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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知青杂记之五——山乡男人

更新时间:2017-12-27 21:44:06
作者: 史啸虎 (进入专栏)  

  

   这个知青杂记的第二集写的是山乡女人。很多读者看后在给予肯定和夸奖之余,也在问我何时能写一写山乡的男人?说实话,相比于山乡女人,山乡男人确实不太好写。因为女人一般不介入政治,贤惠而单纯,而男人嘛,似乎又总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何况那还是在中国现代政治曾经的集大成者——文革正酣的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就我个人的插队经历来看,山乡的男人总的来说,对人还是挺厚道、淳朴和温和的,而且身上并没有那么多文革期间城里很多男人身上普遍带有的那种动辄喊打喊杀或者城府很深的那种令人讨厌的阶级斗争味道。不相信吗?下面就容我细细道来吧。

  

   当年我们刚下乡时,发现山区村民个头普遍较矮,估计大多在1.65米左右。除了在白帽区和公社见到的那些干部们的个子还算正常外,好像很少有高于我们知青个子的山民。石岭村就有一位外号叫“长子”的男人,当年30来岁。一开始我们听不大懂当地话,不知“长子”何意?后来得知他的外号就是因为他的个子比较高时,就哑然失笑了,因为他还没有我们知青组大多数男知青个子高(我当年身高1.77米。这位被当地人称之为“长子”的村民个子也只到我眉毛上面一点,估计可能最多也只有1.72-1.75米吧——作者注)。

  

   山乡男人不仅个子不高,而且与不下田的山乡女人的白皙窈窕不同,还因负荷了太多太重的生活负担,加上可能长期营养不良,他们的身材大都是桶形的,而皮肤则是黝黑而粗糙的,身上几乎没有皮下脂肪,而且由于勤于劳作,他们四肢的肌肉却都是饱满而有力的。尤其是山乡男人们的那两只小腿肚子,由于经常负重翻山越岭,那里的肌肉都是鼓成一大团,稍微用力就坚如铁石般硬。

  

   我曾试挑挑过石岭村里一位中年村民从山上挑下来的一担两大捆足有两座小山一样高的栎树条柴火,刚上肩就感觉到一股山一般的重量压在窄窄的肩膀上,即便顾不上肩膀疼,腰腿都得拼尽力气才能站稳。那重量至少也有200-300斤。那次,那担柴我只挑了一二十米远,就感到力不从心,撂挑子了。可那时我还经常练举重,90公斤重的杠铃可以连续卧推十多下哩(我们组知青下乡时还带了一副标准的100公斤重的杠铃——作者注)。而那位小个头的村民居然一个人就能将这么一大担小山一般高的柴火从山上挑了下来。可见,山乡男人虽然个子不高,但能如此能肩负重担、吃苦耐劳,你不服都不行啊!

  

   不过,在08年和12年我两次重返岳西时,以前留下的那种山乡男人个子矮的印象已经没有了。那两次无论在县城天堂镇或偏远的白帽镇上,还是到了石岭村里,见到的男人,除了当年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原本就矮小的老山民外(不知为何那时感觉他们似乎显得更加矮小了——作者注),大多是衣着时尚、气宇轩昂,论个子也都不算矮了。

  

   比如,我们老房东儿子的儿子就比他老爸(也就是拙文《一座回乡知青的坟》中提到的那位前几年的一天晚上因外出醉酒归来不幸跌落田坝摔死的那位乡村退休教师——作者注)足足高了一个头,身体强壮、相貌英俊,儿女双全,谈吐不俗,算得上是山里的新一代农民(与人合伙买了辆农用货车,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跑运输)。

  

   可能由于贫穷,山乡男人酒喝的少(据说当时最便宜的一斤地瓜干酒也要0.5元,而这足够山乡男人干两天农活的了——作者注),但喜欢抽烟,尤其是那种旱烟袋。石岭村的男人们几乎每人一根烟杆,大多是竹根做的,粗约手指,长不盈尺,上面的竹节一节一节的,烟锅处多是铜皮包裹,烟嘴也是,但也有玉石的。烟杆上还挂有一个烟袋儿,里面放有切成丝的当地产土烟叶。平时就斜插在裤腰上。

