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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中:民族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更新时间:2017-12-27 13:22:44
作者: 王延中  
应该成为现代国家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强化“四个认同”的教育问题。“四个认同”是中国每一个公民、社会成员都应该树立的理念。这是组成现代中华文化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方向与灵魂,也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特征。在“四个认同”基础上,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又加了一个认同,形成了“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提法,需要认真研究与阐发。总之,在现代文化建设问题上,讲民族文化多样性不能忽视中华文化整体性,讲宗教信仰多样性不能忽视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性,讲各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发扬要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否则,现代文化建设的主线不明确,中华文化共有精神家园的共同性就比较弱,国家主流文化文化形态就很难覆盖所有的公民和社会成员。

  

   四、努力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近代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步履是蹒跚的、不容易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作为一个面积广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不平衡、人群不平衡十分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在现代化过程中注意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优胜劣汰,各地区实现完全一样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看待发展的不平衡具有客观性,但是我们不能在不平衡发展状况面前无所作为,必须树立区域协调发展、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和发展战略,注意在不平衡中寻求平衡发展。我们不能等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节奏,让发达地区慢慢带动欠发达地区自然演进,在落后地区面临发展困境时无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使我们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就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发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整体作用、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和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和援助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来说,是实现全面小康、与全国一道完成“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条件。

   把在发展过程中寻求国内各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对民族地区来讲是加速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提出先富带后富的战略思想,90年代末期中央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正式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了支持和援助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青海等特殊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却具有奠基之功。经过近20年的持续努力,尽管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在总量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有所扩大,但大规模的支持援助毕竟极大改善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民族地区自身努力、国家政策支持、发达地区援助等因素作用下,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在增速上已经超过全国平均速度,一些过去发展很差的区域如西藏、贵州近年来的增速甚至名列前茅。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地区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体制的保障,没有国家支持和发达地区援助,单靠自身努力发展速度不会那么快。这是我们的体制优势的体现,也是今后继续坚持的基本经验。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强调,民族地区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自身能力的建设问题。仅仅依靠支持援助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没有自身能力的提升,发展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必须在利用国家支持和外来援助的同时,想方设法提升自己参与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要注重发展的结果,更要重视把援助发展转变成内在自生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反贫困,必须是坚持援助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必须把外部条件转化为内在动力,必须在援助过程中、发展建设中把着眼点放到提升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自身能力上来。从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提升内在的发展能力建设,为民族地区提供不竭的发展动力。

  

   五、促进地区优惠政策与民族扶持政策的有机结合

  

   我国民族地区面积广大,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民族地区只是一个笼统概念。不同民族地区的范围与内涵并不完全一样,民族不同、自治地方不同、发展条件不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同。中央对不同民族地区的发展有一般性的制度安排和相对一致的政策、规划,也有针对某些特定地区、特定区域、特定人群的差别化政策。对一些特定的民族地区,又给予特定的关注,如西藏发展的问题、新疆发展的问题。中央成立专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施专门的政策和扶持措施。在民族地区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各地对于民族地区的多样性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我国民族地区并不是铁板一块,对民族政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了解不深,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民族政策往往从自己的需要进行解读,对优惠政策的相互攀比问题非常突出。

   在云南调研时,我对此感触颇深。应该说,云南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经验在全国是拿得出手的,从中央到各地都很认可。但我们调研时却发现,针对人口较少民族的优惠政策就存在较强的攀比心理。人口较少民族优惠政策是具有特定条件的,民族人口数量是一个直接标准。但是,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往往与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世代杂居在同一个区域内,当地的发展条件、环境、基础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异,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也比较相似。一些特殊优惠政策根据民族身份而不是根据区域发展水平确定,优惠扶持政策人为地导致同一区域甚至同一乡镇、村落不同民族之间的显著差别,势必形成相互攀比优惠扶持的问题。比如,在同一个地方,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希望攀比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政策,非藏族地区希望攀比藏族地区的优惠政策,或希望能按照藏族地区的政策贯彻落实,而其他藏族地区的政策又没有西藏的政策更优惠,他们又希望能按照西藏的政策推而广之……

