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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内置金融”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困境

更新时间:2017-12-28 02:25:25
作者: 李昌平 (进入专栏)  
村干部的腐败,是乡村内部的治理机制问题和政府权力具有“合法伤害权”所致,这压根与土地制度没有关系。是村民的民主自治权缺失、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外部边界是清晰的,这个没有争论。被认为产权不清晰一般是指内部不清晰,其实,土地集体所有制内部也是很清晰的,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共同共有产权,共同使用,比如水塘、水系、风水林。这些是不能到户的,给多少钱也不能到户。第二部分,按份所有产权。比如一百个人一百亩田,一人一亩的所有权,增人要增地,减人则要减地,是可以平衡的。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一百个人一百亩地,可以是1人承包,但要向另外99人交承包费。第三部分是按户占有产权,指宅基地。第四个部分是公共机动产权,用于办工业、水利、修路等。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产权,不仅对外是清晰的,对内也是清晰的。

   南方都市报:台湾地区的“土地私有制”是怎么样的情况?

   李昌平:孙中山、蒋介石很早就把这个讲明白了,蒋还写了《土地国有要义》,怎么用土地的极差地租来解决国家发展,国民的共同富裕问题。土地的增值收益一定要全民共享。孙中山的土地制度就是两条,平均地权和涨价归公。台湾的学者也从来不说他们成功的经验是土地私有化。像菲律宾,到现在还在搞均田地,均田地并不是一定要每家农户都种同样数量的土地,而是指地权。什么是“涨价归公”,就是国家给农民土地是让农民种庄稼的。如果种庄稼的土地“农转非”了,土地上“种”厂房了,“种”商品房了,农民大约只能得到“涨价”———地租增加部分的25%,75%是要归公。这与我们天天大呼小叫的“私有化”不是一回事。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很强调土地的国有性和公共性。认为“平均地权”和“涨价归公”是建立共富社会的基石。

  

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基层自治的基础

  

   南方都市报:像古树于的这种模式,是如何解决土地利用效率的问题?

   李昌平:人尽其才、地尽其力,是农村发展之关键。改革30年来,土地过于零碎化一直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障碍,“地坑人”的现象非常普遍。无论是越南的土地私有化实践,还是中国小岗村的土地承包“长久不变”的实践,都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大寨、周家庄公社等数千个村庄的实践,不仅解决了土地过于零碎和经营效率低的难题,村庄土地可以集中整理和统一规划利用,最会种地的人种尽量多的地,而且也将90%的村内劳动力从农地上解放出来从事非农就业,且并不减少份额土地承包经营之所得,劳动力收益获得了数倍增长。

   南方都市报:如果按照私有化的逻辑,实际上是解散了村庄共同体,而对乡村基层自治实际上是致命的。

   李昌平:中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建立在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上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支撑村民自治的产权,村民自治是保护集体所有制的治权。农村改革30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私有化”思路占据主导地位,集体所有制被虚化,导致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制度由于失去了经济基础(或共同体产权)的支持,变得名存实亡了。村社公共水系不断损毁、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生态环境日趋脆弱、社区文化日趋崩溃。最极端的例证就是小岗村不能没有沈浩和省财政扶持,沈浩累死了,还需要从财政厅派去第二个沈浩。沈浩的悲剧,其实是走错了道路的悲剧。

   假如沈浩带领小岗村人像古树于村人一样,从合作社做起,从村社“内置金融”做起,也许两届下来,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会得到较大发展了,村民自治能力会获得较大改善。

   南方都市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解释是像村社内部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治理,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与私有化无关。二是即使现在大寨、华西等坚持集体所有制成功的例子,但不成功的更多,当年不都是大寨体制,为何都失败了?

   李昌平:这里有一个财富的转移效应。坚持“私有制+外置金融”可能留不住财富,比方山西农村,煤矿私有化了,煤都挖空了,钱到哪里去了?都到北京、上海,到美国去买了房子,那50年以后,山西可能还有40%的农民依然生活在农村,没有了钱和资源,地下全是窟窿,也没有水了,频繁暴发泥石流,那会是怎样的场景?而“集体所有制+内置金融”是要完善社区的自主性,它的财富是要尽到维护社区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的,是不能被转移的,这是本质的区别。

   我在云南、贵州各做了一年多的扶贫,对于农村基层设施建设,政府拿钱不少,但怎么做不出来?因为没有村庄共同体。比方说农民自己修路,7000块钱一公里路,政府修同样的路,10万块钱一公里。为什么?因为它只有招标啊,土地调整,招工等各个环节都有腐败,当然10万块钱一公里。如果有村庄共同体,外部有资金支持,像土地调整很多问题他们都内部解决,很快就把路给修起来了。修路还有维护问题,政府修的路政府不维护,水一冲全部都坏了。农民自己修的,把水沟、水槽啊都配套了,早想到这些问题了。

   把土地私有化,解散了再组织起来,成本会非常高。除非发生重大的社会运动才有可能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搞的那个极致才走回头路呢。越南现在很想把土地收回来,就是一个教训。

   后一种看法是没有分清历史不同发展的阶段。为什么之前中国的集体所有制大多数都倒了?是与当时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的。比方说当时没有市场的逻辑,土地在市场上没有价值、土地没有变为工业用地的条件,没有增值收益,农业人口也不能转移到工业中去。现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更重要的是现在的集体是一个市场经济主体,不是国家工业化的工具了。

   南方都市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内部的情况非常复杂,比如你说在城郊,在土地有升值预期的条件下,是否可以采用外置金融的模式,或者说两种模式并不是对立的。

   李昌平:无论郊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也好,内置金融都应该优先发展。城市郊区是无法排斥外置金融的,外置金融和内置金融有一个竞争关系。比方说在内置金融里面,一亩地抵押是2万块,在外资金融里面抵押决不可能低于2万块。假如没有内置金融存在,定价权就完全不在农民这边了。郊区农村发展内置金融,对即将进入城市的村庄共同体是会增强很大的力量的。内置金融的发展其实也是为外置金融加入农村创造条件。

   为什么台湾地区、日本、韩国要优先发展内置金融,因为它对外置金融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对农民是一种保护。它优先发展内置金融,排斥外置金融,因为外置金融下乡,把10%优质客户垄断以后,另外90%服务是很难做起来的。所以它们的政府早期是拿钱垫本,扶持村社办内置金融。李登辉时期曾为削弱国民党在农村的势力,企图从农会里拿走80亿的垫本金,还引发了一场“农民暴动”。随着内置金融发展起来,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资本下乡和内置金融进行竞争。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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