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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形而上的政治哲学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释义大纲

更新时间:2017-12-30 16:40:30
作者: 赵敦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对尼采主要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研究,海德格尔所作的存在论解释和施特劳斯派所作的政治哲学解释在国内有较大影响。本文分析了两者的优缺点。按照尼采哲学核心“超人—追求权力意志—永恒回归”的“三连论”,对该书的前言和四个部分进行比较全面的解释,说明尼采的政治哲学毫无秘传可言,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反现代性”。尼采明确把永恒回归的学说归结为“再走一次”的“绝对命令”,但蕴含新价值的创造和古代等级制的复古这两种不同旨意,从而为20世纪哲学留下广阔的解释空间。

   关键词:末人/高人/不平等/等级制/人性

  

   尼采常被称作“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却说,虽然“理论”和“诗意”的区分不适用于尼采,但尼采是伟大哲学家,而不是荷尔德林那样的伟大诗人。(参见海德格尔,2014年,第345-346页)海德格尔的《尼采》是从诗意中解读出尼采形而上学的杰作,他从《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追求权力的意志》(又译《强力意志》或《权力意志》)等书择取一些章节,显露“永恒回归”的存在论和“追求权力意志”的存在者本质之间的张力。他说:“迄今为止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而尼采的思想也许就实现了形而上学的完成。”(海德格尔,2005年,第127页)

   利奥·施特劳斯一贯通过文本解释来阐发政治哲学的自我主张,尼采是他关注的重点,他专门讲授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善恶的彼岸》。他的解读只是为了他在“现代性三次浪潮”中的一个结论:“尼采认为,所有真正的人类生活,每一种高级文化必然有等级或贵族的特征;未来最高文化必须符合人的自然等级,尼采原则上按柏拉图思路来理解自然等级。”(Strauss,1989,p.97)按照这个“尼采—柏拉图”思路,施特劳斯追随者朗佩特和斯坦利·罗森分别解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们强调尼采“神秘而又难以言传”(参见朗佩特,2013年,第15页),以及“通俗(exoteric)”和“秘传(esoteric)”的“双重修辞”。(参见罗森,第280-282页)

   与海德格尔相比,施特劳斯派的解释有一大截差距。尼采对柏拉图哲学的颠倒是彻底的。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这个判断有充足文本证据。如果不顾文本,硬要把尼采学说当作“柏拉图化”的秘传,无异于南辕北辙;要在尼采话语中索隐出柏拉图政治哲学,更是缘木求鱼。如果再贴上“现代性批判”“阻遏现代民主启蒙的目标”“柏拉图式的冒险计划”“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和本质”“历史的终结”等等标签,他们的解读除了给读者一团糊涂的神秘感,不能对尼采文本意义作出清楚可靠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读紧扣文本,思想清晰。在笔者看来,也有其弱点,那就是回避了尼采哲学的政治主题。可能考虑到这个质疑,海德格尔在“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演讲中坚持认为,尼采“不得不在形而上学上,而且仅仅以形而上学方式来思考他的思想”。(海德格尔,2005年,第131页)

   即使没有经过哲学训练的读者也能一眼看出,尼采著作中既没有什么秘传,也不故作玄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融文学与哲学于一体的奇葩,修辞手法虽然斑驳陆离,变化莫测,但自始至终强调“人是不平等的。而且人也应该不平等”。(尼采,2014年,第110页)人的平等或不平等,本是古往今来政治家和作家爱谈的话题,似乎谈不出什么哲学新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奇特之处在于,尼采用“超人—追求权力意志—永恒回归”的哲学“三连论”(trilogy)阐发了“人是不平等”的人性论、社会历史观及其存在论依据。本文拟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文本为根据,以合理性为准绳,对该书“前言”和四个部分作形而上—政治哲学的解读。


序幕:人是什么?


   “前言”第3-4节是尼采全部著作中关于超人最集中、最完整的论述,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前言”的主题是“超人”学说。彼珀的解释更夸张,他说前言和第一部分“揭示出一种较为内在的完整性和完美性。所有的大标题:超人学说、自我超越学说、权力意志学说和永恒轮回学说,在这里已经使人感觉并认识到与随后的部分具有一种指导性的关联”。(彼珀,第8-9页)从“前言”10节的情节看,查拉图斯特拉为了“爱人”而下山,但人是什么呢?尼采阐述了“人”与“超人”、“末人”和“高人”之间关系。这些不同人等区分的具体含义在后来部分得到刻画,但不至于对全书所有学说都起指导作用。

   “超人”(übermench)不是“超级人”(superman),而有“完成”和“克服”人自身等含义。查拉图斯特拉说:“我教你们何谓超人:人是应该被克服(überwunden)的东西。”尼采把生物进化看作“一切生物都创造过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尼采,2014年,第7页),人克服了植物、虫到猿猴,才成为现在的人类,但人的克服是不完全的:“你们走过了从虫到人的道路,你们内心中有许多还是虫。从前你们是猿猴,就是现在,你们比任何猿猴还更加是猿猴。你们中的最聪明者,也不过是一个两分体(Zwiespalt)与植物和鬼怪的杂种(Zwitter)。”(同上,引文后的德文是本文作者在有改动处或强调处依据德文本所加,下同)“两分体”指人性中的猿猴,而“杂种”则是人未克服的植物、虫、猿猴混合的“鬼怪”。需要注意“两分体”和“杂种”是贯穿全书的人性观。