   民族地区的类型是多样的,各自面对的问题也是多样化的。相关政策不能一刀切,但是差别化的政策又容易导致相互攀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如何加以引导,如何在实践中切实使民族政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大而化之的问题,需要精细的调查研究和切实可行的学理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指出,“大家不要攀比国家对新疆和西藏的优惠政策。”因为西藏和新疆有一些特定的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反分裂的任务很重,发展的特殊困难也更加突出。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国家的特殊政策,要想实现全国的平衡发展是不现实的。由此可见,都是民族政策,国家层面的考虑和地方层面的考虑是不同的,不同地区的视角是有差异的,不同人群对这些政策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的。这反映出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必须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般公共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该用民族政策的时候用民族政策,该用基本公共政策的时候用公共政策,不要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援助政策、针对少数民族的所有政策,都称之为“民族政策”,都落实到某些民族身份身上,确实需要更加精细地研究这些政策的内涵和实施后果,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不要在导致很多问题后依然坚持民族政策的所谓“刚性”,扩大分歧、固化差异,不利于共同发展,也不利于民族团结。

  

   六、创新民族学学科定位与理论方法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一些挫折,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右翼保守思潮有所上升,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不以区域和国界为边界,日益成为跨区域、跨国家的大问题,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事情,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一带一路”战略。对这些议题,我们传统的民族学的话语体系、区域政策及特殊的民族政策,是以固定的人群和固定的区域为边界的。现在,面对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进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进入东部和大城市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西部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包括西部的农民工不仅是少数民族,也有汉族。面对这些新的趋势和变化,传统民族学的工作机制和话语体系就跟不上了。如大家知道的某自治州的一个领导的发言酿成一个不小的事件。在援疆援藏、支持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很多干部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去的,没有接受较多的民族学的知识和多民族国家国情的培训,因而也容易出现不能自觉地设身处地站在当地的立场和当地人民群众的角度看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等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学科进行了一些调整,把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法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合并掉了,当时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专家就转到民族学的领域。所以,中国的民族学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和重建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民族学为这些学科的发展留下了很多火种、人才和知识。所以,社会学的重建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民族学在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具有独持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民族学,而在“苏东事件”之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学都向人类学这边走,真正坚持民族学的国家不多了。日本的博物馆叫民族学博物馆,但好像它的学位是将民族学和人类学合起来了,而欧美国家是人类学传统。国际上有民族学人类学联合会,但其在真正意义上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少,人类学的多。中国现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步伐不是很快,离我们的要求和目标性任务还差得很远。我们的民族学有没有自己的领域,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和定位?我不主张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完全分开,界限分明。我们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把一切经济问题都变成经济学的。因此,其他学科感觉比较弱势。但是,反过来讲,每个学科确实也需要有一定的分工,一定的边界,中国恰恰是在民族学的旗帜下,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而社会学越来越往外走了。很多高校的社会学虽然有的还在人类学、民族学院挂着,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开始独立出去。所以,这些学科到底怎么定位?当然,问题是不分界的,但学科是有一定边界的。好在我们国家的民族学还没有像西方那样完全变成人类学,我们还有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此外,我们的研究对象还应该拓展,从学科发展现状也可以看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汉族也是我们民族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关注民族问题和民族现象也不能说是完全研究民族地区。

   我2014年在西南民族大学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中国的民族学应该四个领域的研究都要涉及、都要开展。中国的民族学还有一个特定的领域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可以保持的。第一个关注领域就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这是民族学依托的传统的领域。但是我们要把它拓展成全国范围内的和整个中华民族,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族关系也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恰恰不能成为民族学简单的领域,有很多是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如民族工作、民族事务管理就不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族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应该包括沿海地区、普通高校,而不仅仅局限在民族大学、民族地区的范围。

另一方面,民族学的新领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理念如何在学科内部扎根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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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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