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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重构史料观

更新时间:2018-01-04 13:21:49
作者: 雷戈 (进入专栏)  
因为传统的看法完全建立在一种绝对空虚的基础上。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传统的看法想当然地设定了一个压根莫须有的“历史”对象,企图以此来证明历史学的认识是直接的。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指出传统看法的结论不对(即历史学的认识是直接的),而在于指出传统看法的证明方式不对(即不能把史料当成认识历史的工具)。

   质言之,历史认识之所以是直接的,就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直接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之所以是直接的,就因为史料始终呈现于历史学的面前。在论证这个问题时,必须在概念上把史料视为一个整体,不以当事人的存在为依据。首先,当事人的记述毕竟是数量有限的,如果仅仅根据当事人的直接记述来直接研究历史,那历史认识的直接性是经不起任何推敲和检验的。因为它过于狭窄和脆弱。其次,当事人的记述可以是直接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凭借这种当事人的直接记述去研究历史,就能获得直接认识。比如,我们可以根据现场目击者的观察去描述一件事情,但绝对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同目击者的说法混为一谈。目击者的说法不管是真是假,都是直接;我们的看法不管是对是错,都是间接。这个常识可以提醒我们,我们一旦利用了当事人的直接记述去研究历史,得到的恰恰是间接认识。因为当事人的记述对于当事人本人来说固然是直接的,但它对于我们却不能说是直接的,更何况我们再通过它这种并非直接的史料去研究历史,要想获得直接历史认识恐怕过于一厢情愿。这里的问题就出在把史料视为历史学的工具而非对象上面了。因为,只有把史料作为工具,才会有好坏之分,即把史料区分为可以为人们提供某些直接历史认识的当事人记载和不能为人们提供直接历史认识的非当事人的记载。但如果把史料看成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则可以彻底避免这个麻烦。

   因为就其为研究对象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对于任何科学来说,没有对象的好坏,只有方法的好坏。所以,不能说天文学的对象就比地理学的对象更高贵,而只能说,天文学的方法是否适应于天文学的对象和需要。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历史学的对象比心理学的对象更重要,而只能说历史学的方法是否适应于历史学的对象和目的。进一步说,我们也不能说作为历史学对象的一部分,研究经济史就比研究文化史更有价值,而只能说经济史的方法是否适应于研究经济史的需要。

  

   三

  

   在对史料观的清理中,类似于“历史”、“传统”、“现实”等概念常常不请自来,交织其中,彼此重叠,歧义四出。常见者有二。

   第一,按照我的理解,历史实际作为过去,是不可认识的,因为那意味着历史是一个纯粹的空虚,而纯粹的空虚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观照对象的。历史本身作为现实,才是可以认识的。习俗看法却认为,历史作为观照对象,恰恰在于它的过去性,事实上也就是空虚性;相反,历史作为现实,反而是不可观照的,这无异于说历史一旦成为实存的反而不能被完全认识。简言之,历史只有成为“无”才可被认识,反之,历史如果仍然是“有”,那就无法被认识。

   第二,“传统”是什么?从纯粹形式上看,“传统”是否指一种时间秩序?如果是,那“传统”就实为一种毫无任何真实意义的空虚之物。况且,谁又会把今年视为去年的“传统”在现实中的延续呢?从实际内容上看,所谓“传统”是否意味着过去历史上那些争权夺利的卑鄙野心(坏的)或追求自由的牺牲精神(好的),或者还有某些过去的做法,比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人格上的不断进取、文化上的天人合一、政治上的忧国忧民等等。如果“传统”就是这些(当然也许还不止这些),那我们就必须说,这些所谓“传统”并非仅仅过去有,现在也有,可以说历代有之。而且,现在有的这些也并不是作为“传统”而从过去延续下来的。它是现实生活本身必然就有的东西。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些内容。正像人人都爱美求善,我们不能因为古人爱美求善,就说爱美求善就是古人的传统;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现代人爱美求善,就说爱美求善是古人的传统在现实中的延续。同理,人人都要吃饭,我们不能因为古人要吃饭,就说吃饭是古人的传统;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在人要吃饭,就说吃饭是古人延续下来的传统。当然,如果说古人吃饭用筷子,我们现在吃饭也用筷子;古人吃饭以面食为主,我们现在仍以面食为主,那么似乎可以说这就是“传统”了。如果是这样,这种传统只能是传统中最直观、最表层、最粗俗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传统的真谛和精华。那么,什么才是传统的真谛和精华?我必须说,那就是历代皆有的最基本最普遍因而也最无传统性可言的那部分东西。即,所谓传统就是最无传统性和最具超传统性的东西。

   这个问题似乎与本文主旨无关。但从深层次上看,问题还是出在如何摆正史料在历史学体系中的位置上。因为,一旦把史料当成历史学的工具,那么就必须还要为历史学找一个更“客观”

   更“实在”的对象。这个对象只能就是消失在过去的“历史”。历史作为消失在过去的东西,既谈不上“客观”,也说不上“实在”。反正是好像有过那么一回事。绝大多数人心里其实都是这么想的。于是,历史就随时有可能被人当成一位柔软无力的“女孩”而任人打扮。也可能打扮的更美,也可能打扮的更丑。这都取决于打扮者的主观需要和个人口味。如此一来,历史岂不无聊、可耻到了极点?对于史学史上的这种灾难,谁都看得一清二楚。可又迟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策。