  

   劳动之余,找块石头或坡地坐下来,男人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抽出烟杆儿,从烟袋里捏出一撮烟丝,压进烟锅里,再摸出一盒火柴,擦着,就着烟锅就吸了起来。几口吞云吐雾,烟锅里的烟丝就燃烧完了,男人们就将烟杆儿朝就近的树上或鞋底上敲几下,再吹几下,然后装上烟末,继续抽。一般男人抽烟,不抽上三五锅烟似乎就不过瘾儿。

  

   或者,不用烟杆的男人,就从怀里掏出一个扁形小铁皮盒,里面放有烟丝和一小叠裁剪过的长方形毛边纸。然后拿出一张烟纸,从铁盒里拿出一些烟丝,捋成条状,放到用手指斜弯起来的烟纸上,然后熟练地一卷,最后放到嘴唇边用口水将烟纸粘住,一根喇叭型的卷烟也就完成了。然后也是用火柴点着,美美地吸了起来。

  

   如果歇工回了家,有条件的山乡男人就开始坐在家门口吸起了水烟。岳西水烟多是铜的,一个铜做的或圆或方的扁形容器,上面插有两三根细铜管,一根头上是烟锅,一根则是烟嘴,中间的那根多是插纸媒儿的。抽水烟大多是用火柴或就着豆油灯点着了纸媒儿烧烟锅。那样节省火柴,而小小的火柴当年那也得花2分钱才能买一盒。

  

   石岭村有一户村民有一个当年比较稀罕的做工精致的白铜水烟壶,上面还刻有漂亮的花纹。我们经常看到他总是坐在门口抽水烟,见人就打招呼,那个得意劲儿,呵呵,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这个宝贝似的。后来我们一问,得知他家成分居然还是贫农。

  

   当然,那时一个农民要是能抽上一包纸烟,不管是春秋牌香烟还是东海牌香烟,那就更是值得炫耀了。因为石岭村男人们要拿出拼命干上一天赚的工分且不吃不喝才够买到一包东海烟。要知道,石岭村1968年10分工仅值0.21元,而东海香烟当时价格则是每包0.18元。

  

   说到山乡男人,那就不得不说当年山里的一个好风俗,那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因为这显然与山乡男人的淳朴和不贪有关。我们知青农闲时也喜欢出门到处闲逛。经过一些山村时,我们常看到一些村民的家门虚掩着,如想歇脚喝口水,就去门前招呼主人,但屋里总是一个人也没有,想来都是出门上山或下田里劳动去了。田坝上,只有一些鸡、鸭在房屋周围闲散地找食或打融(交配)。猪只闻到人声则在圈里哼哼,养的山羊多被绳子拴在山坡上的一棵树上,在那里啃食周围的青草。一幅静谧的桃花源氛围。

  

   当时,我们这些十几岁的知青,刚刚经历过了文革中合肥发生的那些野蛮的但几乎是社会性的打砸抢、抄家和偷盗,甚至刀枪相对的武斗等暴力争夺行为,甚至有的人家里就被造反派抄过几次,细软和摆设几乎都被抢走或砸烂(我家也被抄了好几次,房屋还被造反派占去了一半——作者注)。因此,我们对山里村民们的这种家里没人却大门敞开,丝毫不设防的场面似乎都有点不适应。当我们看到山民家中无人也不闭户的情景,心里产生的那种惊讶,真的难以描述。说白了,那种心理反差的冲击非常之大,站在空无一人的村民家的虚掩或大开的房门前,我们甚至都有一种自己就是一个莽撞的入侵者或小偷似的感觉。

  

   为此,我们还曾问过石岭一些村民,你们出门不上锁,家里被偷了怎么办?村民一般都是这样说的:不肖必啦(不必要),乡里乡亲,哪里有什么小偷?听了这种坦然而率真、恍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农人的那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话语,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出一分惊讶和惭愧来。

  

