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施卫江:沙漠民族:恐怖分子的主要来源

更新时间:2018-01-03 18:48:16
作者: 施卫江  
没有退路的互相攻伐以求自己的生存底线。《汉书·匈奴传》曰:匈奴“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 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法国学者安德烈·赛维在长期考察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之后,得出结论:“总体原因归纳为先,我们发现阿拉伯人从来不是一个政治性人物(试比较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笔者注 ),不具有伟大的抱负而有耐心去作一番努力。他们只是游牧民族,原始而简单的生物,离动物主义精神境界不远,服从自己的本能,不能够遏制他们的激情或控制自己的欲望。 无能为力去设想更高的兴趣目标,去珍惜崇高的理想,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目无法纪的状态中。受制于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阿拉伯人从来没有能够将自己的个人主义从属到追求任何伟大的群体利益任务之中,去实现一项国家层次上的野心。”④

  

   赛维的看法也许有片面之处, 当今时代的不少沙漠民族的后代们纷纷走上弃绝个体自身的“小我”,而去“殉教”去“圣战”而求得穆斯林全体的“大我”,尽管不是国家层次上的。

  

   (2)权属缺乏。

  

   生存在沙漠、半沙漠地带的游牧部落,必然要处在流动、迁徙、掠夺、杀戮的生态之中。由于干旱地游牧经济可出产日用品甚少,游牧部落根本不够自给自足,尤其在古代,没有充分的商品贸易可交换到日用必需品,连固定地块上的绿色植物生长也是极为有限,于是不得不走上抢劫掠夺的模式,长此以往,习得性遗传(拉马克)积习成为民族秉性。在求生意志支配下无数代人以劫掠为生的民族,权属意识不可能建立起来。既然侵犯、占有、抢劫、掠夺、强奸是成为各个部落所必须的生存法则,就少有“领地”、“领土”、“地盘”、“主权”意识,也湮灭了“侵占”、“侵权”、“所有权”、“归属权”、“合法性”等道德伦理的概念、观点、信念和意识。

  

   在欧洲启蒙时代,所有权的概念上升到了理性的位置予以阐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 “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法的精神着重体现在所有权的概念上。所有权就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一切生产活动都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有了所有权制度的保证下才能正常展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道“所有权之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的存在的。”

  

   在黑格尔看来:所有权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权利是理性的产物。可是对于在沙漠文明中打劫掠夺成为惯常生存方式的游牧民族来说,财产所有权的虚无感则使人格尊严失去了依托,道德理性荡然无存,义务和责任亦无从谈起,“人权”被架空,“法治”也失去了根基,于是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种种鲜廉寡耻、血腥蛮横都在行,绝对的自我主义放肆:“他人的就是我的”,甚至连他人的老婆和小孩都可成为我自己的,只要拼杀刀枪赢了他就得到。要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唯一有效的就是杀死入侵者,而少有“讲道理”的途径。当然,讲理的地方保留在低级层次上还有些,只是在维系于自己部落里的亲缘之间,若全然不讲理,那么这个文明很快将会消亡殆尽,就如野狼部落要维持生存则必须在亲缘间讲些“道理”一样。

  

   即使不施行掠夺抢劫而仅仅为了放牧,经常性的大规模流动迁居抢占牧场也使得本游牧部落与其他游牧部落、与农耕社会定居者地盘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主权领土”上的重叠和交叉,于是解决之道无他,动辄兵刃相见,军事冲突不断,相互间杀戮频频。总之,“领土”尚未在法理上确立起来。

  

   历史学学者格温·戴尔讲:“文明的基础是农业,为此农业把土地转变成一个需要保护的宝贵资产”。当农业尚未建立起来,土地也难以称之有价值意义的权属,那么一切建立在土地之上的有形资产作为权利所属而言都无立锥之地,文明即无基础。

  

   英国者殖民统治印度期间于1871年出台过“刑事部落法”,鉴于一部分印度北方游牧部落村民难以与先进的定居文明相容,染有习惯性和职业性抢劫犯罪的人格事实,只得进行司法的干预,强制推行一套贯彻现代文明价值观的法制秩序,有准对性地规范该地区的部落游民,以期归化野蛮部落为文明社会的公民素质,该法律确实收到了的实效,到了1952年该法被“习惯犯罪者法”取代。⑥

  

   我们须知道,财产权利的虚无使人的低级层次的欲念被架空。看似虚怀若谷,少私寡欲,其实导向了深层次压抑,过度的力比多压抑则容易导致人格发育成为“反社会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表明,人的意欲有恒定的数值,当某一方面的意欲目标受阻时会转移至另外的目标上。沙漠民族的意欲也许是倾向于,并不在乎于物质生活的欲念和享受,但是却集中在伊斯兰名义的信仰偏执上,只要外在的部落有异于本教派的高度予以敌对化。长久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沙漠部落民族(特别是阿拉伯民族)在精神上视全部伊斯兰教的教徒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统一的文化符号的表达方式,而视异教徒为另外一个文化符号,是“卡菲勒”意义的“他者”⑤,走极端者更是尽力将异教和异教徒显著地敌对化,“其心必异”,反之,作为现代社群组成的形式 ——“国家”的概念却是相当弱化,缺乏足够的认同,但是这并不表明穆斯林缺乏群体归属感,而只是将归属感留在伊斯兰教和本部落,这二个层面之上,实质是难以建立起现代性法治理念和意义的社群关系、财产所有权和个人权益。

  