   为了真的使历史变得“客观”一些、“实在”一些,免得被人讥讽为空虚之物、幽冥之体,人们便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延续在现实之中的传统。可传统仍旧是一种过去式的时间性的东西。传统虽然可能延续在现实之中,可传统并不等于现实。故而,传统也就必然不是历史。因为历史即现实。这是现实主义历史观早已证明了的基本命题。只有立足于这一命题,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才能真正理顺。这就意味着,对于史料只能作如下理解:史料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对史料的研究有赖于历史本身即现实所提供出来的各种实际工具(理论、方法、概念)去进行具体操作。

  

  

  

   下篇命题:史料乃史家之游戏

  

   一

  

      在历史学中,没有比史料更不象是一个问题的了,更不必说这个问题竟然还可能具有某种奇异的理论价值。不管人们是说“在理论指导下”去研究史料或分析史料,还是说“从史料里面引出”具体的历史结论或宏观的历史理论,其内心都不认为史料本身有什么理论价值,更不相信史料本身的性质会成为一个极具理论份量的重大问题。

      史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因为我们对史料的性质作了新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史料与历史就脱离了关系,史料与历史之间就不再有任何关系。即,历史不再对史料有某种约束力。这样一来,史料的来源就又成为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史料的来源同历史的起源一样,令人费解和困惑。

      成为过去的历史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打开的封闭的黑盒子。人们相信里面肯定装着某种东西,并总在费力猜测里面到底装着些什么。偶尔里面发出一点响声,人们就开始争论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它是由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这声音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含义,它究竟想说明什么或暗示出什么。这就是史料的起源。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与历史必然是有关的,并能够反映历史事实的真相。

      本质上,史料只是在做着一种自我游戏或语言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史料并不涉及任何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历史实际并没有包含于史料之中。因为史料是语言。正像语言并不对应于事物一样,史料也并不对应于历史。作为语言,史料的起源与构成,都仅仅意味着它只是以一种语言的方式在进行着某种自由的游戏。

   所谓“史料是语言游戏”包含有这样两层意思:第一,任何一条史料所说的话都必须在其他相关史料的互相训释中才能说清楚,这就好比任何人都必须同与他亲近的人在一起才能进行有趣的游戏一样。第二,史料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训释,其组合方式完全是随意的、偶然的。[⑥]即一条史料能够解释另外一条史料,完全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并非因为这一条史料同另外一条史料之间存在有什么必然联系,比如二者同出于一个史家之手,或者是由两个相互认识的人写成的,等等。正如同游戏一样,人们进行游戏也并没有一个事先的计划和予期的目标。或,两个人成为朋友、兄弟或夫妻,也完全是基于一种偶然的原因。

   从语言游戏的角度看,历史学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孤证不立”,其实是“孤证无戏”。即,孤零零的一条史料是无法进行任何游戏的。因为任何游戏都不能单独一个人玩,它至少需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才能进行。既然孤零零的一条史料与其他史料不能发生联系,那么它就无法进入到游戏的程序之中,或对其他史料作出解释,或被其他史料所解释。所以,“孤证不立”也就是“孤证不语”。即,孤立的史料自己不能主动开口讲话。因为,既然孤立的史料是存在于游戏圈之外,那么它就不能与其他史料进行对话,所以,它只能独白和自言自语。这样,孤立的史料所说的一切便都与其他史料无关。

  

   二

  

      认为史料必定记载了历史事实的人无法解释这样两个致命的问题,即:第一,既然史料记载了历史事实,同时它又只能有限地记载部分历史事实,那么历史学家又如何能够凭借不完整的史料去认识历史全貌和历史整体呢?第二,如果有一个历史人物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事,却没有留下一条史料记载,那么这个历史人物究竟在历史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历史上做了许多坏事,都没有留下记载,但恰巧有一条史料对他作出正面描述,说他是个大大的“好人”,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相信它?

   但如果把史料看作是语言符号,那么我们就不必管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或某个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史料看成是语言,我们就可以使史料获得一种中立性、超越性和纯形式性。所以问题不在于说“历史是文本”,而在于肯定“史料是语言”。在我看来,史学的文学性质远不如史料的语言性质更为根本。因为作为文学书写的历史并不能真正触及史料的非事实性。文本固然包含有种种难以言说的预设、意图、想象、虚构等等,但如果依然相信史料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那我们只能坚持认为历史研究必然能够触摸和把握到背后历史实际的真实。比如,使用砖头盖的房子就一定是砖房,使用木头盖的房子就一定是木屋。因为建筑材料决定了建筑本身的结构、形态与性质。基于此,史料是语言就意味着历史学家是在用史料说话,而不是在用事实说话。这样,我们就可以使史料摆脱那种无谓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真实性”与“虚假性”之争,我们再也不会询问和考虑史料到底是真还是假。

   比如《资治通鉴》卷一云,“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就是被人们视之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件赫赫有名的划时代事件──

“三家分晋”。司马光把它作为《通鉴》记事的开端,认为它标志着礼坏乐崩的极致,现代史家甚至还把它看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起点。但如果仔细追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只是一句话。因为成为过去的历史实际本身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即使有其他相关的史料或者更为原始的史料来证明“三家分晋”在历史上确有其事,那它也不过是史料之间的互相证明,它属于史料系统内部的一致性效应。它只能说明史料自身能够证明和认可这个记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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