   那时候,我们上山打柴经常看到小路边就放着一两捆已经捆扎妥当的栎树枝条柴火,有时旁边可能还放着一把柴刀或一根两米长、中间半拃宽,两头尖尖却包着铁头的冲镐(山乡一种挑柴火专用的扁担),但周围愣是没人。第一次见到时,我们还心想,这么好的柴火是谁丢在这里的?再等一会儿,要是没人我们就挑走了?还省了一趟砍柴的活。当然,后来我们还是忍住了,没拿。过了两天我们再次经过那里,那捆柴火居然还在,原封未动!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句话是说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期社会状况的。类似描述最早出于《贞观政要。 政体》篇,当时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所以史书说“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后来宋代的《资治通鉴》则描述说,贞观年间,“路不拾遗,外户不闭”。这些史书上的记载和叙述使得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的初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惊羡的一个皇权良治时代。

  

   可让人感慨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经过十多年充满你死我活和虚伪欺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甚至暴风骤雨猛烈如文革的洗礼,致使司法无存,而官场上则难窥政治信用,民间社会的道德体系也濒于垮塌。派别之间绝情无义的争斗则让人与人之间几乎都失去了起码的互信。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岳西的深山区,民风却依旧淳朴如一千多年前的贞观年间。这是多么难得的啊!

  

   (遗憾的是,后来我们一些知青却将城市里的文革遗风带到了山里。可能出于饥馑,也可能仅仅出于恶作剧,少数知青还是那套目无法纪、打倒一切的红卫兵范儿,有的人居然开始偷盗起山民的鸡鸭来了。这些行为虽然是极少数,为时也不长——后在知青内部遭到强力劝阻而作罢,但一下子就败坏了合肥知青在山民心目中原有的良好形象。当然,也给当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纯朴民风和良好习俗打上了一块丑陋的补丁。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值得我们知青反思的事情啊——作者注)

  

   山乡男人们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品德,那就是注重邻里关系,为人也慷慨厚道。比如,当地有一个习俗,那就是村民过年杀猪,会请全村每户都去一个户主,即男人吃杀猪宴。当然,这种杀猪宴也体现了山乡的另一种习俗——男尊女卑,也就是只请男人,不请女人。但在石岭山上,厚道慷慨的村民,不管哪家杀猪,都是请我们组所有在家的知青去赴宴的,一个不落。

  

   第一次赴杀猪宴,我妹妹也在被请之列,而且那位做东的村民居然还特地请她坐了上席。因为他也有一个十多岁但未成年的女儿。其实,山乡好像早就有一个规矩,即女人不上席。但经过那场评工分事件(详见《知青杂记之二——山乡女人》——作者注),我妹妹居然也获得了与山乡男人同等的待遇。山乡男人的开明与厚道由此可见一斑。这显然是值得我书写出来并加以赞誉的。

  

   但在我们刚下乡时却并非如此。那天晚上,石岭村民在小祠堂堂屋摆下两桌接风宴,两个大方桌边除了我妹妹一个女知青外,没有其他任何女人。就这样,我妹妹还是被安排坐在末席,勉作陪衬,而我们其他四位男知青都是两两分坐在两张桌子右首的客席上。男尊女卑,一目了然。当然,那天是有几位公社和大队干部作陪的。而村里过年前的杀猪宴,由于都是乡里乡亲,也就不大分主次了。

  

每到腊月年前,也是山区杀猪匠们最忙乎也是收入最好的时期。过年前杀猪也叫杀年猪。大约过了冬至,各村各户的杀年猪也就依次开始了。过去,山里人生活贫苦,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肉。而且,山里人养猪一般都是养1-2头猪,没有意外也不卖,就是想留到过年前杀了自己吃。杀猪宴剩下的猪肉一般都是切成大块,搓上盐,挂到厨房无烟灶头上的房梁上,靠灶膛里烧柴冒出的松油烟将其熏成黑漆漆的腊肉。用灶间柴火油烟熏肉也是一种有效的防腐措施。村民们据此也就可以细水长流,吃上很长时间猪肉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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