完全忽视它的存在。因为,总体上,孤证也是史料的一部分。只不过它尚不能与其他史料“接轨”,而进入到史料之间相互释证的网络里,被其他史料所接纳和承认。

      但孤证在史料释证关系中的特殊境遇,并不产生于它与历史事实之间的某种对立,似乎孤证之所以为孤证,就在于无法证实它是否记载了历史事实。从根本上说,孤让的境遇只是史料内部的事情。它是史料在相互释证中为了达到某种一致性或近似性而采取的处理措施,它表明了史料释证中的操作的规范性和制度性。也不妨说,孤证的境遇是史料为了达成释证的一致性而制订的“排外政策”。这种“排外政策”也是一种语言规则或语法结构。它是为了获得某种尽可能广泛的结论,而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法则。开始是约定俗成的,后来则是明文规定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化过程。从孤证的境遇我们可以看出,史料释证中的所有基本规则几乎都经历了这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合理演变过程。

      在这种合理演化的自然基础上,史料就成为一种供历史学家有所言说的特殊语言。史料的确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类型,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史料这种语言只能用于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而不能用于历史学家同历史本身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因为史料并没有记载历史事实。从史料中也压根找不出历史本身的影子。尽管如此,但它毕竟是一种有用的语言符号。历史学家可以使用史料来说明一些问题,表述一些思想。对历史学家而言,史料是一种人人都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普遍语言。人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人人都懂得史料的基本规则。可以说,在历史学王国,史料就是一种通用的“世界语”。历史学家用它来达成了自己所需要的彼此之间的某种一致性的看法或某种近似一致性的谅解。

      但这并不说明什么。起码不能说明史料的一致性就直接等于历史的真实性,更不能说明历史学家通过史料之间的相互释证而获得的某种一致性看法就等于是弄清了历史真相,就等于是揭示了历史本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史料的一致性是史料的事,史料的不一致性也是史料的事。历史学家在这里所能获得的唯一乐趣就是思维的训练和智力的游戏。或者说,这种唯一的乐趣也就是那种人们所常说的精神的享受和智慧的美感。人们喜欢说“读史使人明智”,[11]其实,所谓“明智”就是一种智力游戏。历史学家使用史料,就像普通人使用语言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历史学家并不能因为使用史料而理解历史,就像普通人并不能因为使用语言就懂得生活一样。历史学家并不能因为用史料而更有资格谈历史,就像普通人并不能因为会说话就更有理由会生活一样。史料向历史学家提供的只是一种游戏的无限可能性。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在史料中玩出许多新鲜花样。历史学家可以充分体验和领略史料释证这种独特的游戏方式所给他带来的巨大快感和无穷趣味。

   历史学家从史料中获得满足。但这种满足却永远超不出史料的层面。它是一种游离于历史实际之外的东西。尽管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游离于历史本身之外,但我们这里所想要强调的是史料向历史学家提供的一切都与历史实际无关。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与史料的关系非常类似于“理神论”而不是“泛神论”。“泛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万物,但上帝并不直接显现,上帝只是通过自己所创造的万物来显现自己。所以每个事物背后都存在有一个上帝的影子。同样,历史在成为过去之后,它就通过自己制造出来的史料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所以每条史料之中都包含有历史的信息。“理神论”则认为:上帝先是赋予了宇宙以第一推动力,然后就让宇宙按照自己的规律自然运行。同样,历史在提供了史料之后,就对史料撒手不管了。这样,我们在解释史料时,就只能遵循史料自身固有的规则和逻辑,就史料说史料,而不能动不动就扯到历史那里。所以,不管历史学家想把史料说成是什么,但他就是不能把史料说成是历史。历史学家想把史料中的内容说成什么都行,但千万不要说成是历史。因为那样势必要同时误解两样东西。这种误解既导致轻率与虚夸,又产生浪漫与野心。如此一来,人们既无法真正享受史料这种语言游戏的乐趣,也无法真正理解历史这种现实生活的真谛。

   这就意味着,对待史料,必须抱以游戏的自由心态;对待历史,则必须抱以敬畏的虔诚心态。史料使人博学,历史使人深刻。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虽然通过史料这种语言游戏可以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但它绝对不是真正的思想源泉。真正的思想源泉是历史本身。正是历史本身为历史学家创造了史料这种独一无二的游戏方式。不过,在此需要提醒历史学家的是:如果一味沉溺于史料的游戏之中,也许他很快乐,但他却永远也长不大。因为过分陶醉于史料的游戏之中,只会使人变得幼稚,而决不可能使人变得成熟。历史学家的成熟不在于他在史料里面停留多长时间,而在于他走出史料有多远。历史学家的睿智不在于他是否全身心地浸泡在史料之中,而在于他是否把头探出来而向历史有所瞭望。一般而言,历史学家似乎总有一种天生的依附史料甚至迷信史料的本能。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迷恋史料就好比儿童迷恋母亲一样。它永远是一种幼稚的表征。它暗示出历史学家具有一种特殊的“恋母情结”。但历史本身作为历史学家的真正父亲,历史学家却永远也不知道。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阶段。它表明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史前阶段。它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历史时代。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迷恋史料就是“母系社会”的观念遗存。当然,这个观念只能是史学观。这是需要克服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惕。我的目的只是希望告诉历史学家:如果不把史料和历史扯在一起,许多问题都很容易得到解决。

  

   注释

  

  

   [①] 参见《历史学的两种对象》,《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②] 诚然,我也不同意这种视历史认识为间接认识的看法。但我同时也不同意那种为了否定这个错误看法而采取的不正确的论证方式。

   [③] 似乎历史真的就隐藏在史料背后,似乎史料背后真的存在有什么诸如“历史本质”、“历史规律”等一些可值得探究的东西。

   [④] 一般认为,文物对于文献的作用主要是证明、修正和补充。即便数量再多,它也不能单独使用。只有在相应的文献史料系统框架中,文物的价值才能得以确认,文物的信息才能得以释读。比如,没有《史记》等一系列相关文献,卜辞就没有意义。再比如,没有任何文字性史料,一具古尸就只是一具尸体,而不具有任何历史意义。这是因为,史料作为语言,其语法结构与阐释规则由文献而非文物确定。所以,不合史料阐释规则,文物就不能当作一种有意义的话语来说。

   [⑤] 似乎文物是一种绝对存在,它能够弥补史料呈现历史实际之能力的缺陷和不足。在人们对文献储存的历史真实信息失去传统自信时,文物便顺理成章地浮现出来,成为支撑人们历史真实信念的最后根据。再加上文物的史料价值主要是在考古学中得到普遍确认的,而考古学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其所依赖和呈现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均使人们难以抵御地相信考古学使用和确认的文物所表征的历史存在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⑥] 比如流传文献与出土文献相印证,中土文献与域外文献相发明,皆是如此。中国现代史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虽然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也只是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以及使用史料的方法,但并没有触及到史料的性质问题。

   [⑦] 参见雷戈《论史料》,《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⑧] 判断历史话语是否有意义,并非看它是否与历史实际保持一致(因为这不可能),而是看它能否触动现实。

   [⑨] 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是希望历史学能够成为某种“新史料学”。

   [⑩] 尽管多出的这一点究竟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也许永远都弄不清楚。

   [11] 当然,所谓“读史”是一个宽泛的说法,实际上它既包括那些读史书的人,也包括那些写史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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