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傅国涌: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年梦想

更新时间:2017-12-31 23:43:37
作者: 傅国涌 (进入专栏)  
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理想只是理想,现实的中国,恐怕是罗马的末期!哥铁的蛮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隶我同胞;而拥武力的群雄只谋如何巩固其自身之地步,我们善良的百姓,只能挣扎于内乱外患的悲境中。”《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借梦想抨击国民党当局只会向国际联盟求救的“无抵抗主义”。作家傅东华“梦”中穿过“民族门”、“民生门”,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权门”,“我被剥了裤子,验过阴毛中并未夹带违禁品,又被用Х光照过心里并无危害国家的意思,这才放我过去。”对畏民如虎的国民党当局作了辛辣的嘲讽。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虽然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也有人不相信梦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没有梦想,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茅盾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我们早已空无所有。现实的生活窒息到这样的程度,连你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没有了。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孙伏园说“只有回忆没有梦想!”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生平从没有做理想国的梦”。

   有人甚至做着“开明专制”梦、“独裁”梦,俞平伯认为:“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读者孙伯鲁梦想一个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缺乏的是公民梦,唯有楼适夷一个人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而最多的就是那永远不灭的田园梦——

   《晨报》记者茅震初“想凭我的智力和劳力到田园中去过活。”他的故乡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种粮食、蔬菜、果树、花木,养蜂、养鸡、养鱼,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当皓月悬空,波影散乱的夏夜,划着一叶扁舟,临风驶去,岸旁杨柳拂过我的头,掸过我的肩,蝉声一路相迎,水声在船底低唱,仰着天,双手打着桨,……”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田园生活图。俞觉的梦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风淳朴的故乡,“买平屋三四间”,“春秋佳日,或函邀异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乡访旧,领略胜境”。《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有一日“放弃一切”,“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象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章衣萍梦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蛰存“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梦”。“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长吴研因的“梦”。即使“在欧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一方面也梦想“独善其身,优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鲁迅曾以他惯有的笔调嘲讽他们:“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其实,从“大同世界”梦到这些山水田园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倒不是为了“吃饭”这么简单),使他们很少愿意去梦想费事的、烦琐的法治,对做公民的兴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隐士的志趣却千年不灭,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隐,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对渐进的社会改革,对点点滴滴的进步向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顾。殊不知人类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梦想”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华大学教授陈时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梦想,自然是趋于这一途”。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们的身体走进了现代,他们的脑袋还留在古代,终究只是传统中人,要成就独立的现代人格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就写下了《听说梦》一文(4月15日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号)。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在万马齐喑的年头,这么大规模做“梦”自然要闯祸,这些“梦”不仅直接批评了现实的黑暗,暴露了国民党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梦”本身也触犯统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他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编了9期,前后只有五个月。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他,“其实不必那么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年版)

   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梦想”并没有结束在“漫长的冬夜”,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571.html
文章来源:苍山夜语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