   先行踏进工业文明的必然是农耕文明的民族,因为人类的进步是渐进的,无法跳跃。文明进步与个人主义、个人权益同步协调增长,按韦伯的说法,是“合理性”发展的过程。当文明进步到了一定的阶段,法权概念伴随个人主义一起增长,古典时代建立起来的宏大帝国就松散开来,民族主义精神便会突显,以民族自身为利益的界限须要确立起现代国家的形式,并需由法律条文来约定,这在欧洲首先做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为启蒙时代浪漫时代各欧洲民族高涨的呼声。可是当今时代的西欧国家,张扬起“多元化”加上“大一统”的政治图景,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疆域、界限又变得模糊起来,这正好为沙漠民族所利用,因为彼等的个人理性,法权意识远未形成,于是得以乘隙而入,兴风作浪。

  

   (3)血腥劫掠。

  

   游牧经济是流动的单一性生产类型,它仅仅生产出食草动物:牛、羊、马、驴和骆驼来,无法生产出植物类产品,也少有日用生活品,从而其生存对于农耕社会存在着严重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只是需要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当然必须以部落的生产力达到某个高度,以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为前提。

  

   可是游牧经济要使剩余产品达到一定的充裕度以与外界交易也非易事。清朝的赵翼编写的《檐曝杂记》中记载:“蒙古食酪蒙古之俗,膻肉酪浆,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兰,中有蒙古兵能汉语者,询之,谓:“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穷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刲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寻常度日,但恃牛马乳。”——可见游牧部落食品之短缺。

  

   至于沙漠部落,由于生存在非常严酷的沙漠边缘地带,淡水及土壤中有机质养料严重不充足,纵使经常迁移游动在干旱地区也难以维持长久的生存,维持部落生存的自然承载力很小,食品和实用物品的严重匮缺导致游牧经济难以长久为继,尤其遭遇上旱灾,更是不得不导向了职业化的“掠夺产业”——攻城拔寨,打家劫舍,烧杀奸淫,吃食战俘,为此凶悍好斗成为沙漠环境中生存的游牧民族最基本的必须品格。

  

   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草原上的部落是生存状态“有星的天空旋转着,诸部混战不已,睡眠无暇,到处劫夺,掳掠……愿望不能实现,只有奋勇拼战。躲避、退却无地,只有挺身作战。安乐无法享得,只有厮杀,混战。”美国地理学家亨庭顿(E. Huntington)于1903——1906年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作考察后发表《亚洲的脉动》一书,认为公元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武力大肆扩张是由于原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变坏所致。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和赫伯特•齐格勒( Herbert Ziegler ),两位专长于世界史的跨文化交往。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游牧部落对待农耕定居社区的方式,总体上用诸如“拆毁”,“屠杀”和“蹂躏”的词汇来描述是恰当的,毫无疑问,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对抗性的,远非是前者对后者带来好处。 特别是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后的历史期,各个游牧部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征服运动⑦。

  

   从生理上说,游牧民族不事农耕,极少吃植物性食品,而以动物性肉类为主食,于是脾气、性格、气质、秉性塑造成食肉动物般的侵犯性,暴躁易怒,人道主义淡薄,善意情感稀缺。论其秉性之源,在生物学—进化论上有物质主义的踪迹可以去追寻。

  

   从习性上说,游牧部落的村民们为了基本生存,必须自幼练习骑射兵器,少年从戎,战斗至暮暮老矣。披袍持刀骑战马,就是日常的一天;一世经历,就是戎马生涯。

  

   冷兵器时代打仗和决斗,士兵之间的短兵相接,常常是靠士兵的勇气(野蛮和残暴),再加蛮力来决出胜负的,换言之,这两者占有较大的战争获胜因素的成分,按照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这两者秉性较为强盛的人士,那么他的精神素质和品位通常就会低下,反之亦然,因为人的一生精力有限,通常是此长彼衰,四肢发达的,头脑往往简单,反之依然。就如M·舍勒和N·哈特曼认为的,精神品质优异者其在(物质)力量上就会稚弱。因此冷兵器武力较量的结果,善良者、精神品质优异者作战后往往会被逆向淘汰掉,而残忍者、品质低劣者则在基因库里大大扩充自己的基因载体给后代,留存了下来(E·亨廷顿持此观点)。假如某个部落的无数代祖辈们不得不靠动用冷兵器靠武力征服去掠夺来求得谋生之道而存活下来的,那么该民族的精神文明的素质通常就会低劣,通常会烙印在遗传基因上而表现出秉性特征来。

  

   例如,剥人头皮和用人头盖骨做饮器——头盖杯,是许多游牧民族的古老风俗,在未开化的部落里曾经广泛流行,这即使在古代的文明人看来,也是人性的稀缺,兽性的留存。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两条记载着北方游牧民族剥头皮和使用头盖杯习俗的。一是匈奴族,《史记·大宛列传》载:“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另一是鲜卑族,《后汉书·南匈奴传》载:“鲜卑人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剥头皮的民族有伊朗系的斯基泰、阿兰族,乌古尔系的回纥、奥斯恰科族,阿尔泰系的旁扎尔科、鲜卑、通古斯族,印第安系的北美、中美、南美诸族。用头盖杯的民族有伊朗系的斯基泰族,阿尔泰系的佩彻尼格、匈奴、柔然族,藏系的党项羌、藏族,藏缅系的乌浒、古宗族,可能用头盖杯的有阿尔泰系的乃蛮族,藏系的伊散图族。称雄于公元前6——4世纪中亚和南俄草原的游牧斯基泰人是最著名的剥头皮用头盖杯的民族。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63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