   尼采既不是性恶论者,也不是性善论者,他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人性,按照生命自我克服的本性,他相信超人将要克服人,而不是人倒退为动物。在此意义上,他说:“人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同上,第10页);在“这条悬在深渊上的绳索”上,人只要一步步前行,不回头,不停留,就能够克服自身,完成自身,成为“超人”。查拉图斯特拉下山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隐修士,隐修士说:“人太不完全的事情”;而“不完全”恰恰是查拉图斯特拉“爱人”的理由:“人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所以可爱,乃在于他是行进和下行(ein übergang und ein Untergang)。”(同上)“行进”和“下行”是贯穿“前言”的比喻,查拉图斯特拉为了爱人而下行,他爱“下行者(Untergehende),因为他们是向前者(Hinübergehenden)”。(同上)“下行”针对柏拉图主义—基督教传统的人生目的:一方面把从天上的彼岸世界拉下到大地,因此说“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同上,第7页);另一方面要求那些蔑视肉体而追求灵魂上升的人把自己沉浸在灵肉合一的完满状态,因此说超人就是“能容纳不洁的河流而不致污浊”的“大海”。而“行进者”就是在大地上认识、工作、征服、甘于冒险和死亡的人。

   市场上的民众对查拉图斯特拉的宣讲或麻木或嘲笑,甚至要谋害他。查拉图斯特拉轻蔑地称他们为“末人”。末人固守人的动物性,没有憧憬,没有冒险,他们抱团取暖而又相互争吵。但末人一致赞同的思想是:过去不平等的时代是疯狂的世界,现在“人人都想要平等,人人都平等,谁要有不同感觉(anders fühlt),自动进疯人院”。(尼采,2014年,第13页)

   除了“超人”和“末人”,“前言”还描写了另外两类人:第一类人是两个隐修士,一个要上山“叽里咕噜赞美上帝”(同上,第6页),另一个在山林小屋里机械刻板地执行“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开门”的教义(马太福音,8:7),给上门的“兽和人”施舍食物,而没有爱心(尼采,2014年,第17-18页);另一类人的代表是下坠摔死的,他要挑战没有冒险和前行的末人生活方式,由于头人(“穿彩衣的丑角”)的压制和自己的错误观念、犹豫、害怕而下坠身亡。在此意义上,查拉图斯特拉说,一个丑角对人的不幸命运是一个警示:“人的生存(Dasein)是阴森可怕的,而且毫无意义”。但走钢索表演者是第一个践履“人的存在意义(den Sinn ihres Seins)是超人”的失败者。(同上,第16页)查拉图斯特拉对他表示敬意:“你把冒险当作你的职业,这一点无可轻视。现在你由于你的职业而毁灭:因此我要亲手埋葬你。”(同上,第15页)查拉图斯特拉对两个隐修士也表示善意:他和隐修者“笑着分手了,他们笑起来就像两个孩童”,后来又告诫同伴:“当心不要去伤害隐修者!”(同上,第6、74页)隐修者和走钢丝者分别代表了末人时代的遁世者和冒险者,他们属于尼采后来所说的“高人”。

   古今中外,人性论是政治哲学或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言”呈现出人、超人、末人和高人这四类不同人等的形象,在四部正文中渐次展开为价值评估、社会历史观、政治哲学及其形而上奠基的丰富内容。

  

第一部: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评估


   第一部开始用骆驼、狮子和孩子的著名比喻,对人性作价值评估。这三个形象变形的喻意是,人性是从文化传统的传承到自由解放,再朝向新创造的历史进程。第一部大多数章节对民众承载的柏拉图—基督教传统的生活方式展开狮子般攻击,针锋相对地提倡“我自己”(mein Ich)的新价值。查拉图斯特拉把这些新价值总结为“自我中心”(Selbstsucht)。“自我中心”是“健全和神圣”的“最高道德”,既是“向上()”的道路,也是“回到(zurück)大地的道路”,“给大地赋予意义,人的意义”,从人“这个类型(der Art)向超类型(über-Art)前行”。(参见同上,第81、83页)总的来看,第一部强调“孤独者”创造的新价值。孤独者创造可以理解为个人的艺术创造,但这不是说,个人创造与政治无关。事实上,第10章“战斗与战士”、第11章“新的偶像”和第15章①“一千个目标和一个目标”涉及政治价值的批判和创造。

   在第11章,尼采猛烈地攻击民众崇拜的现代国家:“国家乃是一切冷酷怪物中的最冷酷者”,犹如霍布斯的“利维坦”。霍布斯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真理,而尼采认为国家冷酷地说谎,“这个谎言从它的嘴里爬出来:‘我,国家,就是民族。’”现代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尼采明确地说,“国家”(Staat)不等于“诸民族”(),“民族国家”是谎言。西方现代民族国家都自称基督教王国,“‘在地球上没有什么比我更伟大:我是上帝整顿秩序的手指’——这个陸兽如此咆哮着。”尼采认为,这更是谎言,“上帝死了”之后,国家成为取代上帝的“新的偶像”,“引诱过多的多数人”,驱使民众从事战争,“造成多数人毁灭的死亡”,而且把战争的死亡“当成生命来赞美”,国家的偶像崇拜者也得到金钱、权力的酬报,“我看他们全都是疯子、往上爬的猴子和发烧友”。

   尼采激烈批判国家主义,在《瞧这个人》初稿中,他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Nietzsche,S.472),很多人据此认为尼采是远离政治的纯粹个人主义者。但我们立即在第15章读到:“最初做创造者的,是各个民族,后来才是个人,确实,个人这种东西,乃是最近的产物。”这段话表明尼采认为个人主义是现代西方思潮。福柯《词与物》只不过重复了尼采这一观点。

尼采对古代民族的价值持集体主义解释:他们的健全价值观是群体生存所必需的,是集体的创造和遵从,等级分明而没有上下彼此的纷争。他说:“从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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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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